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萍矿委员会关于萍矿内部肃反运动总结

　　我矿的肃反运动是从1955年7月开始的，至1959年7月，历时4年，已胜利结束。整个运动是遵照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布置，在省委五人小组领导下进行的，运动中坚决贯彻了党的“严肃与谨慎”相结合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肃反方针政策，经常注意开展了防右防‘左’、防错防漏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广泛深入地发动了群众，取得了广大职工和家属群众的热情支持，加上全体肃反干部的积极努力，因而使肃反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场广泛、深入、彻底的肃反斗争，由于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运动的发展一直是正常的，健康的，即使在个别时候和个别地方曾发生一点右或“左”的缺点，但都及时地纠正了，没有造成不良后果和大的偏差。现将整个运动的情况总结如下：

## （一）运动的开展

　　解放以来，萍矿和全国各地一样，虽然经过1950年至1952年的镇反、民改和结合各项社会改革运动，曾多次进行过内部人员的清理工作，肃清了一批比较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但由于我矿是处在后期解放的地区，随着当时的混乱情况，混进了一批坏人。解放时是按照“三原政策”把整个企业和全部人员接管过来的，职工的政治情况短时期是不容易搞清的，虽然经过这些政治运动，但对于隐藏较深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得并不彻底。其次在解放后随着我矿生产建设的迅速发展，人员的大量增加，加之当时人事制度不健全，对来矿人员审查不严，因而又混进了一批反、坏分子，每当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和我们集中精力从事生产建设的时候，他们就趁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如制造破坏事故，散播谣言，组织反革命集团，甚至猖狂到拦路抢劫、凶杀等。例如我矿1954年底破获的匪“国防部保密局鄂城、大冶、阳新三县军事联络站”联络参谋程中全潜伏行动特务案，主犯程中全，就潜伏在萍矿进行发展组织，刺探情报，伺机破坏。肃反运动开展前夕，局机关地质科革命分子王迪裕（肃反中查出的）等组织的匪“中国人民正义救国军”反革命组织，阴谋在矿区发展反革命组织，散发反动传单，进行造谣破坏活动。在开展肃反运动不久，高坑去王矿的路上——张公塘，曾发生两次拦路抢劫。1955年2月间我矿职工家属马爱如由南昌看望爱人回矿时，被谋害在高坑汽车站售票房内。广大群众对于反革命分子这种危害革命危害人民的罪行，极为愤恨，纷纷要求党和政府采取坚决的措施，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以保障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全国当时的敌情，一再指示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同反革命作斗争，毛主席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指示我们：“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很猖狂，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接着，中央在5月18日发布了“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6月3日又发布了“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给各地党委的指示”。7月1日又发布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我矿的肃反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起来的。我们认为这场肃反运动，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如果没有这场伟大的肃反运动，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安定的革命秩序，也很难设想有今天这样的大跃进，同时这场斗争也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一场不可避免的严重的阶级斗争。

## （二）运动的基本情况

　　我矿参加肃反运动的总人数共31870人，运动是分六批进行的（因第三批没有任务，实际上只搞了五批）。第一批共1671人，从1955年7月开始至1956年6月结束，第二批11460人，从1956年3月开始准备，至12月结束，第四批4473人，从1958年元月开始至9月底结束，第五批10032人，从1958年10月开始至1959年2月结束，第六批4234人，从1959年2月开始，至6月结束。

　　参加我矿肃反运动的单位，除本局所属各厂矿单位全体职工外，还有当时在矿工作的武汉四十二工程处，和北京电业局第一列车发电站，以及中南128勘探队（即现在江西省煤田地质勘探大队）和江西煤矿学院四个单位，共2793人，在参加运动总人数31870人中，有中共党员2450人，共青团员4735人，二者合计占总人数22.4％。人员分类情况是：行政干部2385人，占总数7.4％，高级知识分子24人，占0.07％，工人29461人，占92.53％。在肃反运动中，共抽调了专职干部440名（按人次计算的），经过摸底排队，排出调查对象880人，占总人数2.76％，其中上升为肃反对象241名，占参加运动人数0.75％，经小组斗争110人，占肃反对象总数45.6％。

　　在241名肃反对象中，经过专案调查，案件甄别，最后定案为反坏分子154名（其中反动分子又是右派分子上升为其他坏分子的8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48％，占肃反对象的63.9％，其余87名肃反下降对象的情况是：百分之二以外的反坏分子2名；普通反革命分子26名；反动分子12名；严重政历问题的12名；一般政历问题的28人；重大责任事故的1名；一般责任事故的6名。对上述下降对象，个别情节严重，虽然不够反坏分子，也根据情况，给了应得的处分，如原设计科工程师赵维海，其兄是反革命分子被我镇压，本人参加复兴社，解放后表现很坏，在工作中曾造成大小事故十多起，其中重大事故4起，情节严重，群众意见很大，给予判刑一年半的处分。在154名反坏分子中，有特务65名；反动党团骨干8名；恶霸2名；土匪13名；汗/汉奸3名；蒋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37名；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1名；现行反革命分子8名，其他坏分子13名；普反加右派4名。对已查出的154名反坏分子，均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和其具体罪行，以及其解放后的表现分别作了处理，计：逮捕判刑的40名（内有缓刑的3名），占反坏分子总数的25.97％；捕送当地法办的12名，占7.79％；管制教养的9名，开除教养的18名，二者合计占总数17.53％，开除工作的6名，占3.89％；管制生产11名，占7.14％；监督生产的9名，占5.9％，降职降薪留用的2名，占1.3％，免予处分留用的45名，占29.22％；自杀已死的1名，占0.65％，捕后教育释放的1名，占0.65％。

　　为了防止错漏，当每批运动结束时，均进行了一次复查，在第六批运动结束后，又对一至六批整个运动进行了一次总复查，根据复查的情况，我们认为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衡量，基本上作到了不错不漏，对已定案的154名反坏分子，经过反复的检查，都作到了“定案有据，结论正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

　　我矿四年来的肃反运动，是采取两种方式进行的：一至五批是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按准备，小组斗争，专案围攻，甄别定案，和复查处理五个阶段互相结合，交错进行的办法；第六批由于任务不大（只占全运动人数13.3％），人员分散，在各个区班、车间，不便于集中，而且这些人中有96.85％以上是有组织招收进来的，在招收的时候绝大多数都到当地依靠当地党组织和群众进行了审查。根据这批运动的特点，采取个别审查的方式进行的。不论采取那种方式，都是在充分发动群众，大走群众路线的基础上，通过专门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最后的甄别、复查，保证了运动的深透和案件的质量。在运动中由于自始至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认真地研究和贯彻执行了上级的指示，经常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反右的同时注意了防“左”，在反“左”的同时，注意了防右，所以运动的发展始终是正常的，健康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三）收获

　　四年来的肃反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查出了大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份子，纯洁了内部，对我矿生产建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提高了广大职工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和阶级觉悟，澄清了一大批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主要表现在：

　　⒈清查出一大批反坏分子，纯洁了工人阶级队伍：

　　在肃反运动中共查出各种反坏分子154名，其中有许多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据统计共有身负血债的反革命分子30名，曾直接杀害了我革命同志和无辜人民69人，有肃反运动前后和运动中还在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有解放前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也有解放后派进来的特务分子，有隐藏在指挥生产的首脑机关和要害部位披着技术人员的外衣，混入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还有混入我党团内部的反坏分子。例如暗藏在高坑矿的反革命分子胡新年，原名胡铨，系河南汤阴人，曾任三青团县团部的干事，伪乡长、镇长等职，1947年当地第一次解放后，组织匪游击队任大队长、及返乡团队长，经常率领匪徒进攻解放区，进行烧杀抢劫等罪恶活动，现已查明被其亲手杀害的革命同志和群众，计有我侦察员和民兵各1名，和分过他的土地的农民李银一家三口，又活埋我村妇女主席王巧云，被其捉去后生死不明的数人，1949年春率领还乡团烧毁唐家庄，烧死和打死我军民3人，当地第二次解放时携枪4支改名换姓，伪造籍贯，畏罪潜逃，先后逃往陕西、湖南、江西等地，后混入我矿长期隐瞒，抗拒交待（已捕送原籍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王矿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张养心，原名张培德，是安徽界首人，土匪出身，历任为保长，匪25军情报总处分队长、匪游击队中队长，1947年以后当匪首，一贯依仗反动势力横行霸道，据已有证可查者，曾强奸妇女3人，抢劫十几个村庄，1947年当地解放后，组织土匪，围攻我区人民政府，活埋无辜群众6人，抢劫农民牲口和财务，后潜逃来矿，在肃反运动中才被揭发出来，已由当地捕回判处死刑。又如在省公安厅直接领导下破获的以郭象豫、耿秉璋、王孚沈等为首的潜伏特务案，这些特务分子解放前受过匪特机关的指使，在阜新煤矿成立匪“东北行辕二处阜新防谍小组”的特务组织，并成立“国民党矿区区党部”，发展特务组织，积极搜集我军政情报，破坏我党地下组织，镇压工人运动，捕杀我革命同志和进步职工，1947年6月以“共匪”嫌疑一次即逮捕职工110名，1947年6月至12月又逮捕职工群众130多人，同年11月又破获我党地下组织，逮捕我地下工作组长于俊和工作人员张风山、郭绍民、王景福等14人，分别送往匪锦州卫戍司令部处理。解放后这批反革命分子混入我高等学校和煤矿等部门充任要职，如郭象豫解放后曾任我矿务局局长，逮捕前在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授，王孚沈混入福建体育学院任教授，耿秉璋、李恩隆，分别充任我矿务局副总工程师，和基建处副处长兼工程师等职，企图长期隐瞒待机活动。局机关地质科反革命分子王迪裕，肃反前夕还与广州铁路局反革命分子姚之永，省运输局徐国政党组织“中国人民正义救国军”现行反革命组织，王在萍矿负责第二纵队，阴谋在矿区发展反革命组织，散发反动传单，进行造谣破坏等活动。安源矿在肃反高潮中查出反革命分子蒋汉行，连续涂写反动标语9次，14张，内容极为反动，造谣中伤，挑拨中苏友好关系，恶毒地污蔑苏联和我人民政府，歪曲政策，捏造事实，企图离间群众和我党的关系。又如青山矿在第二批肃反运动中查出1950年3月由蒋匪特务机关——“中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派遣回来的特务分子杨大来。在我党团内部查出混入我党团组织内部的反坏分子4名，如混入我党内的特务分子钟敦道，曾历任伪排长，1945年在伪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第七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调查室（特务组织）株（州）礼（陵）总队任队员、副官等职，1948年来萍矿任监工，解放后隐瞒历史罪恶，伪装积极混入我党，并在职工训练班任技术员（教员），在肃反运动中才被清查出来，这个钻入我心脏内部的特务分子，不但历史上有着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而且解放后工作严重不负责任，错误指挥生产，多次造成事故。另外，运动中还查出过去算反革命分子，由于政策界限进一步放宽，现在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的普通反革命分子26名。象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如不清查出来，必将给革命事业和人民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现在清查出来了，这对保卫我矿生产建设和人民的安全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不但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有它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个重大的收获是难以用数字所能计算的。

　　⒉在运动中经过动员报告、学习党的政策和忠诚老实等文件，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通过从宽与从严的典型案件的处理，号召坦白检举，使党的肃反方针政策深入了人心，在党的政策的感召和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进一步动摇和分化瓦解了敌人，同时有许多在政治历史上有些问题的好人，由于运动中受到了教育，打消了顾虑，积极地投入运动，在运动中共有3,665人交待了自己的问题，根据当时分类的情况是：属于反革命问题的423人，属于政治历史问题的2,183人，反革命嫌疑问题的59人。经过查证弄清了5,951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放下了思想包袱和历史包袱，进一步发挥了他们工作积极性和政治热情，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是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同时给审干和使用干部，以及建党建团提供了有利条件。

　　⒊通过运动学习文件和揭发公布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材料，从理论上和实际事实上教育了群众，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从思想上划清了敌我界限，许多群众反映：“肃反运动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深刻和生动的一课”。如青山矿工人喻金老说：“我自1956年来矿后直到现在，是上了特务分子杨大来的当，过去我认为他是个好人，经常与他在一起拉拉扯扯，弄得我思想很糊涂，这是极端危险的，自宣布他的罪恶事实后，我才大吃一惊，今后我一定要从思想上来武装自己，不再上反革命分子的当”。运动中我们遵照了上级的指示，广泛深入地发动了群众，特别是发动了落后群众，采取大会动员，小组座谈讨论，支部负责划分战斗小组，分片包干，进行排队，分清是思想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是敌人还是落后群众，提出落后群众的名单，研究分析每个人的落后原因，针对其思想或顾虑，对症下药，以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积极主动，耐心地去教育启发，仅局机关第一批即发动落后群众221名，使他们敢于撕破脸皮，积极参加斗争，对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如高坑矿回采一区落后工人杨冬生，一贯闹思想毛病，发牢骚讲怪话，肃反中不愿参加学习，认为与己无关。经领导和同志个别诚恳而耐心地帮助，思想有了转变，后积极参加运动，并揭发了一向与他很要好的工人刘洪把石块丢在电溜子里的破坏嫌疑事故。运动中共涌现了积极分子6,466名。在斗争中出现了许多大义灭亲，妻子检举丈夫，儿子检举父亲的动人事例，如青山矿群众教师毛士雅，检举了他父亲当过守望队长，危害过人民的严重罪恶事实，并积极提供追捕线索。职工家属刘月秋检举了丈夫李子威当过三青团区队副，解放后与特务分子、三青团区队长等策划逃往香港，并收听美国之音，咒骂我党等反动事实。运动中共收到检举材料4,512分，其中属于反革命和反嫌问题的870分，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3,642份，对我矿和外地的肃反运动，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群众觉悟的提高，对今后的对敌斗争，也将继续起着重大的作用。

　　⒋由于运动中贯彻了肃反生产两不误的方针，合理安排时间，适当地调备干部力量，在运动中实行了上班搞生产，下班搞肃反，在干部力量的备配上分出了两套人马，一套搞肃反，一套搞生产，在作法上采取肃反密切结合生产，生产主动配合肃反，并向群众提出：“反革命要搞完，生产要打胜仗”的口号，由于群众的觉悟大大地提高，群众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责任心加强了，许多单位和个人在运动中都提前和超额完成了任务，许多单位虽然抽调了一些肃反干部，但仍然没有因此影响工作和生产，他们向组织提出保证：把肃反干部的工作包下来，不增加人员，两个人干三个人的事，保证圆满完成任务，并争取超额完成任务，如第一批运动中，128队财务科5名干部提前完成了10个人的工作量。局机关在第一批肃反期间，抽调了较多的肃反干部，加上调去一批学习的，实际比肃反前减少85名干部，仍然圆满完成了任务。

　　运动中查清了48起过去认为很难查清的事故，给予了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严厉的打击，同时对于情节严重的，一贯不负责任的事故责任者，也给了适当的处分，甚至刑事处分，因此劳动纪律和责任制度大大地加强了，消极怠工和不负责任的现象也大大地减少了，增长了正气，打击了邪气，改善了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密切了上下级和党群、干部关系，增强了内部团结，如局设计科，在肃反前政治空气十分薄弱，以不满分子赵维海（工程师）和反革命分子芦福云（助理技术员）等为首，拉拢部分落后群众，打击进步，与领导闹对立，竟猖狂到辱骂我党员科长（因为没有增加芦福云的工资）制造内部矛盾，工作消极怠工，各搞一套，互不协调，工作任务一向完不成，而且设计质量很差，事故百出，后经搞出反革命分子芦福云，和对赵维海造成一系列的事故发动群众进行了彻底的清查，并给一贯严重不负责任造成重大事故的赵维海进行处理后，该部门的政治空气焕然一新，关系融洽，工作协调，职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经常提前完成了设计任务，并很少发生差错和事故。许多基层干部反映：“肃反后工作好做得多了”。安源矿在第四批处理了一批反坏分子后，卫生所大夫卫民广感动地说：“过去每天有许多人没病硬要求打病假条子，现在就没有这种现象了”。以上情况证明，肃反是大大地推动了工作和生产。

　　⒌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干部，学会了调查研究，分析情况，辨别是非，辨别反革命分子的本领。运动中除440名肃反专职干部学会了对敌斗争的本领外，许多群众也学会了对敌斗争的本领，这给今后长期同隐蔽敌人作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 （四）缺点和错误

　　事实证明，四年来的肃反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运动中也曾产生过一些小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

　　1.在第一批运动初期，由于对中央关于肃反的方针政策领会不够，经验不足，时间匆促，材料准备不够充分，肃反干部刚从各个生产岗位赶来，没有经过必要的训练，当时对肃反斗争对象的批准权控制不严（把批准权放在各党支部），加上当时批判右倾情绪后，没有同时注意防“左”，于是干部中产生“左”的急躁情绪，以致产生斗争面宽了一些，错斗一些人，错捕了个别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在斗争中有个别单位态度粗暴，如罚站、车轮战、骂人等现象，和逼供信行为，搜查面也宽了一点，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第一批运动的初期，当时一经发现即行制止和纠正了。这些缺点和错误在后几批运动中得到了根本的纠正，均未再次出现上述现象。我们认为经验是在实践中获得的，以上这些缺点在运动初由于经验不足，是难以避免的。

　　2.从各批的复查和这次最后总的复查情况来看，运动中“左”的和右的偏差都有，但右是大于“左”的，以这次总复查的情况为例，错定的案件只有3个，而且其中有两个是肃反前已经交待和处理过的反革命分子，其性质仍是反革命，不是旧帐重算，真正错定的只有1个，而漏的即达9个，该判未判的1件。

　　以上这些“左”和右的缺点和错误，虽然是个别的，局部的，但我们均给予了严肃的对待，一经发现能立即纠正的都立即纠正了，有的在复查善后工作中予以纠正了。对许多问题的纠正，一般都在全体肃反干部中进行了座谈讨论，指出这些缺点和错误都给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并分析了其产生原因，以提高思想认识，吸取教训，防止今后再次发生类似情况，达到了教育干部、改进工作的目的。

## （五）几点体会

　　我们认为肃反运动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除省委五人小组总结的五条基本经验外，在具体工作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1.全面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领导亲自动手经常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保证不“左”不右，不错不漏，使运动正常健康发展的重要关键之一。实践证明：党的方针政策是对敌斗争的经验总结，是对敌斗争行之有效的锐利武器，只要我们能很好的掌握和运用它，就能战胜敌人。如我们在第一批运动前期，对充分发挥党的政策威力去摧毁敌人作得不够，在处理上有一个阶段存在偏重的倾向，在1956年2月政治攻势开展以前，虽然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但由于没有以从宽和从严处理的实际事例（特别是从宽）去影响和动摇敌人，很少人坦白问题，待政治攻势开展后，从宽与从严处理了一批，有许多人都纷纷坦白了自己的问题，其中有六名久功不下的对象，也彻底交待了问题。以上事实证明，省委五人小组1956年元月会议总结中指出的：“肃反也像战场上一样，要想一枪一枪打死敌人是最愚笨的方法，自古至今在战场上打死的敌人终究是少数，抓俘虏的是多数，就是说消灭敌人不是一个个去硬打，而是以政策感召其自动投降，坦白交代……”。我们认为这一指示是十分正确的。为了正确的贯彻执行党的政策，领导干部首先必须认真地研究上级的指示，领会其精神实质，保持清醒的头脑，密切注意运动的发展，并把上级的指示精神，及时向全体干部中传达贯彻，经常注意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反“左”的同时必须注意防右，在反右的同时，注意防“左”，要对下面反复说明“左”倾和右倾都有同样严重的危害，前者会产生冤枉好人，伤害自己，后者会产生漏掉坏人和反革命分子的恶果。

　　在工作中，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加强具体领导，不仅对整个运动要加以规划、部署，而且要深入到实际工作中，抓具体问题，熟悉案情，研究斗争策略，并亲自审查重点分子临阵督战，凡是这样作了的单位，运动就搞得好。

　　2.充分发动群众，大走群众路线，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方法。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肃反运动中，自始至终地发动和依靠了广大群众，这是使肃反运动搞得又深又透，彻底挖掘了暗藏敌人的主要因素，正如上级曾再三指示我们：“肃反斗争必须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的群众路线，发动大家起来对付反革命，党为了领导群众和取得群众的支持，首先就必须让群众知道肃反的意义、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就必须广泛采取各种宣传方式，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工作，使肃反斗争的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作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就便于团结广大群众，孤立敌人”。我们在运动中遵照了上级这些指示，采取了各种办法，运用了各种方式，如采取了大会动员，小组座谈，个别串联，召开控诉会，宣传会，反革命罪行展览会、老工人会，斗争前的研究会，运用了矿报、黑板报、广播、幻灯、标语等形式，从党内到党外，从职工到家属，层层发动，在发动群众中特别注意发动了技术人员和落后群众，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如局机关材料瞿良田思想一贯落后，本身有些历史问题，常和坏分子在一起说怪话发牢骚，经发动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检举了反革命分子韩郎夫的破坏活动。又如青山矿家属朱碧霞当发现其丈夫杨大来是个派遣特务后，由于自己受到了肃反教育，懂得了检举反革命分子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因此，就对其丈夫宣传党的政策，并动员他鼓起勇气向组织交待，在杨表现犹豫时，她就说：如你不交代，我就要到大会上去检举你，迫使杨交代了1950年1月在舟山参加匪“中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同年3月携枪潜回大陆的罪恶活动。我们认为在工矿技术部门，技术复杂，发动技术人员清查敌人的破坏活动，更有其积极的意义，如机关工程师孙熙富，刘端履，高梓升等，过去一贯不問政治，政治不够开展，经过肃反运动的学习，教育和发动后，揭发了原设计科工程师赵维海的破坏嫌疑事故材料，对彻底弄清事故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后，都积极地检举揭发反坏分子的材料，并有许多人主动利用业余时间调查嫌疑分子的问题，如安源矿通讯区工人肖洪萍，出班后自动跑了四、五十里路到农村去帮助组织调查一个有嫌疑的材料。我们感到这次运动中对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得到了很大的发挥，获得的效果是很大的。

　　3.充分作好准备工作，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是有力打击敌人的有效措施，实践证明，作好充分的组织准备，材料准备和思想准备工作，是开展肃反运动的先决条件，特别是材料准备，是准确打击敌人的物质基础。如准备工作做得好，既能准确打击敌人，又能加快运动的速度，大大地缩短运动的时间。

　　我矿在第一批运动中，由于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干部没有进行必要的训练，工作中主要企图采取小组斗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对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有不少案件造成久攻不下，顶牛僵局，拖延了运动的时间，我们接收第一批的教训，在第二批开始即作好了各项准备工作，抽调了与任务相适应的干部，（质量与数量都比较好），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学习了党的方针政策。明确了作法，在材料方面进行了反复的摸底排队，和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确切地掌握了重点对象的主要材料，使得有些企图顽抗的敌人见我们已掌握了材料，无法再行隐瞒，也不得不缴械投降，在第二批52个肃反对象中，经过政治攻势与和平谈判，或专案审查，有43个对象全部或对主要问题作了交代。事实证明，只有充分地作好准备工作，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争取主动，攻下敌人，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六）巩固运动成果，取得更大胜利

　　四年来的肃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在运动中清查出一大批反坏分子，摸清了内部人员的政治情况，根据已经掌握和暴露的材料来看，肃反运动是作到了全部彻底干净地肃清暗藏的敌人，但不能认为今后我们内部就不会再有隐蔽的敌人了。肃反运动的结束，也并不意味着肃反工作和对敌斗争的结束。正如上级经常告戒我们的：只要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国际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我们同反革命的斗争一天也不会停止，因此，必须认识斗争还是长期的、艰巨的，当然反革命分子是越打越少，反革命基础越打越弱，但反革命也是越打越精，越来越巧妙，因此，我们还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加强工作，对于隐蔽更深、现在还没有暴露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随着广大群众的觉悟和革命警惕性的日益提高，和我们工作的更加深入，将继续被揭发出来，在肃反运动结束后，我们仍须加强对全党和全体职工与家属提高革命警惕性的教育，采取各种方式经常进行敌情和敌情观念的教育，防止和克服右倾麻痹情绪，使广大群众既是生产者，又是保卫者。对于已经清查出来的反坏分子，无论有无保卫组织，各支部和行政单位，都必须切实地担负起对他们的教育改造任务，并指定专人负责，发动广大群众进行监督，使他们经常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争取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于反革命社会基础和反革命思想比较集中的地方，要特别注意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防止其成为孵化反革命的温床。经常检查各种（如保卫、保密、人事等）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发现漏洞及时堵塞，以杜绝敌人的破坏空隙。同时必须加强经常性的保卫工作，各级保卫组织，要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继续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经常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加强政策和业务学习，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深入生产，树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提高对敌斗争的本领和政策理论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肃反运动的成果，取得今后对敌斗争的更大胜利。

　　 1959年7月28日

　　来源：《全省各地区内部肃反运动全面总结汇集》，中共江西省委五人小组办公室，195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