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财政部关于一九五二年工商各税完成情况的报告

　　（毛主席并中央：）

　　兹将一九五二年工商各税（关、盐、契稅及地方附加税除外）完成情况（本年二月底统计）报告如下：

　　（一）一九五二年税收计划数为五七一、一○○亿元，实收五七五、二八三亿元，完成计划百分之一○○点七三。从地区上看：华东计划数为二三五、○○○亿元，实收二二五、二四五亿元，完成百分之九五点八五，占全国实收总额的百分之三九点一五；中南计划数为一二二、○○○亿元，实收一一三、一三八亿元，完成九二点七三，占全国一九点六七；华北计划数为八二、○○○亿元，实收八二、五七五亿元，完成一○○点七○，占全国一四点三五；东北计划数为七二、五○○亿元，实收八二、二○六亿元，完成一一三点三九，占全国一四点二九；西南计划数为四五、○○○亿元，实收四二、一四○亿元，完成九三点六四，占全国七点三三；西北计划数为一三、二○○亿元，实收一六、二八八亿元，完成一二三点三九，占全国二点八三；内蒙古计划数为一、四○○亿元，实收二、○三四亿元，完成一四五点二九，占全国的○点三五；税务总局直接征收的铁路营业税及苏新国家进口货物税一一、六五七亿元，占全国的二点○三。从税种上看：货物税计划数为二○七、五六三亿元，实收二○○，二三○亿元，完成百分之九六点四七，占实收总额的百分之三四点八一；棉纱统销税计划数为一八、二五○亿元，实收一七、○四二亿元，完成九三点三八，占总额二点九六；工商业税计划数为二五六、二○○亿元，实收二六六、九六九亿元，完成一○四点二○，占总额四六点四一（其中国营企业营业税实收五八、四六三亿元，完成一三三点五一，合作社营业税及所得税实收一二、六一六亿元，完成二一六点八八，私营营业税实收七三、七○六亿元，完成八二点四○，所得税实收九九、五六三亿元，完成一二一点一五，临时商业税实收二二、六二一亿元，完成六四点六九）；印花税计划数为三○、三三三亿元，实收三二、三九九亿元，完成一○六点八一，占总额五点六三；利息所得税计划数为二、一九四亿元，实收一、一六七亿元，完成五三点一九，占总额○点二○；其他各税计划数为五六、五六○亿元，实收五七、四七六亿元，完成一○一点六一，占总额九点九九。

　　从以上情况来看，一九五二年税收计划似已逐渐接近实际，并有以下特点：从地区上看，税源大的几个大区如华东、中南、西南都没有完成任务，东北及税源少的西北则有超过。从税种上看，主要税种如货物税、私营营业税及临时商业税均未完成任务。此外，还须说明的，是去年西南、中南等地区为了争取完成任务，将十二月份的营业税提前征收入库（应在今年一月征收），并提前估征了第四季度所得税（西南估征大部、中南一部。按规定应在今年第一季征收）；去年各地发动国营企业、合作社自查补税约一万亿元左右，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九五一年以前的漏税，也算作去年收入；华东并将一部分属于地方收入的税收罚没，亦抵交了去年任务。如在一九五二年税收实收数中除去这些因素，则估计实际完成计划只不过百分之九十七左右，并未完成任务。推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经济的改组、公私经济比重的变化（一九五一年私营营业额占百分之五十九点三，一九五二年降为四十三点九一）以及工商业经营方式的改变等，使税源发生了变化，部分商品滞销减产也减少了税收，影响较大的如捲菸比原计划少产百分之七点二三，酒类少产百分之三六。此外，一九五二年物价下降，对税收也有影响（总指数下降百分之六点四，其中捲菸下降约百分之二十，影响税收较大）。如无以上不利因素，我们估计不但可以完成任务，而且还可能超过。

　　（二）一九五二年的税收工作，各级党政领导是十分重视的，对税务机关经常检查督促，抓的很紧，有些地区为完成税收任务，并在党委领导下成立了税收办公室，这对完成一九五二年任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各级税务机关努力工作，也有很大的成绩。此外，一九五二年各地还进一步进行了摸清税源的工作，使税收计划逐渐接近实际。在税源管理上，因发动广大职工护税与推行分段管理纳税人的专责制，对控制税源，堵塞偷漏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一九五二年税收工作中的毛病也是很大的。这主要是在工商业税征收方法上出的毛病。我们对于大多数会计账册不健全或根本没有账的工商业户采取民主评义的办法这原是对的，但因我们过去对税局系统强调任务多，具体交代政策少，检查工作时，也是多半只检查任务，不注意政策，使得税务干部长期存在着任务与政策对立的看法，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而在征收方法上简单从事，不要改进，甚至税法中对民主评议户有些比较具体的规定，如分等分级找典型等，也没有认真加以贯彻。有不少地方的税务干部拿典型套任务不按政策办事，营业额比例评加，所得税典型户找胖子，一方面应当收的没有收足（据各地调查“五反”后工商户偷漏仍不少），另一方面不应当收的多收了。负担畸轻畸重，其中以所得税偏差最大。而更严重的是去年税务干部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作风相当普遍。去年“五反”以后征收营业税、所得税，由于我们忽略了任务紧、时间短和税务干部宁“左”勿右的思想情绪，没有及时提出防止偏向的办法，有的地方用“五反”打虎的方法征税，盲目地挤与逼，有的动员群众多杀猪，以便征收屠宰税，有的在农村查补漏税，甚至征收死猪税。更严重的是不少地方还发生了辱骂、罚跪、捆、绑、吊、打、车轮战等违法乱纪事件，初步统计，被逼死的即有五十九人，造成了政治上的很大损失。这是不可容忍的错误。对于上述这些偏向与错误，我们事前交代政策不够，工作中检查不够，发生偏向后纠正不够，一句话，我们财政领导机关重任务轻政策，严重的官僚主义，是应负主要责任的。

　　（三）为了把一九五三年的税收工作做好，我们在今年春节前后，曾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所得税工作汇报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着重批判了税务干部中把任务和政策对立起来的看法，强调政策与任务的一致性，今后必须贯彻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应收的坚决收齐，不应收的坚决不收，反对重任务轻政策的思想，也反对片面理解政策，不敢收税的倾向。为了做到此点，就必须努力改进征收方法，特别是要努力改进民主评议，适当扩大查账计征面，反对满足于工作中简单粗糙不求进步的老一套做法。必须继续开展店员职工护税工作，加强分段专管制度，减少偷漏。必须坚决纠正下级税务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更重要的，我们还必须加强对公私城乡经济变化和工商业经营情况的调查研究，继续摸清市场规律，做到领导心中有数。此外，我们对各级党委财委还有如下几点要求

　　1、一九五三年税收任务虽已分配下去，但各地反映信心都不太高，现又值各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反违法乱纪的检查，须防止税务干部在此种情况下可能产生的缩手缩脚不敢收税的右倾情绪。因此，我们除要求各级党委、财委经常注意税收完成的情况，多加督促和检查外，还须请他们对税务干部加强政策思想教育，既要反“左”，又要防右，使其既能完成税收任务，又不超过政策界限，学会和资本家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我们认为只要实行了毛主席：“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的指示，税局依法办事，取得主动，是可以多收而不是少收。

　　2、修正的税制实行后，由于我们准备不够，要求太急，研究不透，看问题不全面，不稳妥，与各地领导及有关部门联系配合不够，以致在营业税的纳税环节上，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有些已得到解决，有些问题看法尚不一致，究竟修正税制对保税作用有多大，对经济影响的后果如何，目前尚难作出结论。除我们应当与下面业务部门密切联系，解决修正税制中的若干遗留问题外，要求各级党委、财委多加注意，务使税收、物价、公私关系三者都能摆稳。

　　3、在去年底和今年初的机构变动中，各地都从税务系统调出了一些领导骨干。为了服从整个工作的需要，抽调一些是应当的，但有些地区调出太多，而且直到现在有些地区还在继续向税务系统调人，使得工作上有些接不上气。今年税收任务很大，又值推行修正税制，极需要熟悉政策和业务的干部领导这一工作。为了不使税务工作受影响，我们要求各级党委照顾此种情况，遵照中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电示，在此次机构变动后，不要再调税务干部出去。

　　对于税务系统本身机构和干部的调整配备，亦请党委予以注意，使目前尚未健全的机构能够迅速充实起来以利工作。

　　以上报告，如中央同意，拟请转发各大区、省、市党委、财委。

　　 中央财政部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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