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市委关于“三反”运动总结报告

## 一

　　“三反”运动在去年12月二次市党代表会议上，作为中心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并对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作了初步的揭发与批判，为开展“三反”运动从思想上作了动员与准备。今后在党内外，经过学习文件，思想酝酿，层层动员后，即全面展开。经坦白检举、打虎斗争、迫赃定案、思想批判等四个主要阶段，至今年7月初已基本结束。这次运动总的情况是对贪污反得比较彻底，对浪费检查得不够，对官僚主义作风检讨得不够深刻。

　　全市参加运动者17178人（其中党员2291人，团员1973人，非党团员14034人），共查出贪污分子4375人，占总人数25.46%。党员中贪污者417人，占党员总数18%，占全市贪污分子总数9.4%。团员中贪污者463人，占团员总数23.4%。贪污人数最多者财经系统，有银行、税务和工商局；政法系统，有公安局；文教系统，有卫生局。贪污的性质与方式，各有不同。银行人员主要是挪用、套贷公款，放高利贷，倒贩金银，个别人侵吞抗美援朝捐款；税务局主要是接受奸商贿赂，放货进城，出卖验货证，开大头小尾票；建设局人员主要是泄密露标；工商局人员主要是出卖营业执照，私自批准开转歇业；邮电人员主要是违法走私兼做生意；卫生人员主要是勾结奸商捣贩和抽换药品；总务人员主要是吃回扣重领假报；司机人员盗卖汽油、零件；会计、出纳人员捣鬼转账和个别人公开偷盗公家物品等。

　　根据核实定案4375个贪污分子，共贪污人民币12,474,162,861元，截至目前已追回赃款5,060,914,610元，占贪污款总数40.5%。而其中千万元以上的大贪污分子之退赃总数仅占其贪污款数36.3%，在退赃洗污的号召下，贪污分子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定出了退赃计划，至今年年底，尚可退赃款13亿，大多数贪污分子因退赃确有困难，已酌情予以减免，此项工作由于后期逐渐转向恢复日常业务工作，因而稍有松懈。

　　中小贪污分子3961人（包括老虎下降数），于打虎战斗进行的同时即开始着手处理，至6月初已基本完毕。计不以贪污论处和免予行政处分者占68%，给予警告处分者占9.3%，记过处分者占8.5%，降级降职者占1.2%，撤职者占1.3%，一贯贪污情节恶劣，且工作疲沓消极，难于改造教育而开除者占4.2%（其中即有旧警察89个），个别情节恶劣，被迫坦白，群众公愤，判处机关管制者14人占0.3%，判处劳动改造者136人占3.4%（其中旧警察有124人）。遣散调职有109人占2.8%（其中大部分为警察、勤什），下余40人占1%，未作最后处理。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老虎，原打下889只，经慎重定案后除下降为中小贪污到475人，其下降原因有三：一是计算时间追溯的远和实物与货币折算方法上及价格上的变更。二是属于“五反”范围的，作“五反”问题处理。三是由于打虎方式简单急躁所形成的逼供讯和坦白。定案是虎者414只，其中3只逃跑，2只死亡，余49只中除去30双皮虎，23只旧警察（在反旧警作风中查出），2只转送其他机关处理，16只未最后宣判，11只需作专案处理，6只因材料不足尚未最后定案外，已宣判的老虎共371只，计免予刑事处分而给行政处分者181只，占56%，判刑者140只，占44%，在刑事处分中判处机关管制者占47%，劳改及5年以下徒刑者占52%，5年以上长期徒刑者1%。由于采取了群众充分酝酿，领导统一掌握，慎重核实定案，因此，在量刑比例上，基本符合中央指示的控制数字，体现了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政策。对于犯有贪污错误的411名党员，结合整党分别给以免处和党纪处分，计免予党纪处分者169人，开除党籍者82人，留党察看者22人，撤销工作者4人。

　　运动的后期，在240个科长及以上干部的带头民主补课和党团员的示范检讨下，开展并推动了7552个干部的思想批判工作，着重批判了干部中较突出严重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而滋生的贪污享受思想和普遍大量存在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并及时批判纠正了运动后财经人员中不安心工作，事务人员中怕负责任，青年干部因打虎而产生的居功骄傲，部分中级领导干部的束手束脚，以及犯错误干部中的消极悲观情绪，以及消除了其他由运动而引起的思想上的混乱现象。结合思想批判，普遍号召726人交代了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帝国主义以及敌特反革命分子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其中少数干部向组织交代了隐瞒的历史与政治问题，但由于运动后期领导精力分散，对重点关系未抓紧进行审查。

## 二

　　这一运动的深入和广泛是空前的，其收获也是非常显著的。

　　1、彻底打击了存在于国家机关中的贪污违法现象，检查了浪费及官僚主义者，给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扫除了障碍，如在市政工程上，由于“三反”后领导重视了检查工作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批封，政治觉悟大为提高，打破了旧的保守思想，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不影响工作质量和安全使用年限的情况下，经过实际勘查，反复研究，大胆的改变了原工程设计和施工计划，因此，第二季度建设工程增产约值人民币32亿元，节约34亿元。

　　2、纯洁和巩固了革命队伍内部，对党的组织也是一次实际有效的整顿，清除了少数不堪救药的蜕化堕落分子，挽救了大多数失足而愿悔改者，考验并教育了全体干部，有人说：“以后谁把金条塞到我怀里，我也不要了，  ‘三反’运动挽救于我。”有的说：“经过运动，胜过上三年学。”

　　3、检查了领导和提高了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明确了深入检查与具体指导工作的重要性，及思想教育政治领导的重要性，丰富了领导内容，批判了右倾麻痹思想。这些右倾思想的根源，是由于对资产阶级三年来向工人阶级、国家机关和共产党员猖狂进攻失去警惕，具体表现在执行工商管理政策方面，采取指导多，综合管理不够，特别是依靠工人阶级思想不够明确。表现在税收政策上，有时过分轻信资本家的伪装和叫苦，如大华纱厂1950年第一季度营业税减免了3亿多元，但以大华在“五反”中暴露出三年来的负税不但不重，且相反偷漏国税80多亿元。银行在放款政策上曾一度强调“大出在用途上”，没有重视工人店员的监督作用。因此，对大商户在资金上盲目扶植，无形中更加助长了他们危害人民的“五毒”进攻。在执行干部政策上，有重资重才等片面观点，特别是财经业务部门在吸收和使用干部上，由于单纯业务观点的存在，致放松在政治上应有的警惕和严格的审查。同时，“三反”中揭发的问题，也使某些存有骄傲自满情绪的领导干部进一步认识到骄傲自满会削弱在政治上的嗅觉和敏感，一致检讨说：“过去认为工作还不错，其实这正是说明了官僚主义作风的严重，过去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高高在上，不深人钻研，没有发现问题。”因而领导作风开始有了转变。

　　4、通过思想批判，普遍交代，了解了机关干部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划清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廉洁奉公与贪污腐化之间的思想界限。从而更加巩固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国家机关中的领导地位。

　　5、充分发扬了民主，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了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党与非党之间、一般干部互相之间的团结。使组织与个人之间、同志互相之间得到更进一步的了解，对今后使用教育干部和同志之间的互助互勉创造了有利条件。如邮政局秘书室，已往存在所谓“进步派”与“落后派”，思想批判中沟通了意见，双方承认了错误，“落后派”提出今后愿在业务上帮助“进步派”，“进步派”愿在政治上帮助“落后派”，并消除了这种隔阂和小圈子。

　　6、涌现出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被提拔到领导工作岗位上。运动后期至今，以相继提拔了市区两级局、科、股各级干部90人，并拟于最短期间再提拔62人。他们以积极热情负责认真的态度出现在各项工作和竞赛中，成为骨干力量。从而也更有力的批判和纠正了某些领导干部以为“三反”中烂了摊子，有能力的人成了贪污分子，工作不好做了，以及在日常使用和提拔干部上的保守近视，重才不重德等错误观点。

　　7、提高了工作效率。如银行7月份争取储蓄业务超额完成储蓄计划2.4%，较6月份增加10.73%，较去年同期增加90.8%，银行东大街贷管股石振亚同志过去每天记账50笔，“三反”后每天记账150笔，增加100笔。税务局第三季度评比税款完成任务后，一些过去的“业务能手”（留用人员）对青年干部吃苦积极的工作成绩表示惊讶，领导同志认为离了那些贪污腐化的“业务能手”，工作更能做好。

　　8、经过这次运动，干部政治思想觉悟普遍提高，积极表示靠拢组织，要求入党入团。因此，在这一基础上所开展的机关干部理论、文化、业务学习，其情绪空前高涨。两天内即顺利完成抽调在职干部78人集中学习速成识字法的任务，文化补习学校由原来4处增加到10处，入校学员一般均能坚持学习，技术人员也能按时听报告，学习上也起了劲，这些在“三反”以前是不容易做到的。

　　总之，  “三反”后各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 三

　　运动能够迅速开展的首要原因是由于党代表会的适时召开，并以开展“三反”运动为主要内容，展开广泛讨论，当场批评了不少的铺张浪费，并揭露了许多由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存在，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事实，使党内骨干分子在这些具体生动的事例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识了开展“三反”运动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接受与领会了中央“三反”的精神，再加领导态度坚决，来势凶猛，更坚定了同志们的信心，扫除了开展运动的思想障碍。

　　其次，各级领导同志，首先带头下水，实行层层包干，分工督战，不断克服了“山小林浅，山中无虎，有虎不肥”和“怕伤感情”，以及从而产生的对虎不恨，打虎不力，坐山待虎等右倾麻痹思想，不断纯洁各级检查机构及时纠正偏向等，保证了运动的健康深入进行。事实证明，哪里存在右倾思想严重，哪里局面便不易打开，哪里检查机构不纯，哪里邪气上升。因此，对个别作战不力的领导干部和一些违犯政策者，展开严肃的批评斗争，甚至给予纪律制裁和处分，以达教育干部和推动运动顺利健康进行。

　　再次，与工商界“五反”运动密切配合，形成内外夹攻的紧张严密局势。在展开与贪污分子的斗争上，采取了大会套小会，搜山与烧山，组织贪污分子退赃洗污大会，以及抓紧分批处理宣判，及时体现政策，打消贪污分子的思想顾虑等有效方式。因而，有力的推动了反贪污斗争的开展与深入。

　　运动中的主要缺点是“逼供信”错误，某些单位在打虎战斗中，忽视调查研究，盲目攻打，轻信口供，致使原打之老虎经核实定案，因口供不实下降者，即占打下老虎总数一半，另有少数单位在打虎高潮阶段，缺乏应有警惕，防范（以下17字不清）。此类事件之初，虽曾三令五申，再次告诫，并予纪律制裁，但未能完全停止，终于造成极严重的违反政策错误，使党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搜集掌握材料与解释政策不够，加之群众义愤情绪，急于求成，以及个别单位存在单纯追求任务数字的偏向所致。

　　其次，部分单位打虎与定案，未能抓紧进行，“五反”复查与“三反”定案在时间与步骤上配合不够，“三反”定案落于“五反”复查之后，致使奸商反供抵赖于前，贪污分子推翻否认于后，造成后期对部分老虎核实定案工作中的极大困难，不但拖延了定案时间，且有一些贪污分子在本人与对方坚决反供又无旁证材料的情况下，只有由本人具结，作为处理，这样是可能会有个别老虎侥幸漏网的。

　　再从运动进行的深度来看，重于反对贪污，而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有所放松。这由于运动后期，市委领导转向“五反”和各部门业务开展，领导精力分散，而形成虎头蛇尾。

　　（四）

　　抓紧迅速处理“三反”遗留下的问题：一是对难以定案的少数贪污分子，由法院、检察署、监委、纪委及有关单位抽调干部组成专门小组，进行查账、调查、搜集材料，以求得迅速适当处理。其中个别确有重大嫌疑，案情复杂且牵涉面广，在短期内不易一下搞清者，可以留作专案处理。二是追缴赃款，应按贪污分子的退赃计划由财政局统一负责催缴；其中确实退赃有困难者，应经群众讨论，领导批准予以减免。三是建立与修订制度。应将全市各单位建立与修订的各种制度，加以汇集研究，制订出全市统一的基建、财务、保密、工作检查、人事会议、学习民主等制度。四是补反官僚主义一课。应有重点的选择典型部门、典型人、典型事，进行检查，展开讨论、批判，以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妥否，请示。

　　 中共西安市委员会195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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