# 对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检查

　　<中共新华社机关党委、鲁石>

　　今年当国外敌人集中火力向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由于我的剥削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多年来没有得到改造，对当前形势作了歪曲事实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计，于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居然配合敌人对大跃进、对总路线、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当然不是一般的小错误，就它的性质来说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两个多月来，经过党和同志们的严肃尖锐的批判，热忱耐心的帮助，使我逐步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现在我向全社同志检查我的错误和对错误的认识。

## 一、反党言行及其发展过程

　　大跃进以来，由于自己革命意志的衰退，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缺乏热情，工作中暮气沉沉，没有干劲，怕紧张，怕乱，怕运动，怕打破常规，开始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抵触了。但当时由于各种振奋人心的消息不断传来，自己在整风中刚刚批判过中游思想，这种和总路线的矛盾还未形成尖锐的对立。

　　今年以来，市场上一部分商品出现了某些紧张局面，自己不加分析地把它夸大为“不是那一项紧张，而是全面紧张”。思想上陷入迷惑不解，胡思乱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大跃进以后还会这样紧张？对大跃进中工作紧张和今年市场紧张都不满。后来又听到了一些粮食紧张的消息，对这些零星、片断的材料不加具体分析，反而夸大幻想出了一幅全国“粮食危机”的悲惨画面。当时想，副食品紧张些还不要紧，至多是排队，少吃些，影响不好，而粮食如果不够吃，却是要出大乱子的。在这一问题上真是想入非非，非常离奇，曾想到城市粮食供应是否会减少，如公社是每人每天四两，城市可能每人减少到半斤。农民是否会闹事？如果农村粮食不够，农民不让收购，城市的工人、机关怎办？如果城市收购，农民怎办？把工农关系看得极为紧张。如果闹事以后，要不要派军队镇压？出现了混乱局面，美帝国主义、台湾国民党会不会趁机进攻？总之把形势看得漆黑一团，悲观绝望。当时还想粮食紧张的消息一定要注意保密，赶快采取紧急措施补救。如把仓库存粮拿出来用，出口的粮先扣下，度过危机，到夏收后再说。现在看来，这些想法简直是白天见鬼。这时，自己对党的领导、群众、社会主义制度都完全动摇了。曾设想了四种情况来污蔑我们的社会：甲，工作不紧张，生活也不紧张；乙，工作紧张，生活不紧张；丙，工作不紧张，生活紧张；丁，工作紧张，生活也紧张。自己认为第一种最好，第四种最坏，完全站到敌对阶级的立场上来攻击了。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都怀疑起来了。难道我多年来奋斗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吗？悲观失望到对社会主义都没有信心了。

　　在对形势的极端悲观估计之下，自己吓昏了头。于是要“追根究底”，“打破砂锅问到底”，实质上就是要追究党中央的责任。很快地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想法，也就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为了叙述方便，把它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是反对快。我觉得所以这样紧张，是去年大跃进太快了。我把“快”看成为万恶之源。一切缺点好像都是从快字上产生的。比如粮食紧张问题我是怎样分析的呢？别人说：农民吃多了，科收粗糙，粮食管理工作不好，浪费了一些粮食，我对这些一概不信。农民吃多了，为什么农村粮食还比城市紧张呢？我认为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是虚夸。那时我已知道7500亿斤的数字有虚假。我觉得这不是一省一县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虚夸。为什么虚夸呢？别的同志埋怨下边虚报，我却认为谎报者和受骗者都有责任。我认为中央所以受骗，是由于不断反右而带来的副作用。在反浮夸作风过程中自己听到了一些干部、记者检查风格不高问题，不敢大胆讲反面意见，就认为这是虚夸的主要原因。虚夸的另一原因自己认为是丰产不丰收，在秋收的紧要关头大批劳动力调去炼钢去了。本来这是缺乏经验，劳动力安排不当，受了点影响，自己却归罪于炼钢任务紧急。为什么任务那样紧呢？就觉得1070的指标偏高了。1070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自然就把责任归到毛主席身上去了。

　　对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我也认为得不偿失。有一股妖风说：土高炉不顶事，白劳动了。地里庄稼没有收好，炼的铁又没用。我当时还觉得这种说法太过份，否定一切是右派言论。我觉得土铁还是有些用的，不过是得不偿失，工业上得了一点，农业上损失太大。

　　对人民公社，我认为生产关系的改变太快了。影响了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如手工业、副业、副食品等，旧的垮了，新的还没建立起来，必然产生脱节现象。

　　工业生产中事故增多，我也不加分析地认为是太快带来的，中央有责任。我觉得中央一方面强调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给的任务太急，没有检修设备的时间，因而事故增多。

　　今年四大指标偏高，更成为我攻击党的一个重要事例。和刘金恒同志辩论时还居然质问：如果是右，为何不再提高一些呢？原先说跳一跳可以摘下来的果子，现在不是摘不下来了吗？将来如何向世界上宣布！对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缺点，那值得这样大惊小怪？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攻击不是非常明显吗？

　　总之，自己抓住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缺点或者是夸大了的缺点，要来反对中央的“左倾冒进”了。自己明知道1957年反冒进的错误，中央再三指出反冒进出现了马鞍形，以后不要再反了。可是自己那种顽固的反动立场使自己头脑发昏了，对“步子跨大了些”的说法认为是轻描淡写，不能深刻认识错误，还在卢山会议之前，就放出了反对“左倾冒进”的向党进攻的第一炮。变成了反党的急先锋。

　　第二是反对乱，反对“一阵风”，实质上就是反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我的主要论点是“建设不同于革命”论。我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都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彻底，不仅完成了三大改造（我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而且还进行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反右派斗争。现在剩下的问题主要是建设了。这实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完结的理论。因而提出革命是要暴风骤雨，迅猛异常，而建设则应是“毛毛雨”，慢慢地“跃进”，从容不迫地、四平八稳地步步高升。建设搞群众运动，就会是“一阵风”，弄的很乱，使比例失调，失掉平衡。而且还歪曲事实得出了这样一条规律：大跃进——大紧张——整顿——大跃进，以此来吓唬人。并且以固定不变的“平衡论”来反对“不断革命”论。

　　第三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

　　在前面的错误分析之下，自然对党中央不满了。要把自己的一套想法，强加于党中央，说什么党中央变了，“不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啦，只反右不反左啦”说什么“反右是轰轰烈烈，反左是轻描淡写，保护过关，这样下去，会助长干部中宁左勿右思想。”说什么去年是“胜利冲昏头脑”，觉得人民日报上应发表一篇像斯大林那样“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毛主席讲过一句虚名而得实祸的话，自己也用来攻击去年大跃进是务了虚名，今年大紧张是得了实祸。因为毛主席在徐水讲过一句“粮食多了怎么办？”就觉得毛主席也不够冷静了。毛主席太着急了，还是拿着革命时期的作风来搞建设，弄得大家太紧张。污蔑中央没有自我批评精神，“错就错了，为什么不可以讲清楚”“偷偷地改，不但报上不说，党内也不说。”把“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不要给群众泼冷水”“不要反冒进”等真理，也看作是一个框框，助长了左的偏向。

　　由于自己站在反动立场上，要顽强地宣传自己这一套右倾观点。可是做贼心虚，又有些害怕。于是一方面使用“原则上同意实际上不同意的手段”找着“总结经验教训”的虚伪幌子，装出一付“公正”“中庸”的面貌来进攻，如表面上说我还是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我说的“左倾冒进”不是路线问题，而是执行总路线中的“左倾冒进”；另一方面就恶毒地攻击党的民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说虚夸是不断反右人们不敢讲话的结果，说这样紧张所以没有闹事，也是反右后人们不敢讲话的结果。毛主席在一封信中说他“唱低调”，自己很感兴趣，可是同意一个干部的反映，低调只有毛主席敢唱，别人一唱又是右倾了。实际上自己的右倾低调和毛主席的低调毫无任何相同之处。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迅速纠正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个别缺点，局面好转的很快。自己却认为这是由于党和毛主席在人民中有高度的威信，可是如果不注意“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党的威信是有限度的。自己觉得速度太快，要出大问题，会闹大乱子，真有些“心所谓危不敢不告”的感觉，曾想到运用党员权利，给中央写信。可是考虑结果，风格还是不高，怀疑自己的见解是否完全对，材料也不充分，怕弄不好还要检讨，作了戴煌第二。

　　庐山会议时自己还想，那么多中央委员难道就没有不同意见？应该争论一下，好好总结经验教训。自己在设想过开会后中央公布的文件，首先肯定1958年的成绩是伟大的，然后指出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和错误，应该纠正，同时提出在反左时要注意防止右倾的抬头（如指标落实过低）最后提出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继续跃进。实际上核心是要中央反左倾冒进。事与愿违，中央反右指示指出右倾是当前主要危险，这无异于给自己浇了一瓢凉水，可是还未醒过来。心里想：“现在是一顶帽子变成大小不同的三顶了：右派（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二号）右倾思想（三号）以后谁还敢讲心里话呢？”本来就对不断反右有反感的我，这时无可奈何地回到家中，感慨地想：“反右！反右！自己既无力纠正别人，也不愿被别人纠正。”在传达了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后自己感觉到是错了。以后每听一次传达，越感觉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在增加，直到这次批判才彻底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当时在宣传报道上的反映就是消极泄气。党的宣传工作者的任务是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可是正当敌人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在攻击潮笑我们的时候，自己却解除武装，向敌人投降。报道上觉得左右为难，没有办法。而且认为宣传工作上的这种被动是由左倾冒进带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嘲笑我们：“中共记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自己觉得很恰当。穆之同志召集编委扩大会讨论如何鼓干劲的报道，自己毫无办法，认为宣传工作者如果自己思想不通，如何能向别人宣传？自己的原则是宁可少说不要，不要错说。审稿中采取消极把关的办法。在各项报道中的表现如下：工业报道上：怀疑小土群的作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不敢讲了，工人超额完成计划跃进到某年也不敢讲了，发明创造也不敢讲，核对再核对。包钢今年出铁，也不敢讲，怕出不了铁形成被动。报道中的战斗气氛不顾宣传。如报道武钢的一组稿件，编辑标题是：“这里是分秒必争的战场”，我把它改为“扬子江畔建钢城”。思想上认为“战场”“战斗”“大战”这些字眼用的太多。各种数字也是尽量不讲。农业报道上：虽然公社的所有制不能报道，但公社的优越性也不敢多讲了。在小麦丰收的报道上数字不好讲，自己也不能积极设法克服困难从其他方面宣传丰收。在财经报道上：讲什么都怕刺激，收购问题不敢大胆讲，特别是报道海南岛收购后，有一读者反映不妥，自己更不敢讲。副食品的报道也怕刺激，告诉编辑不要提大量供应，大量上市（有些副食品暂时不讲是对的，但自己的情绪是什么也不敢讲）。文教报道上：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劳动方面不敢多宣传了，只讲提高教学质量，师生关系等。从这里可以看到右倾思想危害之大。

## 二、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批判

　　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系统的、完整的、非常猖狂和明目张胆的。一切的机会主义观点最后都归结到攻击总路线，而且还狂妄地想把自己这一套祸国殃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强加于中央，代替光芒万丈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是何等的不自量。一位工人同志说得好：总路线是宝贝库，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实行了我这一套观点，必须是悲观失望、甘居下游、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结果是没有社会主义。现在我从以下几点来批判自己的错误。

　　（一）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最突出的一点是反对快、反对大跃进，以此来反对总路线。大家知道，速度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问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过：“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人民日报社论也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总路线的灵魂，它像一根红线贯串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我恰恰在这样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向党进攻，想抽掉总路线中的这根红线。

　　为什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要采取高度速度呢：第一是我国一穷二白，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只有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改变我国的落后状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二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我国是大国，对世界局势有重大影响。如果我们不加快建设，就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对国际无产阶级、对世界和平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如果实行我的那一套“毛毛雨”“慢慢的跃进”“从容不迫四平八稳地步步高升”“每年提高一点点就行了”的观点，不但不能提高人民生活，在帝国主义进攻时将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而且推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那么快究竟有什么不好呢？没有什么不好。自己原先认为太快产生了缺点，造成了大紧张的那些根据都是站不住脚的。是自己活见鬼。比如今年上半年市场是否像我说的“全面紧张”呢？不是。今年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3%，6月的商品库存比去年同期增长15.9%。大多数重要商品的供应比去年同期都有很大增加。供应量减少的商品也不过十来种，如猪肉、蛋品、糖、皮鞋、手表等。这能说全面紧张吗？比如我耽心的粮食是那样紧张吗？不是。今年春季一般很短的时间内，全面不到5%的地方由于去年有灾情，没有安排过好日子，收割粮食有些粗糙，在使用上也缺乏计划，吃得多了一些，加上今年春季又有新的灾荒，因此，曾经一度出现过粮食供应不足的状况。把自己吓昏了头的那些所谓“粮食危机”的事实，不也就是百分之五吗？比如虚夸问题，是否像自己所说的是大炼钢铁挤掉一切，人们不敢讲话的结果呢？不是。粮食数字虚夸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估算经验，因而计算偏高。至于生产事故增多，既不是全国情况，某些单位也只能看作是大跃进中对安全问题注意不够而产生的个别缺点。

　　大跃进、快速度是否带来了紧张呢？是带来了一些紧张。可是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早已讲过，这种紧张是前进发展中的紧张，没有什么可怕，相反，慢一些所带来的紧张，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紧张局面。自己就是因为这点紧张就起来攻击大跃进了。

　　（二）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二个错误是反对群众运动。大家知道：大搞群众运动是实现总路线的最重要的保证。总路线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是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我污蔑群众运动“一阵风”“太乱”“失掉平衡”，实质上也是在攻击总路线。不搞群众运动如何能够高速度呢？那里还有什么多快好省？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试金石，党的群众路线的方针自己是知道的，自己所以弄出一套“建设不同于革命”的谬论来反对在建设中搞群众运动，本质上就是不要社会主义革命。自己认为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革命已经到头了，建设可以慢慢来，自己应该享福了。对广大群众那种要改变一切二白面貌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无动于衷，冷眼旁观；对群众运动中的缺点，指手划脚，百般挑剔，这只说明自己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毫无热情。

　　（三）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三个错误是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来反对总路线。总路线中的一条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自己却散布了许多反右以后没有民主，人们不敢讲话的右派言论。是不是现在没有民主观？当然不是，而自己所以产生这种不民主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有许多右倾言论不敢放出来，放出来怕遭到打击，蹩在肚子里又闷得慌。因而就感到不民主了。民主是有阶级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资产阶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无产阶级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让资产阶级的毒草自由生长，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自由泛滥，那就必须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自己这种反右以后不敢讲话的论调，正是代表资产阶级右派要民主。现在我认识到这种民主不但不应有，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向前飞跃发展，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一切思想、观点、习惯势力的时候，还应该加强专政，绝不能让它自由泛滥。

　　（四）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第四个错误是反对党的领导。散布对中央的不信任，削弱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谁都知道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绝不可少的保证。任何对它的削弱和破坏，都是直接打击了社会主义，都是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也在这里。那么再问，自己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攻击是否有根据呢？没有，毛主席是否不冷静呢？恰恰相反，毛主席不仅领导群众以冲天的干劲大跃进，而且大跃进中的个别特点都是毛主席首先提出来纠正的。党中央是否反右不反“左”呢？不是。党中央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今天所以不断反右，正国为右倾是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种顽症。自己和党的矛盾，恰恰说明不是党中央变了，而是自己变了，自己蜕化变质了。

　　（五）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其性质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原先我还想不通这一点。我觉得我之所以反对总路线，是由于对形势作了主观主义的估计，对成绩估计不足，对缺点片面夸大（一是抓住缺点追根，一是把各种缺点加起来），把局部当作全局，把支流看成了主流。可是反问一下，为什么对成绩视而不见不感兴趣，对缺点则任意夸大，直般挑剔呢？为什么对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热情，冷冷清清，而对攻击缺点则那样积极呢？这不是很好说明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吗？原先也想自己虽然反对快，但不是不要建设社会主义，而是要一个慢慢的社会主义，现在要问，谁喜欢快一点？谁喜欢慢一点？慢一点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代表什么人讲话？这个立场不是很明显吗？现在还要问；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可能有一条慢慢建设的社会主义道路吗？社会主义不是在真空管里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在和资本主义的生死斗争中来建设的。是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自己把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常识都忘记了。任何延缓社会主义建设的行为，必须是延缓资本主义的死亡。列宁说过，或者灭亡，或者是开足马力前进。自己攻击总路线的行为，就是反对了社会主义，就是当了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的清道去。从这里可以看出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是向敌人投降，跑到敌人怀抱里的大错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必然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只有反透右倾，才能挽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本人。

　　这次自己堕落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是说明由于自己剥削阶级的立场、人生观、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因而在国内外反动派进攻的面前，站不稳立场，接受影响，变成他们在党内的代言人。参考消息是自己接受国外反动派影响的来源之一。这里最突出的例子是尼赫鲁的一段话。尼赫鲁说：中国的建设速度是很快的，但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中国是勒紧裤腰带也要出口的。自己被这颗炮弹打中了。自己觉得我们十年来的建设成就是辉煌的，无数工厂，铁路，北京十大建筑等等，但代价是大了些，如果放慢速度建设，少付些代价，不是更好吗？自己完全和敌人站到一边了。国内资产阶级分子的叫喊也影响了自己。主要来源是我的父亲。市场供应紧张时不断听到他的叫喊：“肥皂、碱都买不到，这是人民生活最起码的要求，又不是要大吃大喝。”“商店里除了‘五满足’什么也买不到了”（指橱窗里贴的五满意标语），“社会主义好，就是过渡时期受不了”这些明明是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自己也辨别不出来，最后就滚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潭中去了。

## 三、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根源

　　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线贯串，一脉相承。是由小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展到大的右倾机会主义。1952年组织上对我的鉴定是这样写的：“缺乏乐观的，战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小资产阶级的悲观消沉情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缺乏积极上进的革命事业心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对新鲜的东西缺乏高度热情，对旧的东西却常有留恋。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原则性不强，在西南总分社和川北记者组工作时，缺乏党的战斗性，不能尖锐地批评错误。”这一鉴定概括地说明了我的右倾思想老根。现分三方面来看看我的右倾思想。

　　（一）从工作上看，我在工作中一贯是有名的右倾保守，是个促退派，而不是促进派，畏难、叫苦、松劲、泄气、怕困难、怕麻烦、怕矛盾、怕斗争是我一贯的作风。在川北记者组当组长时，打不开报道局面，三个月连吃鸡蛋。当时认为是突不破的难关，实际就是右倾思想在作怪。在摄影部工作中也是个促进派。在中央记者组工作时，不敢发展记者，怕人多了不好指挥，认为中央组工作只要作到不发生错误就是胜利，发展地方摄影部工作上，不是热情支持，解决矛盾，而是顾虑重重，求全埋怨（如对山东、辽宁分社就是）。对人民日报服务的问题上，不主动积极解决问题，而是因噎废食，牢骚满腹，在发展世界性通讯社问题上，竟害怕出国，不敢学外文。1957年整风时，否定成绩，反对冒进，散布悲观空气，说摄影部是个烂泥坑，需要来个诸葛亮。当时这些右倾错误言论，曾被右派分子利用，作了他们向党进攻的炮弹。今年则发展到反全国的冒进，成为反党的一个先锋了。

　　右倾思想反映到业务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1952年即检查过政治上着眼不够，注重技术小节的缺点，现在仍未克服。它的特点是：重技术、轻政治；重形式、轻内容；重绿叶、轻红花。总之就是在报道中不是政治挂帅，而是技术观点，在摄影部从1953年起就闹图片特点问题，即从形式出发考虑问题，这也不好报道，那也不适合报道，对完成计划、增产节约的图片都看作老一套，枯燥无味，发展下去就是取消派。文艺观点上就是唯美主义与形式主义。反右以后，这种观点还未彻底解决，碰到一些内容好形式稍差的稿件说什么“不受欢迎的好稿”。对文教报道中的“百花园”“江山多娇”“周末消夏曲”等稿件，很感兴趣，对狼牙山五壮士英雄的事迹反而不主张组织报道。对路透社记者漆德衡赞佩他有本领，一个人写了不少稿件，对我们自己的新闻总觉得写得枯燥没味道。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实际是一个严重的立场问题。

　　（二）从对待历次的革命群众运动看。也是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老是怕乱，怕过火。如土地改革运动中怕斗争地主过火。晋绥整风审干的群众运动，成绩很大，自己熟视无睹，对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和缺点，则牢记在心，津津乐道。生怕冤屈了一个好同志。反右派斗争，自己也是怕过火，有温情主义。怀疑是否有那么多的右派分子？当讨论某人是否右派时，顾虑重重，左右为难，说左了怕冤枉了好同志，说右了又怕犯右倾错误，最后往往是不负责任的随大流。

　　自己这种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实际是宁右勿左，宁漏勿错的右倾思想。对群众运动老怕左，实质上是惧怕革命，不要革命。在群众运动中的右倾情绪，正好说明自己站在了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如土改中右倾，因自己家庭就是地主。如反右派中右倾，正因自己有许多赃东西和右派差不多，距离不远，怕过火了跑到自己头上来。在敌我斗争中讲中庸，当“好好先生”，实质上是以伪善的面孔阻止革命，帮助敌人，我这个在肃清反革命、反右派时的“好好先生”，现在反党却露了一付凶相，不正好说明是一个伪君子吗？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敌我不分，采取调和主义、改良主义的“好好先生”态度，只能证明他是反动阶级的帮凶。应该彻底揭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这种假面具了。

　　（三）对党内斗争、对待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态度。在党内斗争中，自己一贯抱着机会主义态度。没有鲜明的立场和原则性，没有鲜明的是非观念，而是好好先生，随大流。这实际上是种投机思想。这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的态度，发展下去，必然走上敌我不分的道路。在中央记者组工作时，既不敢大胆批评记者的缺点，也惧怕别人对自己尖锐的批评，想用好好先生的态度来达到团结的目的，其结果是一团和气，并没有达到真正团结的目的。

　　对自己的错误思想长期以来采取机会主义态度，是自己不能脱胎换骨改造的根本原因，对缺点采取宽容态度，检查只是展览缺点，检查完了，放在抽屉里存档，结果使错误思想得到了继续发展。三反时检查了资产阶级思想，整风时又检查了中游思想，但根本立场未动，这次又犯了如此大的错误。这次对错误必须完全决裂，决不能再采取姑息养奸的机会主义态度了。

## 四、右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

　　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老根在哪里呢？就是参加革命后，原来的一套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原封未动，历次的整风运动虽然进行了一些清扫，但没有触及到思想中这个反动阶级的老窝。现在分几方面来谈谈。

　　（一）家庭情况及给予自己的影响。我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兼职员。父亲是山西汾阳美国教会办的汾阳医院的一个高级职员——会计（后升会计主任）。月薪由二十五元一直上升到九十元，我离家时大概是六十元左右。出租土地二十五亩（或二十八亩），土地质量好，在一般年景下，收的租可供全家七口人全年食用，只在欠收时才补充购买一部分粮食，另外还有三处房子出租，现已卖掉。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我，从小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每天吃着牛奶鸡蛋，肉类水果也是经常可以吃到。自己完全是一个伸手穿衣、张口吃饭的地主少爷。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想意识，十六年的家庭生活给了自己一些什么影响呢？一是养成了自己不劳而获、好逸恶劳的剥削阶级思想。二是养成了自己安于现状、不求上进的思想，没有坚忍不拔、克服困难的革命毅力。三是养成了自己那种自私自利的牢固的私有观念，追求那种舒适的小市民生活方式。（我家可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相结合的典型家庭。除了封建性外，父亲又从帝国主义那里学来一些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听听留声机、玩玩照相机，春天旅行，夏于避暑等，这些生活方式不能不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四是养成了自己“好好先生”的中庸哲学思想。我父亲就是以他的封建阶级的中庸思想来处事的。他是一个地主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高级职员，他的人生目的就是保持那种舒适的剥削生活，并不断向上爬。所以他表面上装成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不过问政治，其实他对帝国主义洋大人和统治阶级是小心谨慎、安全守己，胆小怕事，必恭必敬；对劳动人民则是残酷剥削，毫不留情。农民来送租他可以请客吃饭，一团和吃，可是欠租却是分文不能短少。也就是地主阶级中的那种假善人。这种封建阶级为麻痹劳动人民的中庸之道，对自己有深刻的影响。可是自己长期以来对这种思想的反动性没有足够的认识，还认为父亲是旧社会中的老好人。参加革命后有十一年和家庭完全断绝了联系，全国解放后和家庭取得联系，这时家庭经济情况有显著变化，但思想并未改变。自己在和家庭接触中没有划清阶级界限，又接受了不少影响，对自己所犯错误有直接的关系。

　　（二）参加革命动机和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抗战初期，自己被抗日浪潮卷到革命队伍中来，以一个革命同路人的身份参加了党。原先还以为自己的动机不错，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现在来看，当时的革命积极性，也不过是有爱国热情和受了一定的进步影响而已，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觉悟。参加革命时没有树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这并不奇怪，严重的是经过了党的长期教育，度过了革命和战争的漫长岁月，今天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剥削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这对一个老党员来说是非常危险和可怕的。

　　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什么呢？就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自私自利的人生观，这里面有资产阶级的东西，也有封建阶级的东西，总之都是剥削阶级的，不是共产主义的。指导自己行动的世界观主要是封建阶级的中庸思想，自己把它美化为“中游辩证法”。这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极其自私的，考虑一切问题都要对自己有利，工作可以轻松些，享受却要丰富些。这种世界观是保守、维持现状，反对革命的，惧怕一切的矛盾和斗争。去年整风检查中游思想的各种表现，恰恰集中说明了这种反动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特征：

　　安于现状，不求上进；

　　自卑保守，缺乏信心；

　　是非不分，爱憎不明；

　　没有朝气，甘居中游；

　　束手束脚，畏缩不前；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胸无大志，少管闲事；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犹豫动摇，患得患失；

　　一团和气，息事宁人；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无争无竞，善与人同；

　　害怕斗争，顾虑重重；

　　悠闲自得，风平浪静；

　　按部就班，循规顺序；

　　有条不紊，四平八稳；

　　与世无争，舒适平静；

　　温情主义，“和平共处”；

　　不批评人，怕人批评；

　　迷信天才，迷信别人；

　　自己不行，天生注定。

　　这种世界观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是非不分、敌我不分，毫无原则，害怕革命，表现在工作上就是安于现状，不求上进，自卑保守，没有信心；表现在同志关系上就是不批评人，怕人批评，一团和气，息事宁人，表现在生活上就是悠闲自得，风平浪静。这种世界观是封建阶级维护其反动利益，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的愚民哲学，是非常反动虚伪的。这种世界观当然和革命的、战斗的、乐观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相对立，格格不入。具有这种世界观变成革命的反对派也是很自然的。

　　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种世界观的反动性。辩证唯物主义主张矛盾是绝对的，统一是暂时的，因而要求不断解决矛盾，不断革命。我却想以“平衡论”来对抗不断革命论。觉得不平衡太痛苦，并举夫妻关系、同志关系为例来说明应保持绝对平衡。是反对发展，反对革命的，要求经济生活中也要经常保持平衡，因而产生了一套“建设不同于革命”等谬论。

　　这种中庸哲学在观察问题时当然也是唯我主义的，合乎我的利益的就拿来，不合乎我的利益的就不管。结果必然产生主观主义直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程度，如我这次对形势的分析就是把支流当主流，把现象当本质，结果是光明变黑暗，成绩变缺点，正确变错误。

　　这种自私自利的人生观，在生活的目的上也是非常渺小的，自己所追求的不是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是一个舒适幸福的小家庭，只要达到这个目的似乎就满足了。参加革命后，恋爱婚姻问题始终是自己个人主义的主要问题。占据了我革命历史的大部时间。从1943年闹起一直闹到1956年结婚为止，整整十四年。这种个人主义虽然不表现在闹名誉、闹地位、闹待遇、闹个人英雄主义上，但悲观消极、朝气不足、灰溜溜的情绪成为十四年革命生活的主调，其严重性只有超过而不会不足。因恋爱问题影响到自己革命的积极性能看成是生活小事吗？不能。为了一个爱人问题，可以不干工作，可以不顾一切，可以不管残酷的敌后游击战争，可以不管艰苦的解放战争，可以不管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完全沉醉于自己的个人痛苦之中。如果说我的人生观是“为老婆而奋斗”也不算夸大。甚至在第一次离婚以后，想到过自杀和杀人。要和离婚的爱人同归于尽。这又是多么自私。那时爱看的书，主要是“少年维持的烦恼”和普希金的“茨罔”。第二次失恋以后，不接受同志们的劝解、批评，竟说马列主义也不能解决自己的恋爱问题。这那里还有一些党员的气味呢！

　　在生活的情调上，喜欢那种悠闲自得的生活，遇到个人生活不如意时陶醉于那种悲观消沉、寂寞孤独、感伤颓废的气氛中。看电影欣赏“蝶恋花”（在重庆）看小说欣赏红楼梦，留恋封建生活，欣赏郁达夫的作品，因为其中有自己的影子。去年大跃进到下边去，对人民群众的干劲，观察到的不多，在西安游骊山时，竟羡慕一个小庙里老道的生活。这和共产党员的称号又是多么不调和。

　　自私自利的私有观念，从几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来。自己抽烟，既不向别人要，自己的也不给别人，有人要，还说打破了自己的规划。上电车买票，既不愿别人代买，也不愿给别人代买，几个人一块上车，买票问题苦恼不己，既不想出钱，又怕暴露出自己的自私小气。银行储蓄本是为支援国家建设，可是自己则在利息上打小算盘，有奖储蓄得不了奖就改存有利息的储蓄。这又是多么一付丑恶的面貌。

　　（三）革命热情的衰退。在腐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支配下，从进入城市后，革命热情就开始衰退。整风时曾检查对革命的厌倦情绪，“过了一关又一关，关外还是山连山。”正如少奇同志说的，有一些党员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就是中国革命业已完成，因而他们没有准备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斯大林同志说：“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很明显这些党员不是这样看法，因而他们就没有共产党员所应有的那种坚持革命的精力。自己正是这种党员，到1956年建立起小家庭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自己的地位有了，再高的地位自己还嫌责任太大麻烦，薪资也不低了，爱人小孩也有了，于是就觉得只要每天八小时工作，下班后就可度自己的家庭生活了，听听收音机、看看电影，星期天逛逛公园。革命意志消磨快尽。工作态度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各种运动、改革、群众创造，当然不发生趣兴，连唱“社会主义好”的歌曲都没兴趣。觉得政治性强，艺术性差，喜欢唱柳堡的故事中插曲九九艳阳天。这也正是反映了自己革命热情的衰退。

　　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思想上也有三不足：一是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复杂尖锐，阶级斗争的观念很淡薄，似乎帝国主义不进攻，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似的，没料到武装斗争虽然少了，可是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激烈的。二是对消灭资产阶级的一切观点、思想、习惯，也准备不足，没有想到要革自己脑袋瓜的命。三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艰苦性认识不足，没想到社会主义革命还这么紧张，还有这么多困难，还要吃苦。

　　大跃进一来就扰乱了我的平静的生活，产生了三种不习惯；第一是觉得太紧张，吃不消。八小时工作制就突破了，每天从早夜的工作，可是还有人说：我们的干劲比农民差多了，自己听了就反感，开始想：如果这种生活正常化了怎么办？党提出苦战三年，这还不到一年就受不了啦！八小时突破了，自己提出能保卫住星期天就不错了。过春节时，要抽一些人去帮厨，我的火就来了，紧张了一年，连过春节都不叫人轻快一下。第二是任务来的多，变的快，要的急，今天一个动员会，明天就要多少张大字报，工作、学习、炼钢、练兵、卫生、唱歌……齐头并进，每项任务都急如星火。我对“一阵风”开始不满，大字报我也不满，贴那么多，看也看不了，卫生运动来了，又要擦洗墙壁。第三是厌烦运动太多，打乱了正常生活。时时在想：那一天才能恢复正常呢？自己的人生观和大跃进对立起来了，处处不协调。今年大跃进后出现了一些个别缺点，自己就抓住小辫，变成了反党的急先锋，一个共产党员由革命热情的衰退，最后堕落成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五、我的决心和保证

　　这次批判，使我认识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顽固性、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反动性、虚伪性。特别是反动的中庸思想。原先还以为中游思想比较安全保险，现在来看是很不保险。革命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我已经从中游退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潭中去了。

　　这次错误给我的最大教训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应当做中间派，在大跃进不可能安居中游，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风雨中，必须彻底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保守、开倒车的思想。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作一个党员？党和同志们伸出了热情的手，把我从错误的泥潭里拉出来，挽救我。我决心重新从思想上入党，重新点燃起革命的火炬，和大家一起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跃进。我保证：

　　（一）今后对错误决不再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必须说整就整，说改就改，说到做到，一刀两断，坚决和错误决裂。

　　（二）这次的批判仅仅是改造的开始，今后必须采取不断革命论的办法，在实际行动中改正自己的错误。特别希望下放到劳动人民中去劳动锻炼，彻底改造自己。

　　（三）相信党的领导，相信领导，积极参加到实际斗争和运动中，锻炼和改造自己。

　　（四）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觉悟，树立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1959.11.9日晨写完）

　　来源：中共新华社机关委员会：《批判鲁石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发言选辑》，1959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