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10月份农村工作简况向中央的报告

　　（一）秋征工作各地自本月初开始（少数地区9月下旬即开始），全区已有一部份地区完成，大部地区也接近完成，入仓工作可能要在11月底12月份结束。就目前各地初步征收的情况看：

　　一、由于贯彻了查田评产依率计征，一般的超过了今年原分配的任务数。如川东长寿、璧山，都超出1千余万斤，梁山超出2千多万斤，忠县超出任务一倍左右；川北在已土改区一般负担比预计任务超额10%至15%；川南荣县兴隆乡超过分配数的16%，内江九岭乡超过49.85%。

　　二、不论土改区和未土改区，还均有瞒田瞒产现象。川北已土改区一般经过这次查评后，田土数量比土改时增加了5%至10%，产量增加了15%至25%；川东万县专区各县土改区与末土改区田土数一般增加5%至10%，产量比去年增加了10%至30%，璧山、梁山产量增加到40%左右；贵州黄平县已土改的东坡乡增加产量15%，施秉县白义镇十村增加产量24%；川南威远未土改的抚安乡查出黑田23.14%，黑土55.02%，简阳石堰乡查出黑地34%，内江每万土增加产量10%。各阶层瞒田瞒产情况也较普遍，一般的是中农较多，富农次之，贫农亦有瞒田现象。如川北已土改区南充县城关区10个村统计：贫农瞒田户占本阶级户口34%，瞒田447挑，占瞒田总数34%；中农瞒田户占本阶级户口57%强，瞒田710.5挑，占瞒田总数55%；雇农瞒田户占本阶级户口4%，瞒田1.5挑，占瞒田总数0.1%；富农瞒田户占本阶级户口41%强，瞒田83.5挑，占瞒田总数7.5%；小土地出租者瞒田户占本阶级户口16%强，瞒田9.5挑占瞒田总数0.7%；地主瞒田户占本阶级9.5%强，瞒田27.5挑，占2%。

　　三、不论总的负担率和各阶层的负担率，一般的比去年较高，特别是已土改区，贫雇农比去年增加较多。据西南财政部税征情况简报统计：未土改区3个村（乡）总负担率最高24.71%，最低的为16.8%；土改区的3个村（乡）总负担率最高为21.85%，最低的16.8%。各阶层的负担率，在未土改区3个村（乡）雇农由不负担到最高6.5%，贫农由8.5%到14%，中农由16.5%到22%，富农由23%到37%，地主由33%到43.57%；土改区一个村的材料，雇农负担率为20.93%，贫农为18.21%，中农为21.09%，富农为24.47%，地主为16.49%，小土地出租者为20.07%（以上均包括地方粮在内）。农民一般负担虽较重，但据川东反映负担后农民余粮都比往年较多。

　　四、各地领导一般重视，均认真地宣传了政策，深入地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了依靠与发动群众做好查田评产，和贯彻了依率计征的政策；因之一般的田土产量查评较实，负担也比较接近公平合理，避免了畸轻畸重现象，提高了群众对征粮认识。但是，在少数地区部份干部中尚曾发生过和存在着对征粮工作认为“来征粮是准备打算盘的，不是来发动群众的”不重视宣传教育和发动群众，而采取“算盘一拨谷子就进来”的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办法；致使工作受到损失，田土产量查评不实，个别地区甚至形成僵局，群众不满说我们“像旧保长一样”；同时在少数干部中对查田评产尚有“反正完成得了”不重视查田评产和怕完不成任务。有的查田评产不依常年产量计算而以丰年产量与田面计算产量，结果加重了群众负担，个别地区在税率提高地方粮增大的情况下超过了去年负担的一倍上下。其他秋征中问题，各地区多少不等的均发现有地主坏分子造谣破坏，个别地区尚有地主煽动群众和动手打征粮人员等现象。

　　（二）三期土地改革，川东区已有4县共151个乡于本月初旬和中旬先后开始；川南区已展开的有8县2市共424乡；川西区干部已下达到乡；川北区工作团已到县，现各县正在开扩大干部会议；其他各省（区）都还在训练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以及进行其他各种准备工作。关于组织机关干部和民主人士下乡参加土改问题，西南区一级已组织3,207人（包括重庆市）共组成5个团，去四川各地的4个团已先后出发，余去贵州的1个团，预计12月出发；其他各省（区）对此一问题也均很重视，据报来的川西区一级已组织2245人并已下乡。

　　从目前待土改区和展开土改地区看，农民要求土改的情绪很迫切，川北通江、南江群众在征粮中自动提出“早交公粮好土改”，乐至县和平乡一农民说“我望了好久了，赶快把公粮交了好土改”；地主富农比较恐慌，尤其是地主，川北个别地主有逃跑和自杀的；川南个别地主有在黑夜里练习跪板櫈练吊功，以准备硬拼的；其他地区大部份地主均积极进行分散财产，造谣破坏，收买利诱等，其花样比以前更多更高明更毒辣。如有的通过寄放、赠送、贱卖暂借等分散隐藏财产，甚至有的亲自动手分散隐藏，连家里人也不让知道；有的拆掉楼板，烧掉房子家具，用人发喂牛，用铁钉及刺棘之物放在路上用来刺伤农民的脚等。这些问题各地均已予以注意。

　　来源： 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下）》，重庆， 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