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一月份农村工作向中央的综合报告

　　农村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本月份仍然在普遍进行中。我们利用各省区负责同志来渝开军政委员会和中央局会议，分别汇报和检查了各地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情况，对于农村群众运动有了较多的了解。兹将一些主要情况简报如下，即作为我们1月份农村工作报告：

　　（一）原四川各区清反减退运动业已全面展开，除减租果实已大体落到农民手中外，押金至1月底估计亦可退出25％至35％。但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有的已告结束，有的进入清理阶段，有的则进入高潮，有的刚刚展开，总的来看，运动还正潮头。云南尚在开始阶段，于本月内大体可以展开，黔康则押金不多，而变相押金（如无代价的帮工帮谷等）则较为普遍，因之与反霸同时进行了反帮工等的斗争（实际是退黑押）；在做法上除川西是由上而下的渐次展开外，其他各地则都是由下而上的发动，而且一般都是有领导的由点到面，只有川南是采取将政策交给农民干部后即全面轰开。各地运动虽然比较粗糙，不够深入，但规模很大，发展正常。虽然在运动高潮之下各地区都有些地主自杀现象，但为数不算很大，据了解自杀者中女性多于男性，年老多于壮年，而自杀原因亦甚复杂。群众中有吊打现象，干部吊打则极少。严重的违反政策（如侵犯中农和工商业）现象尚未发现。即川东、川西、重庆市的民主人士到农村中间实际看了的亦不能不说运动搞的很好，有的讲：“过去叫有偏差的人都是他自己站在偏的立场上讲的。”有的过去大喊大叫，但到农村中实际走过一趟后就感到自己过去观点不对了，这就说明运动一般是在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的正常发展着，因而群众得以发动起来，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得以逐渐扩大，封建阵营逐渐分化。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群众的发动问题，因为只有群众发动起来才敢于向地主讲理讲法，这也才会使下到农村中的民主人士在群众性的斗争中认识到农民力量的伟大，减租退押的天经地义，地主残酷剥削的罪恶。所以即从这一角度上看也说明了群众有了发动，农村的情况有了基本变化。

　　（二）运动所以能够迅速展开并正常的发展，总的方面当然是由于形势有利、方针明确、政策正确，具体的来看则有以下几点：（一）在运动开始即颁布了有关的政策法令，并普遍的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对群众是一个普遍的政治动员，对封建势力则是一个强大的政治攻势，使封建地主感到无可抵抗，几乎没有一个敢于公开说不减租不退押，这对于促进中小地主低头守法和孤立大地主起的作用很大。而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则无不认为“税可以缓交，押不可不退”，这对于减少运动阻力、造成放手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上起了很大作用。（二）普遍的召开了各级农民代表会议，举办了农民训练班，大量训练农民积极分子，将政策直接交给农民群众。全西南区在减租退押准备期间，除农代会外，仅训练班受过训练的农民即达100余万以上。在训练中经过了诉苦提高了阶级觉悟，经过政策教育明确了政策范围和敌我界线，总结了当地工作，懂得了办法，加以他们熟悉情况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就发生了雄伟的力量。这是使运动迅速展开正常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个主要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也是检查工作了解情况扫除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一个重要办法。我们深深感到，如果我们不采取普遍召开农代会和大量训练农民积极分子的办法，在西南干部如此奇缺的情况下，西南各地的群众运动是很难如此迅速展开的。（三）整顿了农协组织，调整了农协的领导成份。在去年征粮开始，有的甚至在更早的时间，即组织了农会，并依靠农会进行征粮。但当时的农会组织由于群众未发动，组织成份普遍不纯，有的为流氓地痞所掌握，有的则系地富所组织，好的不多，即使有些从成份上看虽是贫雇农领导，但实际上则为中农或富农掌握，贫雇的优势没有树立，农村的战斗队未很好的编成，这一情况随着工作的逐渐深入就日益明显。所以各地都及时的进行了农协的整顿，农会的主席和小组长一般的都作了调整，这对于使一般农会后来逐渐成为领导运动的机关和活动中心，有决定意义。（四）基本上消灭了股匪，镇压了匪首和反革命分子，打击了封建势力当权派，民气伸张，群众不再抱怨宽大无边；地主的气焰有所收敛，他们有的并说我们是三头政策，“初来磕头，后来点头，最后杀头。”如不把那些明目张胆的匪首恶霸反革命加以镇压，则不仅地主的气焰难以打落，群众不敢起来，且会使我陷于孤立。此点我们早有警觉，一再督促各地都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大大鼓舞了群众，给运动的展开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五）领导上未满足于大轰大擂；已开始注意在大的局面展开后的具体深入的组织工作，培养当地干部，使群众有了自己的领袖，工作队走后工作不致于垮，此种情况现在虽然为数极少，但已开始给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六）干部经过了整风，解决了政策和任务不相矛盾的问题，提高了政策策略观点，明确了在工作中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反对包办代替强迫命令。所以在这次运动中各地虽亦发生打人和变相肉刑的情况，但检查结果干部亲自动手的极少，据川东检查，全川东干部直接吊打过人的不超过10个干部，暗示群众的也很少。打人大都是群众激于不可抑制的阶级仇恨和有些死抗硬拖的地主经过肉刑才拿出东西，因而就觉得非打不行，于是群众就施以肉刑。但他们知道这是政策所不允许，便往往背着干部偷偷吊打。这点开明人士也看得清楚，有的就说这是“坏人连累了好人”。

　　（三）运动中的问题，除对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毗连地区的联合斗争等的情况和我们的处理办法已有报告外，当前主要的问题，一是如何发动贫雇；二是坚决镇压反革命，严惩不法地主；三是如何使具体的组织工作赶上运动的发展；四是城乡结合的问题。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在清反减退运动中中农得利最多，重庆市郊有一户中农退押所得果实近1亿元，所以中农在政治上表现得也较活跃积极；贫雇农所得则较少，特别是无租可减无押可退的（估计约在20％左右），则所得更少或者几乎得不到什么，所以贫雇农在减退中卷入运动的还主要是有租佃关系者。无租佃关系者有的尚未动起来，有的在斗争中虽然积极，但由于所得过少及因误不起活路而消极下去。反映到组织上，有的也就未形成贫雇的优势，虽然形式上贫雇占到三分之二，但实质上则仍为中农所掌握。因之这一问题如不能适当的解决，不仅目前运动难以深入，而且在行将到来的土改运动中，就无很好的依靠（中农在减退中虽得利很大表现积极，但从土改实验中证明他们在土改中则并不积极），也就有和平土改的危险。所以必须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满足贫雇的要求，充分的发动贫雇，解决依靠贫雇的问题。我们觉得只要不侵犯中农利益，在总的政策原则下，有明确的内容，分清界限，按理按法行事，从地主身上拿出些东西来，解决贫雇的困难，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办法是以从清匪中追赃物，反霸中的赔偿损失和罚款，退押中将富农和小地主调剂出来的部份和黑押部份，以及从违法地主的罚款中拿来调剂，不向一般地主节外生枝，这样即可以解决贫雇的部份问题，理由也充分，而不会混乱自己的阵容。因此我们已决定不仅在当前运动中没有注意的应加以注意，而且在土改中亦要认真注意解决，一直贯彻下去。这是我们关于解决这一个问题的办法。在第二个问题上，虽然各地的经验已经证明，凡坚决镇压了匪首恶霸反革命的地方，情况就显然不同，例如酉阳分区原来是匪特盘据地之一，杀了1000多人以后土匪绝迹了，群众起来了。但今后如何继续贯彻镇压匪首恶霸及特务会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创造深入发动群众的条件，还是要继续抓紧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工作较为顺利，表面上也带起群众的地方，对此更需注意。这个问题如不在现在求得基本上的解决，就会使下一步的运动增加更多的麻烦。事实上目前随着斗争的深入，地主阶级的反抗也日益积极，暗杀、陷害、造谣、破坏、诬赖、反噬、拉拢、欺骗、组织反抗以及用金钱美女收买干部积极分子的事实已不止一处发生，川西土改试验乡地主就说我的枪还有最后一颗子弹，隐蔽的恶霸匪首特务未打倒的地方，他们就往往操纵农民，使一切工作无法展开，这些地方便成为死角。因之必须打垮这些恶霸的势力，才能树立农民的优势。对于匪首恶霸主要从政治上着眼，应杀的坚决杀掉，然后依法宣布没收其财产。对于应杀者如果为了搞钱追物资等经济目的而延宕时间不及时加以镇压必然增加困难，一定待拿出钱来以后再杀了亦会使我陷于被动丧失社会同情。特别是群众还没有从政治上充分发动时往往对于拿出钱来的恶霸反会认为开明，不会感觉到要杀，所以不从政治观点出发，单单从经济观点出发，就一定模糊群众的认识和政策界限。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不能及时提高，地主政治上的气焰不能打落，封建经济也不能给以及时有效的打击。而西南一般大地主由于在抗战中未伤元气，经济上的底子较厚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确定在抗美援朝和减租土改运动高潮中间，准备继续坚决镇压应该镇压的匪首恶霸和不法地主，有计划的杀一批、关一批，求得彻底粉碎地主的反抗，充分的发动群众。在第三个问题上中心还是从运动中组织群众培养骨干的问题，特别是在运动后期，一方面是如何采取大会小会，讲理讲法的斗争，和人民法庭审判等办法，结合起来，打破僵局，认真的调查研究，讲究策略，分别对待，进行清理。一方面则应更抓紧深入具体的组织教育工作，使具体组织工作赶上运动，扎下根子，把每个阵地巩固起来，使干部走了也不至于由轰轰烈烈而变为空空洞洞、冷冷清清。因此例如如何进一步具体深入发现贫雇积极分子并加以有计划的培养，如何使农代会与农协小组的工作开始结合，如何在农村中建团和建党等准备工作等，随着运动的进展就逐渐被提到议事程序上来了。最后关于城乡结合的问题，业已成为一个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反封建的每一个步骤都联系到各个方面，任何一方面的工作，不相适应都会使运动增加困难。例如城市减租土改教育，对于农村工作的援助，农村减退工作中对于城市工商业的照顾等，所以城乡工作必须紧密的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反封建斗争的每一步骤都在促进农村的变化，一直到彻底消灭封建后的根本变化。目前清反减退运动还尚未结束，而农村的面貌业已为之一新。过去的赌风现下没有了；而农民在得到大量果实后生产情绪大大提高，要求大量的农具及其它生产工具，同时多少年来没有穿到一件新衣，现在翻身了除投资生产以外，还要购买布匹缝制棉衣，并送子弟读书。据重庆最近反映棉布即已供不应求，过去纸张笔墨在旧历年底一向很少人买，而今天则生意很好，农民买的不少，另外土产的购运也已提在面前。这一系列的问题业已提出。这就使我们必须考虑城市工作如何更好的为农村服务，如何适应大变革后新的农村的要求。否则不仅使农民吃亏，而且使城市失掉发展的有利条件。

　　（四）加速土改问题我们也大体做了计划，此次西南局委员会与军政委员会都以此为中心议题，大体得到了解决，川东、川北、川西等地也都做了典型试验。四川各区春耕前都准备在工作基础较好土改条件业已具备的部份地区开始土改，以便取得经验，迎接秋冬的土改运动。为使运动能更好的发展，并拟在五六月间，全区干部进行整风，以便更好的总结前一阶段中的经验，迎接即将来到的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关于中央局会议情况及土改运动的具体计划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另报。

　　来源： 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上）》，重庆， 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