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

## 一

　　河南省的机关“三反”也是从去年底今年初正式开始的，参加运动的有省直、郑汴两市、10个地区、8个小市、6个县直（后来发动的10个县未计入）共27个单位，53259人，迄今已半年有余，除留有一小点尾巴外，基本上是胜利结束了（大部于7月中旬结束）。运动大体分做三个阶段：民主检查阶段（1个月左右）、反贪污斗争阶段（4个月左右）、建设阶段（1个月左右），共有三次高潮（民主检查、“打虎”、思想批判交待关系）。前三个月基本上是关门“三反”，从4月开始就兼顾生产及各种业务工作。

　　运动的发展是逐步深入的，我们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逐步完整和逐步系统的，由增产节约到“三反”，划清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再到“打虎”、整党、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由机关“三反”到社会“五反”，运动是以反右开头，以反“左”结尾，以大胆怀疑开头，以实事求是结尾，以严查开头，以宽办结尾，以打倒开头，以建设结尾。运动的性质基本上是过胜利后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关，对老干部是一个新关，对留用人员和新人员是过进入革命的第一关（有一部分也经过了土改和镇反的考验），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一种自我改造运动。只有对极少数完全站在敌人方面的分子才当作敌人来打击，因此贯彻采用了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教育多数打击少数的目的。但其特点是一个极严肃极紧张内容极重要的广大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由于毛主席和中央的英明指导，中南局的紧紧掌握，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河南“三反”运动是健康的，成绩是伟大的。主要收获是深刻地教育了领导，充分地发挥了群众（各单位积极分子约占全体人数30—50％），肃清了“三害”，实际有效的整顿了党的组织，并因“三反”的深刻教育而推动了各种工作（如土改覆查、农业生产、民主改革、思想改造等），可以说“三反”暴露了一切，推动了一切，改造了一切。因此“三反”后机关就呈现出一幅崭新气象：政治空气极浓厚，青年要求入团，团员要求入党，“七一”时纷纷表明态度，报名争取入党，学习热情大大提高；提高了对资产阶级的警惕性，改善了业务，注意了业务的政策性与政治目的；团结空气、批评空气、民主空气大大高涨起来。上下、内外、新老、部门之间的关系密切了，融洽了，有了意见敢于随时建议随时批评；工作积极性与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由被动做工作到主动找工作，由打铃上班下班自动加班加点（已提出纠正），由保守技术到拿出本事干活，由雇人排水护仓到自动的淋雨护仓（银行、医院），工作效率都有半倍一倍甚至两倍的增加；节约开始形成风气，办公杂支特支均有很大节省。以上这些成绩必须加以肯定。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运动中也存在着缺点与错误，也走了一些弯路，主要表现在反贪污阶段拉的太长，先右后“左”，加上在一个短时期内比较普遍的发生了逼供信的错误，把贪污分子查大了查多了，然后再查实对证，由大变小，由多变少，这样就拖长了时间，伤害了一部分人的感情。另一个缺点是对“三反”时间估计不足，提出“两套人马”，兼顾生产晚了些，使经济工作受到更多的损失。产生这些缺点和弯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指导上的盲目性，我们的指导思想特点是盲目无底，亦步亦趋，开始右倾麻痹，不认识“三害”的严重性，后来，“左”倾扩大，“老虎”无底，走一步摸一步，上级指一点就学一点，自觉性是很差的。当然，自觉性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是有所提高的，特别在建设阶段，自觉性就更高些，因而毛病也就较少些。

## 二

　　民主检查阶段主要内容是领导带头，层层检查和群众普遍检查。这一段检查的主流是铺张浪费与官僚主义作风，但检查的面是很宽的，那里（那人）有什么突出问题，就成为那里检查的重点，而干部关系问题（内外、新老、部门与不同地区来的干部）同样是一个较普遍的突出问题，特别像商丘地委因地委书记郑华自杀，开封市委因市委书记×××被开除党籍，郑州市委因市委副书记×××被逮捕法办，陕州地委因地委书记×××自动请求撤职守法（因历史罪恶），潢川地委因地委书记××包庇其反革命胞弟等重大事件发生，就把那些地方多年积累下来的一切问题（组织的个人的），“一”举而彻底揭发之，情况十分紧张。各地的民主检查也都是很紧张的，因为群众早对官僚主义与铺张浪费作风十分不满，有迫切民主检查要求，因为中央有很大决心，限期发动斗争（1月4日电示），但各级领导干部却是右倾麻痹，毫无准备，看不到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及其腐蚀作用，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严重，看不到群众的不满情绪，因而在上级期限点名和放手民主的上下夹攻下像火山爆发一样，一哄而起，群众主动“围攻”，干部被动招架，受到严格的考验和教育，多数好的领导干部由被动转到自觉，较快的过了关，走上了指挥台，组成了“三反”的指挥部，同时也挽救了犯有错误但尚可挽救的人，撤下来一批错误严重、抗拒检讨的分子，（据全省省直、10个地直、郑汴两市的不完全统计，共撤下416人）这样就跨过了“三反”的第一个重要关。少数做的不好的单位，或者领导干部抵抗，群众围攻，长期不得下台（如河南医学院和省广播台），或者和平过关，指挥部和队伍都软弱无力。领导带头检查之后，群众普遍检查，主要是检查浪费及小贪污等问题。这样一方面洗澡放包袱，解决了多数人的三反问题，另方面也擦亮了眼睛，组成了队伍，同时也暴露和孤立了大中贪污分子。上述这些就为进入反贪污斗争做好的主要准备。

　　反贪污斗争阶段主要内容是清查大中贪污分子（“打虎”）、查实定案退赃和处理。此段查出百万以下有贪污者16829人，查证后为18416人，占参加学习组人数（53259人）34．6％；百万以上千万以下贪污分子4580人，查证后为6158人，占参加学习组人数11．6％；千万以上大中贪污分子6605个（内1亿以上者1073人）迄今已经查实定案者5346人，占查出总数80．8％，其中定案为千万以上者1539人（内1亿以上者105人），占参加学习组人数的2．9％，占定案总数28．8％，因时间及折合而下降者1773人，占定案总数33．2％，因本来是小贪污或无贪污而查高查大者2034人，占定案总数38％。以上两项（因时间及折合下降的，因查高查大下降的）据全省（缺陈留地直、南阳地直、南阳县直、南阳市、郑州市）不完全统计下降为百万以上者1118人，百万以下者1053人，根本无贪污者169人，共2340人；尚未查实定案者1259人，占查出总数19％；以上各类有贪污者共26113人，占参加学习总人数49％，百万以上各类贪污者共8076人，占参加学习总人数15．2％，已经定案为千万以上贪污分子1539人，加上可能定案为千万以上贪污分子378人，共为1917人，占参加学习总人数3．6％；开始查出赃款4189亿元，后查实定案为963亿元，已退出311亿元，占定案数32％；百万以上千万以下贪污分子6158人中，据全省（缺陈留地直、南阳直、南阳县直、南阳市、郑州市）不完全统计已处理者4521人，内免予处分者2303人，受行政处分者2002人（加百万以下受行政处分者856人，共2858人）；刑事处分者216人（加百万以下受刑事处分者14人，共230人）；在定案为千万以上贪污分子1539人中，据全省（缺陈留地直、南阳地直、南阳县直，南阳市、郑州市）不完全统计已经处理者1092人，内免予处分者98人，占已定案总数的9％，受行政处分者518人，占47．4％，受刑事处分者476人，占42．6％（内机关管制221人，占受刑事处分总数的46．4％，劳改106人，占总数22．3％，有期徒刑146人，占总数3．7％。死刑1人（因其在反贪污斗争中持刀杀人），加上已经定案千万以上尚未处理的47人和尚未查实定案的千万以上的1259人一起估计计算（估计尚可查实定案为千万以上378人，占未查实定案的30％）。按照中央规定千万以上贪污分子应受各种处分的比例则应为免予处分者129人，占可能查实定案为千万以上贪污分子1917人总数的6．7％，受行政处分者为829人，占43．2％，受刑事处分者959人，占50％。（内机关管制479人，占刑事处分总数25％，劳改336人，占17．5％，判徒刑142人，占7．4％，内包括无期徒刑、死刑3人，占0．16％）。在尚未查实定案的1259个千万以上贪污分子中，据省直10个地直、郑汴两市不完全统计有331人：专案专办（内有政治问题者44人），用较长时间解决完，另外928人则争取10月底前定案处理完毕（以上数字因各地统计不甚准确以及有部分未能查实定案，故不算十分准确）。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整个反贪污阶段斗争阶段是一个先右后“左”，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然后再由多变少，由大变少的过程。在“打虎”时期连续修订了五次计划，一次比一次增加（一次400个，二次1500个，三次2000个，四次5600个，五次6110个），由斗力到斗智，开始斗出来一批（真的较多），接着压出来一批（假的较多），最后靠材料站队，靠具体交待政策及典型示范群众说理斗争查出来一批（真的也比较稍多些）。总之，“打虎”时期虽然靠材料（很少）靠政策，但主要的还是靠群众压力，所以从现在回头看来，查高查大的就相当多了（70％左右），而且经验证明凡是注意找材料，讲政策和运用群众斗理斗智的地方，贪污分子的真实性就大些，查实定案就容易些，“顶牛”局面就少些，凡是只靠压力和逼供办法操作搞上去的，则假的就特别多（如鲁山逼出125个，定案的不到10个），甚至造成真假莫辨严重僵持局面。在查实对证时期就掉转头来主要依靠材料，一面不断扭转干部和群众“只许上升不许下降”的“左”倾思想，贯彻实事求是的指导精神，一面不断扭转贪污分子的对抗情绪，深入交待政策，发动他们控诉资产阶级的罪恶，促使其去假添真，然后从本人材料中，从家属中，从工商户中开展深入细致的查对工作，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工作才把80％以上贪污分子情况查实定案了。在最后定案处理以前又反复地进行了覆查工作，发现了只靠口供定案不确实不可靠的情况，也发现了有漏掉贪污的情况，都随时加以纠正了。处理时基本上是贯彻了宽办精神，采取的方法是本人自报，小组评量，上级批准，法庭判决，既要抓紧控制数，又要典型处理，树立标准，同时还认真的执行批准手续，专门成立了案件审查批准委员会，负责审查与批准了应该受理的案件。为什么反贪污阶段时间拖长弯路较多变化较大呢？我们考虑主要原因是我们指导思想上盲目无底，就是说开始时右倾麻痹，看不到贪污普遍“老虎”成群的严重情况，后来就盲目扩大，再加上政策界限未能划清（时间真的久了，折算的高了），和某一时期某些单位逼供信的错误（如陕州地区曾在70％的千万以上贪污分子中犯过逼供信的错误，据全省省直、10个地直、郑汴两市不完全统计，在“三反”中自杀116人，逃跑62人），这样就愈查愈多愈查愈大了。既然用不断反右硬追硬逼的办法达到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时候费了不少时间，因而当转过头来用一面强调实事求是，一面防止松气思想的办法来深入调查研究，查实对证，达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的时候，就更要花费不少时间，这样在70％左右数量贪污分子的身上又一下，问题解决了，时间不能拖得很长。我们一直未松劲，抓得紧，因而基本上还可以说达到了实事求是和除恶务尽的目的。

　　建设阶段主要内容是领导干部民主补课，所有人员进行思想批判，交待关系和鉴定选模等工作，一面补过去“三反”不足之课，一面开始进行思想、组织和制度的建设。这一段的特点是自觉性高，群众性大，人人都有问题要解决，人人都要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因此，除了交待政策，占有材料，发动群众之外，必须再强调一个个人自觉的因素（前两段也同样应该靠政策、材料、群众加自觉四大因素）。在方法上都是贯彻了个人准备，互助酝酿，小组通过，领导批准的办法。在领导干部进行民主补课时与开始民主检查时大不相同，自觉性高了，考虑的面也宽了（除生活外，并检查了政策思想、工作作风、干部关系等），个人深入考虑，多方征求意见，由内到外，准备成熟之后再在一定会议报告，因而绝大多数均能一次通过，大家满意，实际上也是起了思想批判与交待关系的带头作用。查思想与交关系是交错结合进行的，老干部以思想批判为主，结合补充交待历史，不仅要达到过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关，而且要实现整党目的，留用人员及新人员在中层镇反的基础上以交待关系为主，结合批判思想，目的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割绝与一切反动关系的联系，从思想批判中看到了几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个人思想上老干部的毛病主要是功臣自居停滞不前贪图享受等情绪以及不安心机关工作，闹地位，闹不团结等现象；留用人员的毛病主要是“打铃上班打铃下班”、“一分钱一分货”，“少做工作多拿钱”等雇佣观点和单纯技术观点，新知识分子的毛病主要是自高自大名利地位思想；与反革命有关系的人员就有反动的封建买办思想，有的想钻入革命阵营待机报仇，有的说“宁肯作华街的奴仆，不肯作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思想上在财经业务部门中的一种主要错误倾向就是单纯业务观点和非政治化倾向，如税务部门只管完成税收，贸易部门只管赚钱，金融部门只管贷放，甚至为了完成自己任务不惜互相竞争，互相排挤，如搞储蓄的说“保险，不如储蓄，捐献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等。在“三反”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些消极因素主要是不做财经工作，更不愿做管钱管物的工作，“远离山岗，脱离虎窝”，不愿与资本家来往，不敢大胆负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错误情绪。总之，思想批判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肃清反动思想，消除因“三反”而引起的消极思想，树立起无产阶级的和人民民主的思想。对以上这些错误思想，采取了自我暴露，找出根源，讲清正确标准（党员以8条为标准），大家分析批判，分清是非好坏的办法，大部分都解决了，且用典型分析上批判的办法，提高与带动了一般。交待关系采取了启发自觉、不追不逼、自己坦白、大家互助、一般交待、重点审查的办法，交待出不少新的问题（内有血债者13人，隐瞒枪支者10人，来路不明者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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