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商城县整风运动初步总结（草稿）

　　商城县的整风运动是从十月九日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半月了。在这段时间内，县委进行了整风，下面进行了试点，各公社召开了有社员代表参加的整风会议，大揭盖子。参加整风的各级干部3786人。现在整风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大举进攻 ，乘胜前进。

## （一）

　　以王汉卿、张念仲为首的商城县委的错误不是从去冬今春才开始的。

　　一九五七年冬他们就违背中央和省委的 正确政策 ，借着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机会，开始了向农民进攻，斗争了不少对农业社经营管理和干部作风的正值的群众。

　　一九五八年秋又乘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尚无经验的机会，在“一夜集体化”“一律化”的口号下，对农民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大并湾子，大拆民房，大搜查，个别特别严重的地方扫地出门，群众除了几件衣服，被子外，别的几乎全部净光，当时上石桥公社小辛店大队确定一夜实现“集体化”，把全队674户社员都集中起来，男女老幼分别居住，每四个人只准带两套衣服、一个碗、一双筷子，同时家家不准留人，不准锁门，然后组织人逐户搜查封门，搜出人民币和银元600多元，家俱两千多件，鸡、鸭、鹅400多支（应为只），有一百多户一扫净光、社员为了表示反抗，把自己的家俱砸毁四千多件、最惨的是群众搜光以后，还向群众要银元，群众拿不出来，就捆绑吊打，当场毒打三十多人，社员季（？）府被吊起来后压上土坯、朱正福的爱人被斗后投水自杀。

　　一九五九年春季，钟铺公社观庙六营等大队已发现食堂停伙，饿死了37个群众。当时探家军属徐学富向周总理发电报反映情况，王汉卿发现亲自指使邮电局付局长王天和扣押 电报，并派他的地霸出身的老婆杨明月随同工作组前往检查，歪曲事实真相，给徐学付（应为富）带上“算账派”“活右派”的帽子，直至徐学富到潢川发出电报，中央派工作组进行检查，发现这个地方的确没有粮食，指示王汉卿不要把观庙林湾的仓库粮食外调，拨给当地群众安排生活，王汉卿当时虽然被迫给群众一些粮食，但工作组走后，又把观庙林湾仓库的粮食调走了。

　　去冬今春，王汉卿、张念仲等完全违背了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正确政策原则，披着共产党的外衣，采取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种种残酷手段，全面系统地展开了向农民的大举进攻。

　　他们首先抓住了“民以食为天”的粮食问题。

　　去年七月初当晚秧 还没插完的时候，全县就普遍出现了旱象，一直发展到九月底，共连续三个多月，受灾47万5千多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9%，经过全县人民的抗旱斗争，平均亩产200多斤，总产一亿斤左右。比58年减产38.4%、比57年减产47.7%，在这样严重的灾荒情况下，按中央、省委指示就该统销、救灾，但王汉卿、张念仲等人明知灾情严重，却故意把灾年说成是大丰收，毫无根据的把全县粮食单产定为749斤，总产三亿五千万斤 ，比实产高两倍半。以这个数字向农民要粮，确定征购任务八千万斤，接着采取反瞒产、搜查、捆绑吊打、不给饭吃等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7300多万斤。

　　九月下旬，晚稻刚刚割完，就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当时各公社大队都是收一点，打一点，交一点，不允许大队、生产队，食堂有粮，有的交出了粮食，食堂就停伙。九月十日钟铺公社朱楼大队就有17个食堂停伙。十月一日有组织了全县性的入库高潮，口号是：向国庆节献礼。这一天组织了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挑的挑、拾的拾、背的背，把所有的粮食都送入国库。当时只是拿粮食献礼的就有二万八千多人。有的群众拾的三、五斤粮食，有的被逼送到仓库，有的交了粮食没有吃的，痛哭流涕。这天全县入库一百二十三万多斤，因献礼而使1098各食堂停伙，有118000多人没粮食吃。

　　十月四日县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以贯彻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反右倾为名，开展反瞒产斗争。会上批判了粮食“低产论”，提出征购任务不完成，干部不准回家。凡是正直的、说实话的干部，都要被斗争。参加这次会议的共1246人，就斗争了262人，占到会人数的21%。斗争的办法有：摘帽子、罚站、开“弯腰会”、“炒盐豆子”、揪耳朵、拔头发等。共斗争了七天，直斗的人人自畏（应为危——编者），不敢说真实话。

　　县委作出模样后，要求各公社仿形。县委四级干部会议后，县委书记、委员到各公社亲自主持召开党员干部会，进一步开展反瞒产斗争。会议上违法乱纪行为更加严重和残酷。如何店公社到会616人，会上斗争了118人，伤残81人，当场死亡一人。这次会议后，接着各地分别召开了社员代表会，队队都开会，队队都斗争，一斗争，就摔、损、捆、绑、吊、打、直至打伤、打残、打死。

　　在进行反瞒产的同时，就发现不少食堂停伙。上石桥公社十月上旬停伙的就有五十多个食堂。龙堂大队39个食堂到十月九日就全部停伙，到十月中旬，全公社就有40%的是他停伙。下旬，全公社43个大队，除太平等六个大队外，其余全部停伙。浮肿病、死人现象接着发生。全县十月下旬停伙的有1539个食堂，占食堂总数的40.9%，有13万6500多人吃不到粮食，占总人口的33.1%，发病约3万5000人左右，占总人口的8.5%，死亡约一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2.45%

　　十一月上旬，全县各公社都发现有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问题。这时县委贯彻了地委鸡公山反瞒产现场会精神，从县到社均调大批干部，到处反瞒产重点，到处开假现场会议、万人誓师大会，到处点反瞒产之火，到处斗争干部、斗争群众，对群众进行翻箱倒柜的大搜查。王汉卿指使县委农工部长刘德馨，在何店公社四顾墩、王沟大队搞反瞒产试点，制造假现场会，将王沟大队群众的瓶瓶罐罐、枕头套、被子都搜集起来，用翻出来的五百多斤大米、二千多斤稻谷和在竹园湾 国家仓库挑来的二百五十多斤粮食，都装在里面，组织全公社和管理区干部参观。并写出假经验，向全县推广。接着各公社都召开了反瞒产假现场会，进行大搜查、大斗争，见烟就搜，见吃就斗，一直斗到不少地方家家户户都不敢点火冒烟。有的 群众夜晚煮野菜吃，怕干部看见搜查，把灯放在水桶里罩着。有的把群众全部撵走，挖地搜查。（此处2字不清——编者）公社（此处2字不清——编者）大队十多户社员被逼后搬家，搬家后挖地三尺，进行搜查。

　　十一月中旬，各地的一些正直干部和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来与王汉卿、张念仲斗争，提出：“早就没吃的了，人都饿死了，那还有粮食送给国家！”王汉卿听到这种正义呼声后，不仅不解决吃饭问题，而且王二十二日连夜集中二百多个县直机关干部，到上石桥公社继续大搞反瞒产。王汉卿在干部临走时说：“现在社社有瞒产，队队有瞒产，组织有瞒产，下去要顶得住。”

　　二十六日张念仲又在上石桥集中了104名干部，到张畈、龙堂搞反瞒产重点。一到这个地方，就发现食堂普遍停伙、疫情严重，全管理区发病3600多人，已经死了一千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决定继续大搞反瞒产。

　　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全县各公社普遍发生停伙，停伙时间最长的已经达到两个多月，农民已饿死成千上万，有的暴尸在路上，没人掩埋。这时王汉卿、张念仲看形势的发展对他们不利，惧怕农民起来反对他们的罪恶行为，就在上石桥南司管理区召开了常委会，会上把食堂停伙、疫情发展、死人严重问题，归罪于两条道路斗争，是敌人搞的恐怖手段。会议结论：“当前的斗争并不是一个粮食问题，最根本的是敌人抓住粮食这个最能迷惑和煽动群众的问题，来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和敌人施用恐怖手段。”并结论：“今年的私分、瞒产、偷盗，是普遍问题，特点是：动手早，数量大，花样巧妙，放的隐避（应为蔽——编者），一时不易突破，有的够吃一年、二年，甚至五年、八年。”

　　二十九日，又跑到上石桥召开了常委会议，提出了“顶、引、要”三个办法。要求要顶住，不给下面粮食，用少量的粮食抛砖引玉，来进行反瞒产。在实在顶不住的情况下，可以向上面要点粮食。会议最后结论：“集中精力，全党全民总动员，核实产量，搞好分配……。开展政治攻势，开展两条道路斗争。”要求各公社、管理区、大队分别召开群众誓师大会，继续搞粮食。当时因不少群众饿的面黄肌瘦，有的连路就走不动，逼得群众拄着拐杖，互相扶着去开会。钟铺公社在铜山召开万人誓师大会，会没开完就冻、饿死三个群众，会议结束后，社员陈兴旺饿的不能走，抬着回家，抬到半路上就死去了。

　　这时已经搞得食堂大量停伙，疫情到处延，死人现象普遍发生。根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停伙2214个食堂，占食堂总数的47.9%。其中停伙时间最长的已有三个月。群众没得粮食吃，吃树皮、草根、青蛙、老鼠，有的把死去的亲生儿女身上的肉割下来吃。当时浮肿病已发生到十多万人，死去了四万多人。

　　当时中央、省委发觉商城灾情后，拨来1900万斤粮食，安排好群众生活。而王汉卿、张念仲仍不死心，虽然停止了（此处3字不清——编者），但又采取反瞒产的手段安排生活。于十二月十四日在长竹园召开了生活安排现场会，对各公社有分配了三百万斤反瞒产任务（即所谓工作量），提出口号是：“在那里搞的粮食就在那里安排生活。”省委规定每人每天十二两，而王汉卿、张念仲只给群众半斤、六两、四两，其余部分是“工作量（即反瞒产）”有980个食堂一点粮食不给，要求继续顶下去。对供给粮食的大队搭30%的稻壳，抵作口粮。同时张念仲还规定四不准吃：即五类分子不准吃，富裕农民不准吃，瞒产私分不准吃，小偷小摸不准吃。在这个时期，全县又死去三万多人。

　　在反瞒产后期，又搞了一次“倒兑现”，逼迫群众投资买粮食。群众没有钱，就进行非法搜查斗争，全县共搜查了3万7500多户，有8530多户被搜得净光。何店公社观帝庙大队采取了“打、要、封（即打人、要钱、搜查、封门）”等办法，搜查了321 户，封门三户，捆绑80多人，逼得群众倾家荡产，有260户卖了衣服，103户卖了被子、家俱。第二中队刘作林全家六口人只有两条被子还卖了。社员刘万珍因为去冬没吃的偷杀了一只母鸡，兑现时予以算帐，一个鸡生五十个蛋，每个蛋浮出一只小鸡，每只小鸡一元钱，加上老母鸡二元，合计罚款52元，没有钱被斗争、毒打，并没收了全家衣服。

　　这几个会议，几次运动，拔群众搞的三起三落，人财两空，有的一家十几口人死的只剩下一个孤儿，有的“儿孙满堂”死的剩下一个老人，有的死绝了户，有的成庄、成冲死的没有人烟。全县统计，去冬今春停伙的食堂共2587个，占食堂数的68.8%，共25万6千多人，占总人口的60.8%。其中停伙时间最长的有106个食堂达四个月，一般停伙在八十天左右。发病16万3796人，占总人口的38.9%。死亡88119人，占总人口的20.93%，其中死亡劳力46205人，占死亡人口的52.46%，占总劳力的27.3%。死绝户的6103户，17913人，遗下孤儿3729人，老人1600人。因死绝和死人过多而合并了1289个村庄。光钟铺公社就有271个村子死绝和颈部死绝人烟。何店公社陈楼大队彭冲生产队二十个湾子、502口人，死的只剩下190人，现在只有四个湾子有人。

　　他们不仅抓住粮食问题致群众以死地，而且对群众施以灭绝人性的人身摧残。他们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残害人民群众，大规模地进行地主阶级的报复、国民党的报复、资产阶级的复辟。

　　事实证明，王汉卿、张念仲等人早已成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王汉卿中农成分，学生出身，一九五〇年与商城大地霸杨瑞生的女儿杨月明结了婚，其岳父杨瑞生曾担任河南省财政厅办事员，冯玉祥部政治处政治员，商丘财政局长、事务主任、（此处1字不清——编者）阳县财政局长、开封第九处专员，信阳第二区区员，湟川第二区处长，84军上卫干事、军事科科员等职务。一九五三年三月分，商城人民法院提出要枪毙杨瑞生时，王庆凯（当时县委委员，杨明月的姐丈）和王汉卿（当时邓集区委书记）进行包庇，不同意镇压。以后，商城人民法院直接呈请湟川专员公署和分院批准后才予以镇压。

　　王汉卿与杨月明结婚后，即追求地主阶级的 腐化堕落生活，脱离广大群众。五二年土改复查时，他就不与群众“三同”，带着精米细面下乡工作。干部多次向王提出警告：“不要和老虎睡觉”，王不但不接受，而且给干部带上了“辱骂领导”的帽子，说：“老干部与地主女儿结婚根本没问题。”一九五七年他负责主持商城县委工作后，就完全变成地主阶级生活方式，他一个人在县委单立小伙，与他的地主老婆同吃。下乡带着炊事带着一个破落地主阶级出身的破鞋张光琴（其哥是反革命分子）和他同住，过着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几年来都是顿顿不离荤，天天有饺子，吃鸡不吃皮，吃肉光吃红丝。

　　王汉卿在生活上腐化堕落以后，在政治上就完全蜕化变质了。他反对中央和省委领导，对抗党的方针、政策、指示，很少在党的会议上传达中央、省委的指示全文，强调什么“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不能死搬硬套”，说“省委不一定正确”，去年中央郑州会议以后，他说：“三级所有制不一定适合我们县的情况，不适合各地情况就不执行。”并且亲自打电话给路宪文。王汉卿事实上是反对人民公社，全县多数公社不挂人民公社牌子，只挂乡人民委员会的牌子。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发给生产队以上干部的一封信，发下去后还不到二十天，王汉卿即命令收回来，他狂妄地说主席的信“起附（应为负）作用。”去年三月他在省里开会回来，有同志问他见到毛主席没有，他竟然说：“看见了！我一只眼看常香玉，一只眼看毛主席”。

　　王汉卿提拔和重用的是一些什么人呢？我们查了一下，经他提拔的有县委常委县长熊满银（街痞流氓）、县委委员、农工部长刘德馨（封建迷信道士），县委委员、付县长何善普（伪小炮队文书），付县长杨功时（土匪、伪保干事，其叔父和干父都是土匪头子，七爱人是大地主，系特属，外逃台湾），原县委书记处书记牛宝印（蜕化变质分子），原县委宣传部长余重禹（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财贸部付部长兼公社党委书记余尽臣（中农成分，三青团员），邮电局支书孙成林（天津的流氓，伪兵痞）等科、局长级以上干部97人，其中地主13人，富农4人，中农22人，小土出租3人，贫农55人；从政治面貌上看：国民党员6人，三青团员14人，青帮3人，反属1人，伪兵6人，小炮队1人，土匪1人，伪军官2人，同善社1人，一贯道3人，有历史问题的共38人，占提拔干部总数的39.18%。

　　张念仲，虽然贫农成分、雇农出身，但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蜕化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经常不在县委机关吃饭，在家中单立小伙，叫商业局、粮食局、上石桥公社送粮食、肉和其他付（应为副）食。去年张念仲在双铺搞反瞒产重点时，单立小伙，群众大量死亡，而他在屋内吃白馍、糯米饭、猪、牛肉、大鱼、糕点等。

　　王汉卿刚刚离开商城，张念仲就仿照王汉卿的办法，在县委会独断专行，大量培养和提拔坏干部。经他提拔的有县委书记处书记姚秉衡（蜕化变质分子）、组织部长阮佐（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文教部长宋保恒（隐瞒成分、历史的三青团员，其叔父是伪保长，其父是伪甲长，宋本人是伪保长的户籍登记员）、工会主席朱德田（伪班长）、公社党委书记王子明（伪小炮队，伪乡长的护兵、三青团员）、刘海清（富农成分，其父解放后被我判刑）、公社党委付书记戴云霞（其亲属大多数是伪党团骨干和会道门头子，本人吃斋念佛）、法院付院长李相贤（其父亲是伪甲长）、公安局长王昆明（土匪、直接抢劫过群众）。等科局长级以上干部79名，其中地、付（应为富）4人，中农和小土地出租19人，贫农50人；从政治面貌上来看：国民党员5人，三青团员12人，青帮1人，反革命家属6人，伪兵痞8人，土匪2人，战地青年服务队员1人，共有历史问题的36人，占提拔干部总数的49.57% 。

　　这些人大都是王汉卿、张念仲的打手，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干着地主阶级的事情，利用职权残害群众，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他们上台以后，又勾结了一批地、富、反坏分子，向农民大举反攻，王汉卿除在县委指挥外，还坐着汽车到处点火，张念仲、刘德馨搞重点，创造经验，何善普、杨功时、余尽臣等人分兵把口，积极配合反瞒产斗争，用种种残酷手段，残害人民群众。唱道出身的刘德馨（县委农工部长）一方面在四顾墩搞重点，逼死人命三条；一方面指使地主分子、国民党员蒋文忠（住队干部）在燎原大队向贫苦农民大举进攻，把六个贫农成分的生产队支书和四十多个贫农社员提为中农成分进行斗争，亲自吊打贫农社员八十多人，致死十五人，并组织了一个搜查队，搜查群众的钱、财、衣服，把社员的新衣服脱光，只留一件单衣，同时，组织一些坏人画漫画，把贫苦农民画成牛鬼蛇神，进行丑化。张念仲在双铺搞反瞒产时，指使三青团员宋保恒（文教部长）和伪小炮队文书何善普（付县长）亲自主持斗争龙堂大队队长、共产党员芦伯成和张畈大队付支书余传道，采取毒打、推、摔等办法，打得芦伯成昏迷不醒，斗后不准给全家吃饭，派人监视，将芦家门封了，赶出原籍，芦因无家可归、无饭可吃，伤痛、饥饿而死。迷信道徒戴云霞（原城关公社党委付书记），根据王汉卿、张念仲的指使，在城关成立“收容所”，派国民党员、伪乡政府书记室书记张青山（福利厂厂长）负责“收容所”内设立“剥人厅”和“落魂厅”进行冻、饿，并采取“鲤鱼扣腮”（用自己的手扣自己的咀）、“猪啃蹄”（用自己的咀啃自己的脚）、“鸭子浮水”（面向下吊起四肢）等手段残害群众，收容2900多人，致死120人。同时将国民党员、反革命分子徐昌华放在熟菜队当会计，将徐的儿子放在公社当打字员，并叫国民党员竹玉奎（街道主任）参加公社的党代表大会。三青团员余尽臣（公社党委书记）把伪县长的儿子、特属、三青团员余庆先放到公社党委办公室当主任，把被判刑一年管制三年刑期未满的阚广月拉到公社党委办公室当打字员，以后又放到冯店管理区当秘书。余尽臣和他的打手在余集大队后围子召开作业组长以上干部会，斗争了三十多个作业组长以上干部，斗后死亡三人，会后余又指使施河管理区行商出身的陈先发（管理区书记）召开全管理区反瞒产会，会上捆绑吊打、摔损三十多人，当场斗死二人，斗伤三人。土匪、伪保干事杨功时（付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到王沟大队核产时，利用国民党员王克干（大队付队长）制造假现场会，用手枪逼迫群众交粮，会上和会后，共捆绑和吊打群众1112人，劳改78人，打死的55人，伤残的133人。富农成分、三青团员冯万群（组织部付部长兼公社党委书记）把钟铺公社十一个贫农成分的党委书记委员都调到生产队工作，把党委办公室的贫农党员刘德甫等人放下去，把孙杨山、孙振香、冯立君等四个地主成分的三青团员安排在公社党委办公室工作，把孙杨山、孙振香等二人安排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

　　这些坏人在县里掌握控制法院、公安等专政机构，在下面到处设立教养队、劳改队、收容所、拘留所，向农民专政，把因饥饿而逃外谋生、在市场买饭吃的喝为保命而杀牛、进行小偷小摸的基本群众、都和地、富、反、坏分子一样关押起来，县公安局在王汉卿、张念仲亲自指使下，去冬今春扣押了767人，其中基本群众占63% ，仅在监狱内死亡431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基本群众。再加上“三不算（抬出监狱门外死的不算，在外面拘留而死的不算，捕后在路上死的不算）”而死的人数九更多了。公安局劳改股干部吴家声在原公安局长王志纲（伪警察）指使下，把大批没有死的犯人抬到监外山上冻饿，有一次即活着抬出去冻死和活埋的32人，有的一个坑子里埋好几层。张念仲亲自带领公安局长王志纲等十多个政法干部在双椿铺拘留所、教养院重点，二十多天内就关押了八十一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基本群众，关后不给饭吃，死了54人。接着叫各公社普遍办教养队、拘留所等。据全县统计共办教养队、拘留所等157个，关押5849人，其中基本群众3301人，关后死亡627人，其中基本群众426人。

　　根据初步揭发站队，全县共有严重违法乱纪的生产队支书、队长以上干部2019人，占干部总数的55.7%，其中致死人命的干部共476人，占干部总数的12.8% ，共打死1400人，打伤1319人，打残616人，活埋43人。

　　县直机关干部违法乱纪共八十一人（县委书记三人，正、付部长五人、科、局长12人，一般干部14人），占干部总数的4.8% 。

　　公社和管理区干部违法乱纪246人（党委书记、社长11人、付书记、付社长14人，党委委员61人，一般干部160人），占干部总数的32.7% ，其中致死人命的九十九人（党委书记、社长5人、付社长八人，党委委员十七人，一般干部六十九人），占干部总数的13.1%

　　六队、生产队干部违法乱纪的1786人（大队干部827人、生产队干部959人），占干部总数的66.5% ，其中致死人命的300人（大队干部218人，生产队干部172人）占干部总数的14.5%

　　从违法乱纪的手段来看，有的是非常残酷、毒辣的。归纳起来有：罚站、摘帽子、开弯腰会、揪耳朵、拔头发、炒盐豆子、捆绑吊打、铁丝烙、火钳夹耳朵、鲤鱼扣腮、猪啃蹄、摔损、泼冷水、雪下冻、用稻草绳拉肉、石头压、灌大粪、非法搜查、封门、罚款、劳动教养、赶出原籍、活埋、陪葬、逼吃死人肉等三十多种。

　　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李发龙（其亲哥当过伪保丁），去冬把因为饥饿而吃死人肉的社员付义田衣服脱光，吊在梁上，强迫十六个社员每人打十棍，谁不打就打谁十棍，在他逼迫下，十六个社员共打付义田一百六十棍，加上李发龙自己打几十棍，合计打了二百多棍，木棍打断了，用铁棍打，绳子打断了，人落在地上，就用脚踢，当时打的昏迷不醒，次日即死去。

　　钟铺公社梅楼大队贫农社员黄定宽、黄定友兄弟二人得了浮肿病，哥哥病死，弟弟病情很严重，大队支书张永田（青帮、其亲叔国民党员已镇压）在埋黄定宽时，把仍然活着的弟弟黄定友也抬去埋了，临埋时黄定友活着说：“不要埋我，我还能活几天。”而张永田说：“活着也得埋。”结果把兄弟二人一块埋掉。

　　何店公社四顾墩管理区支书刘乃发（直接打死二人，指使别人打死8人），于去年十一月反瞒产时，凭空说社员侯传轩有粮不向外拿，便将他捆起来、摔在地上、身压石头，再上人踩，当即压的口吐鲜血，回去不到三天就死了。

　　上石桥公社阮岗大队支书杨允年（一贯违法乱纪、共致死21人），于去冬冰雪在地时，强迫该队社员王天福、蔡根礼等七人在冰田里拉梨，当牛当马，杨允年拿着棍站在田埂上，谁不走就用棍打，结果七个人当场被打、累、冻、饿而死三人。

　　何店公社观帝庙大队队长倪少贵（严重违法乱纪，共致死七人）亲自组成一个十人打人专业队，又一次疑为一个贫农成分的社员张正凯有瞒产，便弄到食堂进行毒打，当时被打得头部鲜血直流，倪又命令赵脸朝地，头足并拢，成半圆形，上两个人压踩，当场死去，死后又用大针在赵脸上、手上扎十几针。

　　余集公社葛庙大队付支书汪后宽（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去年冬天强迫贫农社员刘治荣投资，刘说没有钱，王便亲自动手把刘吊在屋梁上，以后把烙铁烧红，在刘的脸上、胸部和后背上烙了十七处，烙得皮烂流油，体无完肤。

　　长竹园公社党委付书记吕恒义（老上中农，一贯违法乱纪），又一次到木厂河大队检查工作时，路上看到一个贫农，社员陈六炳摘了四个玉米棒，当即叫随同的团支书熊荣贵把他拉出去枪毙，团支书不敢，吕恒义便亲自动手把陈六炳捆起来，用抢拖子毒打，并找来一把砍柴刀用刀背在陈六炳的颈脖上砍，以后又拉到大队部扣押起来，不给饭吃，不久死去。

　　由于这伙坏人的破坏和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给商城人民造下了一次空前的大灾难，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生产原（应为元——编者）气受到了严重和破坏。全县去冬今春毁灭民宅2516处，拆毁房屋38525间。不少社员没房住，即便现在没有倒塌的房屋没有一部分由于长久失修，不避风雨，一遇大风大雨，就有房屋倒塌砸死人的事件发生。群众家底十有九空，有的没有棉衣、棉被，夜晚滚到草堆里睡觉，有的没有锅、碗、用具，用瓦盆吃饭，还有的由于没有锅，用瓦盆炒米吃。这种景象，简直就象原始社会一般。现在群众体质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一个寒流到来，群众就成百成百的死亡。因此，国家不得不拿出大批物力和财力进行救济。生产元气大大破坏，去冬今春共损失农具十万余件，死、杀耕牛3386头、劳动力

　　死亡46205人，占总劳力的27.3%。何店公社莲二塘大队原有整半劳力870人，现有382人，死亡490人，占原有劳力的56.3%该社王沟大队周湾食堂原有70人，去冬今春死了40人，现在只剩30人了，原来30个劳力，现在只有12个了，其中还有6个身瘦体弱，不能参加生产。由于劳力大量死亡，当前劳力积（应为极——编者）为缺乏，夏季全县有61382亩田地荒芜，秋季有些大队稻子枯在田里无人收割，有的稻子收割无人担，在秋忙之季不得不利用一些儿童生产。群众说：“去冬今春比日本鬼子扫荡还厉害，日本鬼子扫荡还可以躲一躲，而去冬今春是走投无路，只有死路一条。”

　　长期以来，由于党的组织被极少数坏人掌握，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被破坏，政治思想工作极为薄弱，加上这伙坏人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因此不少党员干部思想衰退，思想上蜕化变质，资本主义思想在党内泛滥。共有科、局级以上干部99人，其中贪污的6人，搞女人的3人，生活腐化堕落的17人，资本主义行为的11人。

　　县委书记处书记姚秉衡一个月吃二十四斤游（应为鱿——编者）鱼，二十五元钱海参，用糖水活（应为和——编者）面做馍，用清香油炸板猪油兑白糖吃。每天四餐，顿顿不离面，顿顿不离荤。逢年过节时，局长、科长都得向他送礼，每月吃几十元只给十二元伙食费。每月子女多补助三十元，逢年过节补助更多，今春补助五十元，结果领一百元。凡下乡比派通讯员送腊肉、和上等糕点，去冬在地委住党校时还派通讯员送三次，一百多斤糕点。他一个人用五个通讯员，三个年轻女内勤，专门端碗、送水、摊床、摺被、倒夜壶。女内勤给他送东西时，得走一步退一步，不准背着面走出去。热天吃饭时，叫女内勤站在两旁打着扇子。用公款买了两部手提收音机和一部摄影机，走到那里带到那里，看到啥就拍照。不仅个人生活腐化堕落，而且家中也是鸡、鱼、鸭、肉、糕点吃不完。同时用公款到处请客送礼。

　　邮电局支书孙成林采取变卖公家的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公开拿公款、私分福利费等办法，贪污3793.3元。同时建立花园、鱼池、灯光球场、请客、送礼等共浪费4259元。整天大吃大喝，不做工作，领着几个女电话员在野外游山逛景。从专区借来小客车到固始套购罐头。用机密邮电袋掩护，从北京套购糕点、烟、酒等。

　　县水利局付局长年刘俊亭在铁佛寺水库单立小伙，卡民工和病号的油、肉、粮食、付食品等大吃大喝。去冬今春共虚报冒领粮食一万五千斤，多吃多占油二百斤、肉一百斤，糖一百二十斤，合计1406元。

　　何店公社党委书记杨功时，去冬在食堂普遍停伙、死人严重的情况下，在官畈，召开八百多人的福利大会，抽出一百多个做招待员，调炊事员25人，杀两头牛，杀羊四条，吃猪油40斤，糖8斤，酒12瓶，香烟56条，大米一千九百斤，用蜡烛60包，鞭炮一箱，肥吃海喝时，社员徐承山没吃饭饿急了找大会要点饭吃，杨即指使别人将他活活打死。

　　长竹园公社党委书记刘海清吃饭经常不给粮票，不完全统计多吃多占短欠食堂粮票114斤。其爱人坐月子时专门找铁厂加上了50斤挂面，一两粮票也不给。其弟来公社时，刘以私人名义叫粮管所开临时周转证供应大米70斤。同时一家六口人都在食堂单立小伙，鸡、鸭、蛋、鱼、肉经常不断，去冬以公社名义叫各大队送油70斤，鱼200斤，蜂蜜2斤，大吃大喝。

　　达权店公社党委付书记冯兰德共诱奸、强奸妇女36人，生活上腐化堕落，从58年10月到59年11月，共13个月不交伙食费，经常带领几个干部到河湾炸鱼，光用炸药就有五百余斤，雷管一千多只。

　　何店公社苏仙石管理区秘书夏久林今年春节时布置各大队给他送猪、牛、羊肉六百余斤。苏仙石大队支书杨文国58年以来，贪污公款1463元，又一次就把出售杉苗款全部贪污。

　　干部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也很严重。上石桥公社党委书记张昆山叫公社猪场给自己喂两头小猪，饲料全是公社的，喂大后猪归自己所有。钟铺公社从公社到生产队大多数干部都无偿的叫大队、生产队喂鸡鸭，并且实行保本保质，喂大后干部拿去吃或高价出售，从中取利。原县委委员兼钟铺公社党委书记余重禹叫大队喂鹅七支（应为只），鸭子二十支（应为只）。原来五角钱一支（只）买的小鸡，喂大后卖给食堂每只五元，饲料全部由大队负担。该公社干部戚新仁叫朱楼大队喂了一百支（应为只）鸭子，买时十元钱，喂大后自己吃了三十只，卖了七十只，共卖七十元，除十元成本外，赚三十只鸭子吃和六十元钱。何店公社曹楼大队七个干部采取同样办法喂了二百多支（应为只——编者）鸭子，大队支书夏治宗一人就喂七十只，其中有老鸭三十只，老鸭生的蛋孵成小鸭又喂大，并且规定一个蛋不准丢，一个鸭子不准死，收入全部归自己。有些干部做投机买卖，剥削群众。钟铺公社吴冲大队付队长徐何贵买鸭蛋四百个，每个八分，出售给社员每个一角五分，仅这一项就赚钱二十八元。全县生产队长、支书以上干部就有20%搞资本主义活动。

　　商城党的组织在这一伙坏人的把持下，整个组织处于混乱和瘫痪状态。

　　各级党委形不成领导核心，各种事情听命于少数坏人，没有正气，没有纪律，一个人可以提拔干部，调动干部，甚至决定一切，根本不用靠党的组织进行活动。县委委员有的经常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常年不交党费。县直机关有的支部成年不开支部生活会，以行政会代替党的支部会。粮食局自五八年以来只是名义上有个支部，但没有支委，县委委员，粮食局长刘鸣鹤以局务会代议替支部会议。各公社党的组织也同样如此。上石桥公社党委会现在有多少党委委员、谁是党委委员、有的就不知道，有的被选为党委委员而本人却不知道。该社党委第一书记张昆山私自宣布公社党委会付书记王万明为第二书记，钟铺公社党委书记冯万群私自将不是党委委员的朱玉荣、周益谦提拔为公社党委付书记，并以个人名义提拔了五个党委委员。不仅把坏干部提拔上来，而且有的正直的好党员、好干部受到打击和排斥。?

　　各级党的组织，特别是县委和公社党委，近几年来没有在党的委员会上，认真的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党的许多重要政策和指示在商城不能正确贯彻执行。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在商城就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人民公社建立后，商城实行了四级（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所有，体制很不健全。中央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而商城县仍未改变原公社体制，继续实行四级所有，有的公社甚至一锅汤，分不出几级所有。“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年年刮、季季刮，一直刮的不停。中央、省委几次指示整社、算账、纠正“一平二调”，而商城县委却未认真贯彻执行。全县各级乱调的物资、劳力共折款387万0295元，直到现在还有183万1463元未有清算兑现，占54.34%。现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仍相当混乱，在许多干部和社员的心目中没有人民公社这面旗帜，实际上三面红旗只有两面，绝大部分人民公社只挂乡人民委员会牌子，不挂人民公社牌子，公社党委只挂乡党委牌子，不挂公社党委牌子。公社干部普遍叫做区干、乡干，干涉干部到生产队亦为住社（即农业社）干部，许多农业生产大都叫营、连、排、叫农场、林场、大学、青年场、妇女场等。一直到今年夏季，全县还有青年场、妇女场、农场、大学等各种名目的场子423个，8594人。因乱调劳动力而分散家庭的2354户，7499人，其中一家分为两处的1510户，分为三处的4341户，分为四处的209户，分为五处的20。

## （二）

　　商城问题从主要方面看已经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是敌我矛盾性质。当然，从这段整风中看，也有一些是好干部办了坏事，但这只是次要的方面。这样要解决商城问题，就不能不采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必须采取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首先是从敌人和坏分子手里夺去领导权，组织群众重新翻身。

　　整风开始时，对商城问题的性质在我们思想上并不是很明确的，只是刮了一阵大风揭了一个小盖子。革命的声势和规模不够大。中央、省、地委的指示后，我们就采取了更坚决的革命措施：大举进攻，乘胜前进，全面揭开盖子。

　　在这段整风运动中，我们采取了这样的办法：

## 一、夺取领导权。

　　县委于十月十七日开始了整风，整风是需要一个纯洁的领导核心来进行领导的。

　　商城县委是个烂掉的摊子，不可能依靠这个烂摊子来领导整风，必须采取果断的办法，依靠上级派来的干部和工作组来领导。

　　县委于十月十八日成立整风领导小组，由吸纳派来的县委第一书记霍云桥同志和省委派来的工作组长、省检察院安克南检察长等七位同志组成，代行原来县委的一切职权进行工作。

　　县委又组织了七十五人的整风队伍，分为三个工作组，由省委派来的魏世昌、张健民、周占宜等同志带领，到四顾墩（何店公社）、施河（余集公社）、双椿铺（上石桥公社）三个管理区进行整风试点。

　　工作组达到这些管理区后，立即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代行管理区党总支的一切职权，接着召开整风会议，撤掉了原来压在群众头上的“活阎王”，这一下子就轰动了群众，四顾墩把致死十多个群众的刘乃发搬掉以后，群众反映说：“这可真象当年反霸土改时期的共产党”、“共产党、毛主席的干部又回来了，再也不会挨打受骂了。”他们纷纷找工作组干部申冤诉苦，揭发坏人坏事，要求向坏分子开展面对面的斗争。群众的斗争热情和土改反霸时期那样高涨。

　　县委整风领导小组成立后，于十九日在县直机关干部中进行了整风大动员，揭开去冬今春所犯错误的盖子，大讲党的政策和整风重大意义，表明决心，二十号开展鸣放。

　　面上调虎离山，把过去残害群众严重、民愤极大，现在又压在群众头上的一些坏人，立即调离工作岗位，到县集中训练。对错误不十分严重的干部，规定纪律，约法三章，不准继续作（应为做——编者）坏事。

　　县委整风领导组召开整风会议，原来的县委委员全部参加。集中力量解决张念仲的问题，戳破县委的“马蜂窝”。为了给一点压力，主要的是使他们受到教育，县委整风会议吸收各公社党委书记和县直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参加。

　　整风没开始前两方面就展开了斗争。敌人抓机会、抓空子，开展攻势，以攻为守。第一书记霍云桥同志来到后，张念仲就放出空气，背后煽动说：“霍云桥同志来到后光挑毛病，找缺点。商城就没成绩！？”今秋水稻单产本来只在三百斤左右，只能完成三千多万斤征购。而张念仲等人硬说单产有四百斤以上，需向农民要四千万斤粮食，若按他们的估产，全县得多购一千多万斤粮食，将有（此处12字不清——编者）万八千人饿肚子。凡是得向他请示，如果只请示霍云桥同志，没向张念仲说，张就质问：“为什么不给我说？”在研究确定整风试点时，张念仲不同意把点设在他去冬亲自进行反瞒产的双椿铺，企图隐瞒他在双椿铺的罪恶活动。

　　在整风会议上，张念仲十分狡猾，哭哭啼啼，大叫“我的六万群众”在检查时，把自己的一切罪恶事实“推上边”“压下去”。县直机关干部和整风试点上的广大群众揭发了张念仲大量罪恶事实，而他都不加理会，四次检查都是照模儿搬一个样子。

　　县委其他领导成员的问题，只是露了一个苗头揭了一个小盖子，问题还不是很清楚的。

　　这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心里还有“疙瘩”，没有解开对去冬今春的许多罪恶事实说而未说，他们怕“住不长，搬不倒，倒大霉”。

　　到十一月四日，时间已过去了十八天，回过头来我们仔细想了一想，群众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前一段只是刮了一阵大风，揭了一个小盖子。

　　人们的认识是根据运动发展而提高的。原来我们对商城问题认识还不是很明确的，对敌人还缺乏一个“恨”字。原来县委的主要人物都烂掉了，参加县委整风会议的公社党委书记也大部分烂掉了，依靠这些犯罪者来解决自己的罪恶问题，不发动全县群众、大揭盖子，这样“风”是正不好的。

## 二、大揭盖子，乘胜前进

　　张念仲于十一（应加月——编者）五日法办，王汉卿被撤职察（应为查——编者）办以后，我们立即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人民宣布。各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张念仲、王汉卿的罪恶，宣布商城县出了坏人，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昨天还不敢说话的群众，现在马上轰动起来，真正是扬眉吐气，人心大快，到处是揭发，到处是控诉，普遍反映说：“党和毛主席的政策没有变，原来是半路发了岔，出了坏分子。”

　　十一月六日县里召开控诉张念仲、王汉卿的群众代表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和地委第一书记戴苏理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宣布承办坏人，提出了十项政策。会议实况通过有线广播传布全县，对全县的人们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我们抓住这个有利形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全县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整风队伍、地委派来的工作组和县委书记处书记等骨干大部分都出动了。工作组到各公社后，以这些骨干为核心。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召开了整风会议，全面揭开了盖子。）

　　公社整风会议一般开了五至七天，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的各级干部3029人，而且有1321个社员代表和被害者的家属。

　　（工作组一和社员代表、苦主和基层干部见面，就把政策交给群众，大讲政策，大讲整风的目的和意义，说明去冬今春的错误不是党和毛主席的政策，表明决心，坚决给群众撑腰作主，号召大家检举揭发坏人坏事。）

　　原来许多通知参加会议的苦主，而重点人不让参加，换上了重点人的亲戚、辩护人和“皮琶（重点人的破鞋）”。钟铺公社群众发动起来后查出一百多个假代表，听到政策，知道正风以后，社员代表和苦主立即就把消息传出去了，原来没来的苦主陆续参加了会议。钟铺公社原来通知的社员代表和苦主263人，实到会472人，其中有49人都是自愿背着干粮来参加会议的。个别没有到会的重点人也被苦主要来了。何店公社河凤桥管理区付书记周海山，有八条人命，装病不参加会议，公社通知几次他都不来，后来社员代表把他押解到会，进行揭发斗争。伏山公社住毛坪河大队干部彭仁金，严重违法乱纪、残害群众，来时把他的“皮琶”陈明华代替苦主参加了会议，群众揭发彭仁金的罪恶事实时，她在一旁辩护，后来群众把她揪出来撵跑了。会议首先集中力量解决公社党委的问题，由公社党委书记向群众检查交待，接着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从揭发的材料看，全县八个公社，一个农场，就有六个公社党委基本上全部烂掉了，其余三个公社的党委部分烂掉了。这些烂掉的公社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绝大多数都是王汉卿、张念仲在下面的代理人，是历史上有重大问题、残害人民群众的坏分子。九个公社的党委书记，有八个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其中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六人（土匪一人，伪保干事一人，小炮队一人，三青团员二人，迷信道徒一人）。二十八个党委付书记中，严重违法乱纪的二十二人，其中致死人命的十人。八十一个党委委员和社长，严重违法乱纪的二十七人，其中致死人命的十二人。

　　公社党委盖子揭开以后，下面许多坏人的靠山就被拔除了，群众革命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们自动的把斗争的锋芒转向大队、生产队，许多坏人被群众包围了，只花费一天多的时间就把大队、生产队的问题基本上弄清楚了。

　　问题基本弄清楚以后，把问题比较严重、需要给以撤职以上处理分的48人，集中到县进行普训，把罪恶严重、民愤极大的559个坏分子分别送县进行特训，为了行动迅速，对（字迹不清，缺三个字）个坏分子的材料进行了查对，办理了手续，依法逮捕，作到了准、稳、狠的打击敌人。

　　整风运动于十二月一日继公社整风会议以后在全县各大队普遍开花。各生产大队普遍建立贫雇农代表委员会，生产队建立贫雇农代表小组，作业组长由贫雇农代表小组的组长、付组长兼任。口号是：一切权利归贫雇农代表委员会，这一下子就把政权从坏人手里接管过来了。贫雇农代表委员会和代表小组有了职权以后，他们积极的审查干部，组织群众开展生产救灾，从坏人手里接管食堂，接管枪支，组织民兵武装，维持治安，工作进行的有声有色。何店公社芦湾管理区238个作业组长以上干部交贫雇农代表委员会审查以后，只有97个没问题或问题不大，其余都是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和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的坏分子。

## 三， 上下夹攻。

　　关键在于领导者的决心，而领导者的决心又在于对情况的了解和对问题性质的认识，领导者的决心不但要向群众讲，更严重的是见之于实际行动。首先要搬大的，搬上面的，如此最有利于发动群众，群众越发动，整风也就越有声势，问题也就越暴露的彻底，解决的越快。

　　事实是，去冬今春的许多坏政策、坏办法是从县里贯下去的，许多坏人就盘踞在县委里，而公社这一级，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中间大多数是贯彻坏政策、坏办法的积极分子，有一些在历史上就是犯罪分子。县社两级是下面许多坏人的靠山，是群众最害怕的，所以最大的决心就要下在这两级上，把这两级的坏分子搬倒以后，就人心大快。去冬今春天空乌云密布，群众认为不能再见青天，现在“拨开云雾见青天了”。

　　县里把王汉卿、张念仲等大坏人搬倒以后，马上轰动全县，群众议论：“这回真解决问题。”到处检举揭发王、张的罪行。可是群众的心里还是有忧虑的，他们害怕，在言语和行动上都避免触动他们的“顶头上司（即公社这一级）”。这时我们就把力量压下去，把重点放在公社这一级，迅速搬掉公社的坏人，夺取公社领导权。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我们宣布六个公社党委书记停职反省后，群众就风起云涌，下面成千上万封的控诉、检举信，象流水似的流进县委第一书记霍云桥同志的办公室里和工作组同志的手里。上级派下去的干部走到那里，群众就围住问这些“毛主席派来的干部”，要求伸冤诉苦。

　　除了上边采取果断措施，搬掉坏人、揭开盖子外，最重要的是群众压力。王汉卿、张念仲在县委整风会议上是不老实的，洋洋得意，满不在乎，后来召开全县群众代表大会，让他们和群众见面，群众以生动的事实向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控诉斗争，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部分的承认罪恶。公社召开整风会议时，吸收社员代表参和苦主参加，几者见面，这样盖子就直截了当的揭开了，坏分子一个一个的被揪出来了。

　　（下面夹攻的重要的一条是让社员掌握政策。政策是发动群众最有力的武器，是投敌（应去此字——编者）向敌人的一把匕首。为了使群众的斗争更加有力，就必须向群众大讲政策，把政策交给群众，把群众的申冤、诉苦提高到政策上来，以政策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翻身，使斗争层层深入，关关突破，一战到底，不留尾巴。）

　　当我们大揭盖子的时候，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发来了，接着省委提出十项政策，我们抓住这个有力武器，向群众大力开展了宣传。政策一和群众见面，就使广大群众受到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他们把中央十二条和省委十条政策与去冬今春王汉卿、张念仲的坏政策一对照，立即觉醒起来。原来坏人把去冬今春的罪过说成是“中央的政策”“党的政策”，使群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受到迷惑。当群众真正看到党的政策以后，便手持党的政策，向坏人开展了控诉斗争，使坏人陷于群众的包围之中。坏人也是最怕政策的，当党的政策一经亮明并被群众掌握之后。各种坏人再也无法狡赖。如何店公社邓集管理区干部检查时，把自己的捆绑吊打群众，致死人命，说成是“刮共产风”，群众马上围上去反驳“什么共产风，搞的家破人亡，比十二级台风还厉害。”

　　政策不仅要讲，而且要迅速的贯彻执行，保证政策兑现。过去是“政策来了一阵风”，事情过去后“羊皮是羊皮，旧靴是旧靴”，根本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去年秋季他们口头上虽然也宣传党的粮食“三留”政策，但作起来都是“羊皮”“旧靴”，不让群众吃饭，大量饿死，所以群众最怕“羊皮”“旧靴”，不按党的政策办事，了解了群众这种心思以后，就迅速组织政策兑现，给群众分自留地24355亩，退出房屋12895 间，修补房屋6668间，赔偿小锅546口，并推出了去冬搜查社员的衣服、被子、家禽、家畜等。同时，实行劳逸结合，执行了放假制度，半日劳动，半日休息，组织医务人员下乡给群众治病，活跃了城乡集市贸易。这样就代替了去冬今春的一切错误政策和坏办法。群众把这生动的总结为：“过去是致人死，现在是救活人。”

## 四、和生产救灾拧在一起

　　去冬今春群众的经济生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身体瘦弱、家底已空，同时，时间已是冬季，天气寒冷，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很大，生产救灾成为当务之急。所以，我们抓整风的同时，又抓生产救灾。

　　具体作法是：是两套组织，两套人马，两只手抓。县委、各公社党委成立了两个办公室，一个是由上面派来的干部和经过挑选的当地干部成立整风办公室，一个是把县委、公社党委的中心办公室、福利办公室和人委生产救灾办公室统一起来，组成生产救灾办公室，县委和公社整风领导小组，一手抓整风，一手抓生产救灾。大队、生产队由贫雇农代表委员会和代表小组抓生产救灾。

　　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了“保人保畜，生产救荒，半日劳动，半日休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整党整社，纯洁组织，端正政策，转变作风”的方针，突出抓住了发放棉衣、棉被，修盖民房，突击治疗疾病，解决冬季取暖，组织小型付（应为副——编者）业生产。在这个时期，我们发放了救灾款188万元，救灾棉絮11万斤，临时布证36万尺，解决棉衣10万2000件、棉被3万6000床，修盖民房6668间，组织了527个医务人员对病人进行巡回治疗。整风以来，组织小型付（副）业收入132万多元，发放社员两个月工资241930元。群众基本上摆脱了无衣穿，无房住的原始游牧生活，情绪基本上安定下来了。

　　抓住了安排群众的经济生活，开展了生产救灾，对整风运动是很大的推动。同时，由于整风运动的开展，给生产救灾创造了有利条件。过去生产救灾发下去的许多东西被许多坏人和违法乱纪分子扣留，冒名顶替，集体私分，贪污多占，有的发给不是灾民的自己亲属，有的拿着救灾物资挥霍浪费。国家发给余集公社项冲大队救灾款400元，而该社财政所干部余功礼全部扣下不发给灾民。国家发给伏山公社燕湾大队救灾棉絮825斤，而大队干部只发给灾民443斤，救灾布证1528尺，只发下去830尺，以致该大队还有150人没有棉衣，59人没有棉被盖，钟铺公社油坊大队四个大队干部贪污救灾款30多元，棉花24斤，棉布12尺。该社王砦生产队的队长管志荣，棉衣、棉被样样具全，还冒充灾民领了一斤半棉花，以后他又以假名领走了9斤棉花，26尺布证。国营化工厂厂长彭禹贤本来有棉衣棉被，而最近又把发给灾民的棉花扣克多占了13斤、棉布25尺，该厂会计吴德玉一人即私自贪污多占棉花35斤。上石桥公社何楼大队二中队队长王传付冒名把一个双目失明的灾民的棉衣领走了。群众起来以后把这些坏人搬掉，把违法乱纪分子揭发出来，并且成立了自己的贫雇农代表委员会和小组，领导群众开展生产救灾，直接发放救灾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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