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局转发川东区党委对土改工作中的问题的通报

　　兹将川东区党委对土改工作中的问题的通报摘要转发如下：

　　一、对地主阶级、特别是对大地主经济力量的摧垮，与满足雇贫农的经济要求，还做得很不够。据江津县十七乡的统计：地主罚赔九六三八·五老石，而交出仅三○一一·五老石，占应赔数的三一·二％。忠县渰井乡九个村大地主四户中斗了一户，判罚六○老石，只交出五老石，占八·三％；中地主十二户中斗了六户，判罚八○老石，已交出三一·七老石，近四○％；小地主二九户中斗了三户，判罚二一老石，已交一八·七五老石，达八九·三％。江北县龙兴乡判罚三四二一三六·六斤，雇贫农三九一五户、二四三六六人，每户平均八七·四斤，每人平均一四·○四斤；而已交仅一五二四七四斤，占四四·五％。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三：

　　①镇压不及时，人民法庭工作的配合不力。江津县土地改革开始四十天以来未杀过人，有些地主公开反抗，该关的也未关；四区有的农民说：“人民法庭睡觉了！”六区有的干部说：“人民法庭入库了！”相反的，地主阶级却相当嚣张，有的说：“斗不斗没啥子”，“减租退押时那样恼火都过来了，现在没有啥子。”江津仁沱乡地主对农民说：“斗争要讲理，打我就违犯政策。”涪陵县反映亦有类此问题；有的群众反映：“人民政府不像干人政府了，不给我们撑腰了”；六区有的村，群众在斗争会上打地主，会后说：“政府不办，我们打死了再去坐牢。地主行凶作恶不犯罪，我们打死他，看政府怎么办！”有的地主说：“现在土地改革不杀人了”；“你们（指政府）以前杀人杀错了”。这些，与干部领会三届公安会议精神不足有极大关系。江北县一区某同志对群众控诉地主罪恶不加理睬。酉阳某区长对企图谋杀村干部的现行犯发现后，不敢逮捕；等县批准后，该犯已逃。

　　②有些地区赶时间，走过场，而放松了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如忠县渰井、东云两乡在转入查田评产后，即不再向地主作斗争，致赔罚交出数甚微。江津县七、八区的六个乡虽已或正准备分田，但搞出的东西很少，封建势力打击的很不彻底，因而不得不走回头路；而地主阶级却在用各种方法拼命抵抗，企图拖过关了事。涪陵地主一般都承认有罪，但不认罪；有的地主说：“只要不承认，政府没办法”；有的认了罚，又久拖不交。

　　③未认真发动群众，对地主财产未掌握具体材料、盲目追逼，甚至吊打；但既搞不出东西，又造成僵局。梁山县福禄乡石安村对地主事先未调查，只是硬斗、打骂，结果也未搞出东西。忠县万顺乡对地主赔偿能力未充分了解，即轻判罚黄谷二五○石，结果干部、群众对追交都无信心。

　　二、有的地区群众发动的还很不够。江津县二二八个村检查的结果，经发动群众、整理组织后，雇贫农树立了优势，并团结了中农的一一五村，占五○·三八％；雇贫农有部份发动，但未形成领导核心的八三村，占三六·四％；被中农或个别流氓、不纯份子所掌握的三○村，占一三·一六％。酉阳板溪乡各村农会干部虽多为雇贫农，但起作用的几个主要干部则多为地主阶级所操纵，大多数群众任他们摆布。黔江蛇道村九个村政委员中有五个旧保甲人员；栅山乡栅山村土地改革第一阶段虽已结束，但据检查，该村有十六户雇贫农从不参加任何会议，另有十六户因“落后”未被吸收入农会；酸毛乡斗争两个地主时，会上只有六个农民发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干部不深入；其次是由于包办代替、强迫命令所致。

　　三、反违法斗争中，对隐藏地主物资的落后农民的处理，是一种很严重的问题。涪陵县对这些农民提出：“检举有功，自报无过”、“包庇地主，全家耻辱”的口号。并提出四大保证：	①经济上照样分果实；②政治上不受侮辱、轻视；③组织上仍可参加农会；④大家一条心，打击地主报复。这样做的结果，收效很大，很多落后群众控诉了地主罪恶，并交出隐藏的物资；涪陵庙垭乡自己报出的已有三○多家。但有的地区，一发现线索即硬行追逼，并一般的给这些人戴上“狗腿”帽子；忠县五区某乡斗争会上，有的干部说：“狗腿快把东西交出来！”这样一来，这些人就死活也不承认了，并因而造成农民内部纠纷。

　　四、在划阶级中，有些地区因政策交代不清，干部、群众乱划的现象很严重。云阳县双江乡第一村，将五户工作人员家属划成工作人员阶级，并将恶霸专划作一个阶级。梁山县云龙乡廿一村，将一户有八口人，佃人五○石田，解放前全系自耕，临解放时两个儿子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不得已雇长工一人，并偶而请点零工的，划为反动富农。

　　五、在政策和策略思想上，某些干部现存两种偏向：一是有些地区、在某些问题上作了规定，使干部缩手缩脚，助长了地主气焰；而另一些同志，则不讲政策，乱施吊打。北碚天台村将一个二十石田的小土地出租者吊打，并用八角蜂刺。江北县同仁乡一村斗争会后，叫大地主跪着爬出去，小地主走出去，美其名曰：“分别对待”。

　　 西南局一九五一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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