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麻城县委关于从大塘角事件和杨宗炽同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通报

　　我们全县的干部应当很好回想一下，为什么我县能够在1957年两次受到严重旱灾威胁还能获得大增产，实现了百斤皮棉县。特别是1958年，为什么能在大旱70天，平地倾刻成汪洋，一昼夜洪水遍全县的情况下，还和全国各地一样，并肩在大跃进的行列中前进，受到了上级党的亲切关怀和表扬，全国各地有许多代表不惜长深途跋踄亲临我县指导。问题是很明显的，从1957年起，我们按受了1956年春季强迫命令的教训，1958年 的大跃进是靠在党的总路线的照耀下，全县干部贯彻了群众路线，我们以自己的带头行动和深入的进行思想发动工作，使得广大群众都解放了思想，鼓足了干劲，不论有多么大的困难，由于我们充分和群众商量，依靠群众，群众就发扬了以“天塌我们顶，地塌我们填”的英雄气概，使一切困难都迎刃而解。我们的力量泉源是在什么地方，不就是在于我们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吗？能够把党的任务——即群众的内心要求，交给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都能自觉地为完成各项任务而忘我地劳动。

　　但是，最近时期以来，有些同志好像忘记了1956年的教训，忘记了1957年、1958年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强迫命令的苗头普遍地出现了，个别地方甚至十分严重，这是非常危险的。宋埠公社大塘角大队党总支，在1958年中，前总支书记王锐、副书记周才应等刚刚因打死人而受到党组和法律的制裁，继任的总支书记陈定辉同志，竟然不能接受前不久的沉痛教训，在58年冬季的整社工作中，又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造成逼死人命的恶果，这该是多么严重的事件。当然，大唐角接连出问题，那里可能有隐藏的坏人在作怪。但从陈定辉同志思想作风看来，干部作风是主要的。陈定辉同志由于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他改造大唐角落后局面的办法，不是去依靠和发动群众，而是对基层干部采取一味批评的办法，对群众是想“整”好，这样作当然是做不通的。三河公社饶永畈党总支书记杨宗炽，虽然过去工作很积极，但是，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却骄傲起来，工作作风变恶劣了，他本是贫农出身的人，可是他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却是十分恶劣的。竟然指使干部捆打群众，并将一个老婆婆推倒在阳沟里，特别严重的是由于他直接一再威逼，把一个老实农民饶光法逼得自杀了。从这样一犯再犯的恶劣作风看来，错误不是偶然的，是一贯的。一个共产党员对待群众还能这样吗？显然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高贵品质。同时，他贪图个人享受，生活特殊化，并在工作中隐瞒缺点，谎报成绩。这些事说明了杨宗炽失去了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和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高贵质量。

　　上述陈定辉和杨宗炽两人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县委已经进行了处理（陈定辉撤销总支书记职务，杨宗炽开除党籍）。现在，为了使我们全县同志都能从这两个事件中受到教育，吸取教训，达到彻底改变作风的目的，特将他们的错误事实通报全县，要求各公社党委，各机关支部，在讨论县委元月12日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时候，把这两个教训合在一起讨论，好坏对比、学习先进、批判错误，从中明确我们必须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和坚决反对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恶劣行为。

　　 中共麻城县委1959年1月20日

　　（附：）

## 1）关于大塘角事件的调查报告

## 2）关于杨宗〔炽〕所犯错误的报告

## 中共宋埠公社党委关于大塘角事件的调查报告

　　（县委：）

　　（兹将我社大塘角大队总支以陈定辉同志为首的严重强迫命令的调查情况报告你们。）

　　大塘角大队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年代里，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1958年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大跃进，战胜了六十多天的干旱，获得了大丰收。公社化后，广大社员欢喜若狂，干劲更大，在很短的时间内，工农业生产又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自秋收冬播生产以来，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会连续发生逐户搜查社员私分粮食的不良现象，以招致逼死人命的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事件，造成生产队和作业组许多干部不干，群众生产情绪低落，生产相当落后的严重后果。

　　经过我们的调查了解，事件发生的主要根源是与总支书记陈定辉严重个人主义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陈定辉同志是在处理了这个总支前任书记王锐，副书记周才应等同志以后由野鸡岗大队调来的。陈定辉同志在野鸡岗大队任总支副书记时，即与该总支其它支委闹得不好。在调来大塘角时，存着一颗急子改变大塘角大队落后面貌来压倒野鸡岗大队的雄心，使人们从事实中可以看到自己的作用。

　　由于前任总支书记王锐、副书记周才应因打死人命依法制裁，还处分了一部分干部，因此这个大队的干部当时在工作中有些束手，陈定辉一来就看出了这个问题，但不讲任何策略，在干部大会上说：“你们怕什么，大胆的搞，怕个×啊！只要你们不打他不骂他，死了怪老×，死了人不要你们负责。”这样助长了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

　　为了不走王锐、周才应的老路，陈定辉同志的强迫命令换了手法，他对大队干部说：“我与老王他们不同，一定要做到群众又怕又爱。因此，采取了只抓干部，不去深入发动群众的办法。特别对生产队（原小社）和作业组（原生产队）的干部采取硬扣，批评，辩论三个法宝。对群众大张法律，罚款。与群众见面的大小会上就说： “不怕你们大塘角落后，有些调皮人，我与周才应不同，调皮就判你们的徒刑。”不从思想上去发动社员，而是以法律去驯服群众。

　　抢割谷时，一天夜晚陈定辉到三生产队去检查割谷，发现这个队金家田垸没有行动起来，当晚即在这个垸里开了会，处以罚金五十元。并到处张言这个处分，此后，全大队社员对陈书记是敢怒不敢言。陈定辉自此以为自己威信已经在群众中树立起来了。

　　为了取得上级好评，竟不择任何方式、手段和场合，对干部总是采取恶毒的批评。在县委扩大干部会回来时，连夜召开了随同他一路由县回来干部的电话会，会上叫各生产队干部汇报生产情况，分支书方爱根和三生产队分支书赵金文因为刚回来没有掌握了生产情况，他即在电话里大骂道：“我×大塘角的娘，你们是干部，是狗卵子干部，开会，开个大×”。把电话耳机一丢走了。方爱根气得说：“干部有么干头，当干部要贴娘骂”。干部情绪低落下去了。第二天总支又召开了生产队干部会，叫大家再汇报情况，干部都不发言，只有头天未参加电话会的赵柴意按照实际情况说：“以前为了不挨批评多报播种面积，现在水库要劳力，多报了做不出来将来负不了责任，冬播面积比以前缩小了。赵柴意的话还未说完，陈定辉站起来大骂道：“你是干部，狗卵子干部，反正你不怕批评也不怕辩论，你这个东西该枪毙”。并发动大家辩论了他。赵柴意近五十岁的人了，受不了这个恶骂回去大哭了一场。生产队的干部忍受不了这种侮辱，三生产队支部书记赵全文、四生产队支部书记龚守堂商量申请不干，但又怕挨批评，龚守堂跑到汉口去找工作，有两个干部往三河跑，六生产队支部书记叶再东硬性提出不干，在家里睡着不起来。

　　在县扩大干部会前夕，布置在家的大队长李深堂的工作时说：“我们走了，你们在家里，搞粮食工作要搞彻底，搞狠些，回来要完成任务。”由于各生产队主要干部到县开会去了家里搞了几天没搞出名堂来，但又怕陈书记回来挨批评，急得他们只有来个沿家逐户，翻箱倒柜的大搜粮，这样当然是不能收到良好效果的，相反引起了群众的反应，反映说：“像日本人打掳一样。”陈定辉同志由县回来以后，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未立即制止，反而搜集有关材料，企图判处一批隐瞒粮食的干部和社员，在支部书记会议上摸了底子，提出要判处金家便垸地洞隐瞒粮食的班长李应连，私分粮食的李光采和朱受成，还在赵家庙召开了二百多人的活动分子大会上将李宏连等典型，叫会计在墙壁上画成漫画进行展览，画的是几个戴着绿高帽子，挺着大肚子，丑得不像人，再叫大家去参观展览。并几次要分支部书记赵金文去搜集李宏连等的材料，写控诉书，并叫赵金文去把郑耀华这个连的指导员和 班长，（原来的生产队长）和李宏连等找到大队部来追根源，说要拘留他们，虽然李宏连已经把瞒产向他报出了，陈定辉还要他写反省书。这样，三生产队金家田垸 的李宏连就再不好见人了，赵金文去他垸开会他躲了没到会。

　　第二天，陈定辉同志骑着脚踏车亲自来到金家田垸，这个垸的另一个干部李光耀看到陈书记来了，本来要脱脚下畈，还只脱下一双袜子就往畈里跑怕挨批评。只碰着了连长李光凯进行追问，李光凯一五一十的将私分粮食讲出来了，他又问粮食分到那些人了，李光凯说：“记工员那里有帐。”又马上把记工员李必中找来了，李必中不讲，陈定辉问记工员是个什么成份，李必中说“是中农”。陈定辉同志大发脾气说：“就是你们这些中农坏极了”。在李宏连的塘外边大声吼起来。说：“必中！那里去，跟我一路去大队部反省”。陈定辉同志骑着脚踏车到李宏连家里来了，进屋说：“宏连起来，和你谈个事情”，这时李宏连非常害怕，因为他被罚过款，又画相展了览，故意（未）不答应他。等李光凯进屋来时，宏连才喊：“光凯，你来我说句话”。光凯一进去，宏连把手上的茶碗交给他说：“我喝了药”，等他们走近去一看，果然是，当即绑担架往卫生所抬，可是抢救不及，到后面岗上死了。群众一致反映是陈定辉和赵全文逼死的。

　　大塘角总支，在工作上，没有起到集体领导作用，只树立了总支书记的个人威信，有一次到三河去的干部，是由总支委员会决定的，可是以后陈定辉同志一手修改，决定三生产队支部书记不去，他在九生产队对干部说：“莫信他的话，（指付书记赵全坤）少去几个没有关系。”因此，以后每次总支会大家都很少出主意，总支内面没有一点民主气氛。

　　陈定辉同志的本位主义也很严重，搞那行为那行，别的工作不过问，如大办工业，副书记赵全坤几次商量他要求作个统一安排，他不理。以致人员到现在还没有上马，计划上马二百零四人，只去一八九人，原来分配办钢铁的人数是一千人，只去了八百人，水库分配七百五十人，至今只去三百五十人。

　　由于总支书记的严重强迫命令，没有亲身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没有实实在在的办试验田，大队干部乃至生产队干部的试验田大都是名义。由于他们的工作没有直接深入到群众中去根本不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原来陈定辉在三生产队搞重点，连会计室对面的垸子都只去过两次，群众反映说：“陈书记只晓得骑着车子跑一二三生产队的大路，上边几个社没有去过”。光依靠电话检查生产，实情不知。因而下面的情况真假不分，小麦播种面积比去年少了，但在数字上比去年却增加了。

　　 中共宋埠公社委员会1959年元月12日

## 中共三河公社党委关于杨宗炽所犯错误及处分的意见给县委的报告

　　（县委组织部并报县委：）

　　兹将我社饶家畈大队总支书记杨宗炽同志所犯错误的经过及处分意见报告你们，请指示。

　　杨宗炽同志现年三十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农民出身。解放后，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下，该同志觉悟很快，工作也很积极，曾参加过土改工作队。1951年入团，1952年入党，担任过乡团支书，农会主席等职务。1956年，合区并乡时，又调到饶家畈乡担任总支书记职务。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杨宗炽同志的进步是很快的。可是，杨宗炽同志把党对他的教育和培养所得的成绩看成是个 人的天生本领，因而居功高傲、忘本变质，固步自封，不求进取，在工作中不艰苦，不深入，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以致造成严重的不良恶果。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杨宗炽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是这样的：）

　　第一，强迫命令，打骂群众，逼死农民饶光法。1958年 六月十九日（古），杨宗炽同志在他工作的第三中队组织参观评比时，看到饶光法打水粪种菜。饶光法是个单身汉，这天已向队干事先请假，上午洗衣，下午种菜，本来这是应该的。可是由于杨宗炽一向作风恶劣，死者饶光法见他去后，怕受批评，就跑到山上去隐藏起来，怕见杨宗炽的面。杨检查到这里见粪桶不见人，就马上上山搜查，当即将饶光法找出来了。并质问饶光法为什么偷社里的水粪。饶答复是向队长说了，并打了条子。杨又追问他说：你既然打了条子，见我们来了又跑什么？饶光法说：“看到你们来检查，我害怕。”杨宗炽听了这话，不检查自己的工作作风，反而大发脾气，追问饶光法说：“我们又不是日本人，你怕什么？”并扬言不说清楚要带到乡政府去反省。就在这天晚上的评比检查总结会上，对饶光法进行了一次辩论（实际是斗争），第二天又因某妇女与财经主任熊光华搞皮绊追到饶光法头上。这件事本与饶无干，而杨宗炽硬要死者承认，威胁地说：“不说要辩论、反省。”饶光法非常害怕，就在当天晚自缢而死。事情发生后，群众很不满意，使党的威信在群众中受到不良影响。而杨宗炽并没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强迫命令的恶劣作风，反而变本加厉。对待群众态度十分恶劣，经常以辩论、反省、斗争等吓唬群众，打骂群众，会指使干部捆打贫农李应松，并将李大奶推到阳沟里面。在杨的影响下，该乡部分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也助长了。

　　第二，对党不老实，假报成绩，由于杨宗炽工作不艰苦深入、因而瞒产假象未能突破，他的重点队细收细打也没做好，该队的粮食任务没有完成。冬播任务分配2117亩，只完成1784亩，而且播种质量很差，给1959年更大跃进带来不可补救的损失。这些严重问题，而杨宗炽当时并没有具实向上级反映情况，相反，在每次会报中，总是夸大成绩，骗取荣誉，欺骗领导。

　　第三，蜕化变质，生活特殊化，杨宗炽同志自从同乡妇女主任结婚后，工作更不深入了，经常在家抱小孩，对全大队工作，就靠电话来指导，爱人的妹妹、父亲吃群众的饭不给钱，公社化后，农村搞食堂，他岳父不到食堂吃饭，私自搞小灶，偷社里粮食，杨宗炽不予教育，反而批评群众不该反映。

　　以上事实，经公社党委调查属实。为了严肃党纪，挽回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公社党委讨论决定，开除杨宗炽的党籍。是否妥当，请县委批示。

　　 中共三河公社党委1959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