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南昌铁路局委员会批准党委五人小组关于1955年至1959年内部肃反运动总结   路局党委同意党委五人小组对于我局肃反运动进行情况的分析,并批准五人小组“关于1955年至1959年内部肃反运动总结”报告。   遵照中央和省委指示,在广大职工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局的肃反运动是健康的,所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四年来,我们在27709名职工中清查出200名反、坏分子(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63%),基本上肃清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工人阶级队伍,保证了运输任务的完成。我们认为,我局群众性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可基本结束,但是,肃反斗争必须继续进行,不能有丝毫麻痹。因为,反革命分子虽然少了,弱了,但还有,斗争还是长期的。    中共南昌铁路局委县会1959年11月24日 ## 关于1955年内部肃反运动总结   我局肃反运动,遵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于1955年7月开始,一、二、三批是在上海、广州路局党委领导下进行的,1958年1月南昌局成立后,又在路局党委的领导与部署下开展了四、五、六批肃反运动。肃反运动结合着社会镇反和全民性的整风,由上而下,从机关到现场,从干部到工人,在全局27,709名职工中开展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肃反斗争,到现在为止,运动已经胜利结束。 ## (一)   四年来我局在27,709名职工中,清查出来了反革命、坏分子200名,占运动总人数0.68%(强),其性质分类:属于特务间谍109名,占反坏总数(下同)54.6%,反动党团骨干分子31名,占15.5%,土匪3名,占1.5%,反动会道门头子1名,占0.5%,恶霸2名,占1%,汉奸3名,占1.5%,蒋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14名,占7%,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1名,占0.5%,现行反革命分子8名,占4%,普反成为右派的反革命分子4名,占2%,其他坏分子24名,占12%,其中:叛变分子12名(叛变后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1名,)流氓分子5名,包庇反革命的坏分子6名。   对这些反坏分子的处理情况是:外以死刑1名,占反坏分子总数(下同)0.5%,逮捕判刑22名,占11%,捕送当地处理的9名,占4.5%,管制留用的2名,占1%,管制劳教21名,占10.5%,劳动教养88名,占44%,开除回家10名,占5%,留用监督生产11名,占5.5%,退职1名,占0.5%,免处留用27名,占13.5.%,送地方处理6名,占3%,自杀1名,占0.5%,病亡1名,占0.5%。   这些反坏分子采用伪装化形等各种手段,长期隐藏在我铁路内部,有的竟混入了我党内,有的窃取了重要的领导职务,有的骗取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如上饶铁路机务段原运用副段长鞠占华,于1940年在南京铁路机务段工作时,曾由派班员吉田(日本人)介绍参加南京下关日寇宪兵队任联络员,并得到大町(日本特务)给的一张名片,凭此随便出入日本特务机关,积极的从事反革命活动,带领日寇进行搜查,仗势敲诈勒索,由于其活动积极,曾多次得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的奖偿。解放后该员长期隐瞒特务身份,一度在工作上伪装积极,49年南京解放不久,即混入我党,骗取了全国铁路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继之窃取了机务段运用副段长的职务。在这次运动中被清查出来。运动中还查出了一些血债累累,罪恶民愤甚大的反革命分子,如鹰潭线路大修队查出的恶霸分子罗光明,于1944年在广西柳江都龙村与当地恶霸头子杨证深、杨振南、杨振洲等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称霸一方,枪杀无辜老百姓十余人。萍乡工务段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张涛(又名张桂田),于194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历任我乡长、区民兵大队副、联防区主任、副指导员等职,1947年5月向敌人自首投降,并供出了我党的组织情况及我军的装备情况,出卖了我党党员和乡村干部达100余人。叛变自首后,由于该员积极效忠蒋匪,得匪方器重,后被委任为匪方自首中心组长,在沐阳扎埠村一带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办理自新人员登记,组织“统建会”,使我党遭到了极大的损失。除此以外,还查出了一些解放后进行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如上饶工务段查出的陈兴隆,1950年2月至同年10月,在贵州平塘参加以罗正炳为首组织的黔桂边区“反共救国军”,后该匪部被我军打垮,陈潜逃未获,于1952年先混入我铁道兵后转铁路,1956年又混入我党内,在这次肃反运动中被清查出来。   在运动中我们广泛深入地发动了群众,特别强调了发动处于中间和落后状态的群众。在发动群众揭发反坏分子时,密切注意运用了报告会、座谈会、标语、漫画、横幅、大字报、夜光报、黑板报、广播、电影、戏剧、幻灯、相声、快板等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有效的宣传形式。使参加运动的全部人员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历史上有一般问题的人也放下了包袱,划清了敌我界限,积极的投入了肃反斗争。运动中有4,639人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占总人数的16.7%,其中属于反坏分子的性质材料242件,有2,938名职工检举揭发了别人的问题,占总人数的10.6%,检举材料达3,457件,其中属于反坏分子性质材料969件。由于群众觉悟的大大提高,运动中出现了很多生动的事例,如家属陈伯香动员丈夫徐声昭交待参加了军统的特别身份和活动,赵萍动员丈夫宋濂澄交待了参加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情节等。   实践证明:群众发动的越深,运动搞的越透,群众眼睛擦的越亮,反革命分子暴露的就越彻底。   运动不仅在肃反斗争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且推动了生产,如:司铺采石场从1958年8月建场以来,一直就没有完成过生产任务,最高只达到任务数的80%,而通过肃反运动在该场开展以后,3月分起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任务了,新余线路大修队,在3月以前常有5%的工人不上班或不愿上班,肃反教育后出勤率提高到100%,第一工程段一度出现部份合同工“四不干”(吃不饱不干,睡不好不干,交通不便不干,条件不好不干),肃反运动中批判了这些现象,提高了认识,问题解决了,直接地促进了生产。   运动中我们反复的进行了分类排队,层层过滤,运用了重点调查与普遍查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局排出的1,075名调查对象,占总人数的4%,全部进行了调查研究,其结果是:上升为肃反对象的241名,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752名,无问题的23名,定为普反的10名,刑事犯36名,百分之二以外的反革命分子8名,在241名肃反对象中定为反坏分子的172名,下降69名,连同五、六批复查补课中定为反坏分子的28名,共计200名,其中:一批24名,二批110名,四批33名,五批7名,六批26名。在对调查、肃反对象开展调查研究的同时,结合对五、六批运动中10,327名职工作了普遍查证,逐个取得了材料,建立了档案给建党、建团,培养提拔干部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对肃反运动的搞深搞透,不错不漏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总之,四年来的肃反斗争,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质量是良好的,基本肃清了暗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纯洁了工人阶级队伍,同时,积累了斗争经验。   但在运动中也发生过一些暂时的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首先第四批肃反运动中,由于处在局势紧张时期,铁委五人小组忙于备战工作,确保运输安全,因此对肃反运动抓得不紧,一度工作上产生了松劲情绪。经过省委五人小组批评后,虽作了彻底的纠正,但按时完成任务上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五批肃反运动中,招生工作与肃反工作有些混淆,从而出现了个别反革命嫌疑分子未认定性质之前即按不符合招生条件进行了处理,同时也出现了个别的把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和其他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肃反五人小组的名义进行处理,第一批肃反运动初期某些单位斗争面过宽,肃反对象下降面过大,在小组斗争中亦曾发生过一些罚站推人等逼供讯的现象,其次,还逮捕了个别不该逮捕的对象,并发生了自杀事件6起(己死5人未死1人)。   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肃反斗争的领导经验,对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缺乏具体分析,在实际斗争中未能及时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因此出现了上述的缺点错误。但是这些问题在运动过程中都已克服和纠正了。 ## (二)   四年来的肃反斗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运动中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主要是:   1.肃反运动必须坚持党委领导的原则,这是肃反运动善始善终取得完全胜利的根本保证。肃反运动开始我们在各地区党委设立了5个五人小组,49个核心小组,抽调了专职干部1,260人,占任务数的4.52%,各级党委并派了常委委员亲自掌握日常工作。建立了月月研究,经常检查,逐批总结的制度。铁委负责同志曾数次率领干部深入现场,布置检查,督促肃反工作。由于领导干部的亲自深入,不但及时防止与纠正了运动中的偏差,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运动的发展。对肃反专职干部党委加强了思想领导,重视了质量的配备。在整个运动中我们注意了可能产生的“左”右倾向。从几批运动中反映出来的情况看,运动初期容易发生油水不大的右倾麻痹情绪,当反革命被揭发出来后,往往又容易发生“左”的情绪,而运动后期又容易发生没有什么搞头的右倾松劲情绪,根据这条规律,运动中我们从始至终开展了比进度、比质量、比措施、比干劲、比执行政策为内容的评比竞赛运动,表扬了先进,教育了落后,从而出现了鼓干劲、争上游的工作风气,自觉地形成了肃反工作的大跃进。   2.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也是肃反工作的根本路线。肃反工作的群众路线只有在相信群众的前提下,充分的放手发动群众,才能使他们自觉地、积极地参加肃反斗争,才能彻底的暴露敌人,发动群众的好坏和肃反运动的深透是密切关连的。   实践证明:肃反斗争的群众运动,必须是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声势浩大的向群众进行“三大”教育,在稳定思想,提高认识的前提下,反复进行党的肃反方针、政策教育,并充分发挥小组斗争、专案审查的威力,以及对反、坏分子的公开处理等形式,充分地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才能分化瓦解孤立敌人,揭发材料,在群众运动结束前还必须普遍进行纪律与安全教育,以进一步提高认识,巩固群众运动的成果。   在发动群众中,我们首先做到了三类人员(积极、中间、落后)心中有数,采取了抓二头带中间的方法,特别注意了落后群众的发动,使他们放下了包袱,投入了斗争,使反、坏分子失去了隐藏和活动的余地。   3.肃反运动必须严格执行中央“严肃与谨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为了充分体现“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我们把斗争对象的确定,反、坏分子的定案,处理这三个重要环节,强调了由各级党委亲自掌握,逐级审批的制度。   要保证党的肃反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还必须不断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组织干部学习有关肃反文件,及时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整顿肃反队伍,树立谦逊谨慎,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依法办事的法制观念。   为了正确有力的打击反革命分子。做到不错不漏,我们在整个运动中始终贯彻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强调了复查工作,不仅在每批运动中做到了案案复查,而且运动结束时我们注意了查深度、查错漏、查执行政策,防止了错和漏的现象,从而证明:复杂验收工作是保证运动质量,巩固斗争成果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   4.调查研究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肃反工作便是如此。在开展运动前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是全面考察参加运动成员的敌情及政治情况,明确那是点,那是面,使心中有数,以便制定措施指导运动。运动中的调查研究,除证明原来掌握的材料是否确实,所制定的计划、措施是否符合客观情况外,主要是审查案件质量,定案是否有据,处理是否符合政策。自五批肃反运动以来,由于参加肃反的人员大多数是来自四面八方。因此,在调查研究工作上,我们除运动中所排出来的调查对象、肃反对象坚持重点进行工作外,对其他一般成员亦结合重点调查而进行了普遍复查工作,如第五工程队在发动群众揭发材料后排出了有问题的人64名,普查过程中新发现了有问题的成员63名,等于原来排队确定有问题人员的1倍。 ## (三)   4年来的肃反斗争,作为运动来说是胜利的结束了。但是还有反革命,还有肃反斗争。因此对肃反运动结束后,如何加强对敌斗争,提以下几点意见:   1.要经常加强职工的革命警惕性的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保持对敌斗争观念,克服麻痹情绪。虽然反革命更少、更弱了。但国外还有帝国主义的存在,他们还在不断地向我们进行派遣活动,而我内部也还有少数坚决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因此必须:号召职工提高警惕,不懈地向坏人坏事作斗争。   2.严密组织、人事、保卫、保密制度,防止反、坏分子混入内部,保证内部的纯洁。今后吸收人员,必须坚持通过组织手续和严格审查,禁止任意吸收和私人介绍的不良现象。在吸收党、团员时,亦应强调按照党章、团章规定和1959年2月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关于吸收新党员,确保质量二十条”的指示精神,认真办理审查工作,切实贯彻“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培养提拔干部上,要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彻底批判那些只顾才能,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对要害人员的提升调转,在政治方面应继续坚持由公安机关审查的制度。各组织、人事部门对行车要害,机关的机密人员不纯或不可靠的情况,应进行一次清理,对不适用这些部门的人员,必须坚持调离,以保证要害的纯洁和安全。   3.发动群众对留用的地、富、反、坏分子实行监督改造。按照中央的指示: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给地、富、反、坏分子以领导职务和政治上的荣誉。为了加速对他们的改造,在政治上要划清界限。经济上要同工同酬(降职降薪不在此例),一视同仁。在监督改造过程中一般地表现不好,只要他们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和其他犯罪活动,就应该以说服教育的方式进行改造,个别顽固分子可以用适当的方式进行斗争,以促使其改变态度,对屡教不改的分子,应遵照法律手续予以惩处,对于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新的反革命活动,查清有确实证据的分子,要坚决施行打击。对地、富、反、坏分子整个改造过程,就是分化瓦解,说理斗争的过程。因此,赏罚必须严明。改造地、富、反、坏的工作是艰巨的,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在党委领导下,依据党的政策,发动广大职工群众运用偿/赏罚分明,分化瓦解的斗争策略,争取他们中的中间分子,孤立那些不愿意接受改造的分子,打击那些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分子。   (4.充分发挥治保会的积极作用。治保会能否起作用,第一,要审查组织是否纯洁;第二,觉悟程度高不高,警惕性怎样?第三,有无与敌人作斗争的本领;第四,是否热心治保工作,有无为人民服务的高度责任感;第五,能否密切联系群众并为群众所信任。因此,我们应该在这些方面加以审查整顿。只要我们加强了对治保会的政治思想领导和业务领导,信任他们,依靠他们,是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的。)    中共南昌铁路局党委五人小组1959年7月18日   来源:《全省各地区内部肃反运动全面总结汇集》,中共江西省委五人小组办公室,195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