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批转诸城县委关于朱村乡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盲目冒进偏向的情况和经验的报告

　　（各地、市委并报华东局、中央：）

　　诸城县朱村在今春紧密结合春耕生产，从实际出发，采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纠正了互助合作运动中的盲目冒进偏向，整顿了互助合作组织。这种作法和经验是正确的，特转发各地参照仿行。他们的经验主要是：（一）首先对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教育，肯定成绩，检查和批判盲目冒进的偏向，提高干部和积极分子的觉悟；并在检查盲目冒进产生的原因时，着重检讨领导上所负的责任，以解除干部、积极分子的各种顾虑。（二）在干部、积极分子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将互助合作组织进行了分类排队，根据各组、社存在的不同问题，具体分析，划清界限，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如何具体处理的办法，防止任何新的混乱现象的发生。（三）通过乡人民代表会议，深入教育群众，使纠正盲目冒进偏向的工作，成为广大群众自觉的行动。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纠正了偏向，进一步巩固提高了互助合作组织，有力地推动了生产，而且也保护了干部和群众组织起来的积极性，转变了领导作风，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兹将诸城县委的报告印发各地参照仿行。上述各点，如有不当之处，乞华东局、中央指示。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1953年	 月 日

　　（附：）

## 诸城县委关于朱村乡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盲目冒进偏向的情况和经验的报告

## 一、	急躁冒进偏向的表现、恶果及其产生的原因。

　　朱村乡互助合作运动已有8年的历史。它完成了各个时期的生产任务，克服了困难，增加了生产，支援了战争，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从而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但自去冬以来，在整顿提高互助合作组织中违反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盲目地追求高级形式，小组并大组。去秋全乡组织起来的共456户，占总农户的87％。其中一类组38个，二类组17个，三类组10个，农业合作社4处。去年冬季，由于干部包办代替，强迫积极分子带头，5天时间由原来69个组合并为37个大组，并新组织起农业生产合作社2处。其中10户以上的有17个组，5户以下的只剩4个组。在这些互助组中，群众不自愿参加的有135户。有27个组由于违背了生产需要和群众自愿的原则，又缺乏领导骨干，而趋向垮台。第二，过多地积累公共财产，随便添购东西，开支过大，使组、社员负债累累。如王焕昌组用在盖牛棚、买步犁、货药械、牲口折价归组、农具折旧、购买化肥、良种、雇用饲养员和日常办公等方面的开支，从去冬至现在共达1,703万元，每户需负担113万元，每亩需负担73000元，占每亩总收入的34％。第三，严重的形式主义，强求整齐划一。例如不管互助组基础如何和组员是否自愿，大小农具除归公者外，一律规定“贴成色”；不分新社、老社和社员是否自愿，一律规定土地为“定租”制，小麦统一归社。在乡村干部思想上错误地认为牲口“合了槽”就是高级组。他们企图在一个早上将全乡的互助组全部变成三类组。由于以上错误，便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生产，直接影响了互助组的巩固和提高，使我们脱离了群众。如杨喜玉原计划种植5亩豌豆，粪已送到地里，入社后认为是“合了大堆”而未种上，结果少收2,400余斤粮食。马家庄子当年拾粪的有5户，去冬今春以来只剩下1户。王焕昌组2个月少积肥18车。牲口合槽后，牛主（特别是妇女）普遍不满，有7户为此造成了严重的家庭纠纷。杨整仁因不愿意牲口合槽，把牲口送到亲友家藏着。去冬今春全乡共减少牲口31头。很多农民反映“日子到顶了”，生产情绪普遍低落。

　　产生以上偏向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而且主要是由于县、区领导上对中央指示学习不够，对“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体会不深，对小农经济的特点认识不足，违反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其次是由于8年来的互助合作运动及去年试办了4处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社比组平均增产3成，组比单干户平均增产1成5），在广大农民中树立了鲜明的旗帜；但同时在干部和积极分子中却产生了好大喜功和“一步登天”的冒进思想。他们喜欢大组，轻视小组，歧视单干农民，称一、二类组为“臭痰组”、“蛤蟆组”，并错误地说：“单干户走台湾路”，“3、5户不算组”，“入社光荣”，“入组平常”，“单干户同地主坏蛋一样。”他们普遍感觉“互助组不过瘾”，“快办社好使拖拉机，到社会主义。”因此，干部和积极分子便采用“大呼隆”的方式组织了大组、大社。如朱家村社在一个晚上就扩大了80多户，有的为“争光荣”，怕别人说“落后”，怕受歧视，而半夜提灯报名入社，影响甚坏。第三，经过整党、互助合作训练和访苏代表团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农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生产方向教育，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但在这些教育中，缺乏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只是片面地简单化地宣传了“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集体农庄轻松愉快的劳动”，“整党要整出一个合作化来”，“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有的农民批评我们的宣传是脱离实际，他们说：“济南府趵突泉的水好，但远水不解近渴”，“北京城好看，但得有盘费。”这就在积极分子和一部分群众中造成了错觉，纷纷议论“1954年咱乡保险成了集体农庄”，“脱了鞋加劲赶，跟上苏联”。这也助长了急躁冒进偏向的发展。

## 二、	加强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教育，端正干部、积极分子的思想；通过乡人代会，进行纠正急躁冒进偏向的工作。

　　春耕开始前，该乡先后召开了乡支委扩大会，党、团员会，互助组长会，通过春耕生产的动员和准备工作，认真学习和深入地宣传了中央互助合作决议。着重研究了土改后农民的两种生产积极性和小农经济的特点与“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及“自愿互利”的原则。经过座谈和检查，在干部、积极分子中产生如下的几种思想：第一，“怕受处分”。这在区干和工作组的负责干部中较为严重。他们认为错误是严重的，特别是处在当前开展“新三反”斗争的浪头中，因而互相推卸责任，隐瞒事实真象。如工作组张茂金哭丧着脸，愁的吃不下饭去；李志芬准备到县委组织部申请处分；范家庄子本来有12个互助组合并了大组，但只承认有3个组合并了大组。干部普遍像“怀着兔子一样”，走坐不安。第二，“怕丢脸”。这在乡村干部中特别严重。王方池组过去很好，合大组后趋向垮台。在该组工作的王健全同志向组长说：“无论如何别垮，垮了多丢人，怎样叫我再吃这碗饭。”王焕昌组长期被称为“前进组”、“样子组”，每次开会受表扬，伸大拇指头。现在发现有的组员不自愿，有的组员少积了肥等，他便情绪不高的说：“往后叫我怎么见人。”第三，认为虽然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组员不满意，但却防止了农民走“旧道路”的危险，“无论如何总比不组织强”。

　　根据上述思想情况，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向广大干部、积极分子大力进行了宣传教育。第一，首先肯定了成绩，用活人活事说明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第二，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揭发当前互助合作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说明盲目冒进的危害，使其正视错误；第三，向干部、积极分子讲明这一错误主要是由于县委、区委对上级指示学习不够，对小农经济特点认识不足，没有认真地遵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以及由于政策交代不明和领导上控制不严所造成。经过上述教育，干部和积极分子逐步打破了各种思想顾虑，普遍认识到：“不组织起来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咱走的路对，就是迈大了步，跌了一跤，爬起来再走稳就好了”；“我怀里的兔子这回才放下了”。大家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学习上级指示，照政策办事”，并深深体会到如不纠正盲目冒进偏向，不仅互助组要垮台，而且群众就要起来反对我们。这样，就使纠正盲目冒进偏向，变成了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的自觉行动。

　　在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带领下，通过总结生产，肯定成绩，在农民中大力宣传了组织起来的方针和政策。在农民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对照本组情况，进行了互助组排队。排队的结果，发现互助组有如下4种情况：

　　第一，过去系单干户，从未得到过组织起来的实惠，只是由少数人包办、强迫编组，或者怕受歧视，单纯为了“争光荣”，甚至个别是“装进步”而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如杨秀军，整党中怕受处分，拉拢了11个单干户，组成1个“形式组”，应付“公事”。胡守理，曾患重病，被政府救活，免收药费，他为了报政府的恩而带头组织了大组。他参加组后，老婆咒骂，父亲反对，天天打仗。杨其玉是老中农，怕人批评走富农道路，而鼓动了10户富裕中农组织起来，自称为中农组。他们既未集体干活，又未记工算账，群众送名为“挂羊头卖狗肉的牌子组”。类似这样的组全乡有6个。

　　第二，原来5、6户“自愿互利”、团结生产很好，但为了“早到社会主义”，在少数积极分子的鼓动下合并了大组。这种组一般是群众不自愿，无领导骨干和经验，结果是牲口养瘦了，生产降低了，组内意见纷纷，组长愁眉苦脸。如王方池组，原来6户，有8年互助历史，实行了三大合理。去冬为了早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便与另外的两个初级组合并成为18户的大组。该组合并后，牲口喂的不好，粪也积的少，组员开会不到，组长批评组员不听领导，组员埋怨组长不该并大组。类似这样的组全乡有10个。

　　第三，入组时自愿，也有互助基础和领导骨干，但因过多地积累了公共财产，开支过大，经营管理不善，以致引起群众不满而趋向垮台的。如王焕昌组原系模范组，去冬今春以来，在各种基本建设及土地投资上，共支出千余万元，占土地收入的34％。组员不满说：“再搞上几年就得卖地。”刘怀锡组牲口使用规定的太死，干活要求过严，组员互相闹架，组长到处调解，影响了生产。类似这样的组全乡11个。

　　第四，大部组员自愿，少数人因种种原因不满，以致要求退组。如徐子安因组内建设负债过多，愁的哭，要求出组，也有的本人自愿入组，但组员不要他，叫他退组。这些大多是“尖头”、懒汉和品行不正及出身不好的人。另外，还有些具体问题不好解决，也影响到互助组的巩固。如2户合养1牛，其中1户出组，牛如何带出的问题；组内贷款买的或伙买的农具，当个别户要求出组时如何处理的问题，均未有适当的解决办法。存有上述问题者全乡有48户。

　　经过互助合作组织的排队，发现上述问题之后，即召开了乡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总结互助合作运动，进一步学习了《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揭发和批判了盲目冒进的偏向，并根据以上四种情况，具体研究了纠正和改进的办法：第一种，经过说服改变或撤消原有组织形式，重新自愿组织；第二种，耐心动员那些实在不能巩固的大组分为小组；第三种，反复教育，积极领导，提高和改进经营管理方法，具体解决组内存在的问题，使之坚持下去；第四种，本着团结教育提高的方针，民主协商，具体解决。

　　会后经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盲目冒进的偏向已基本纠正，互助组的经营管理方面已有很大改进。10户以上的大组仍能坚持巩固下来的共有14个组；由大组分为小组的有13个组；说服解散自愿跳组重新自愿组成的有9个组；坚持原状未动的有10个组。以上合计共46个组，其中包括一类组19个，二类组10个，三类组12个，合作社5处。组织起来的农户共451户，占总农户的86％。经过整顿之后，群众的各种顾虑打破了，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如王焕昌组经过整理后，改进了经营管理的办法，并具体解决了积累公共财产过多、开支过大的问题（将牲口折价按地亩摊派的钱，协商后分二期或三期偿还，并发动了半劳力割牛草，解决了牛草的困难，对一般农具改为“贴成色”不归组公有）。同时，还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因而就使之坚持下来。又如王方池组因组太大，不好领导，便分成3个组，并各自修订了生产计划，展开了竞赛，因而积肥突增，并及时完成春种。群众反映说：“解开一个疙瘩，变成了三个好组。”杨树仁是富裕中农，耕牛、农具齐全，有单干能力，他因办过伪公，怕人说落后而参加了互助组。入组时卖掉了牲口、母猪，经说明互助的目的及自愿入组、退组的原则后，便退了组，5天内他又重新买上了牲口、母猪，并打好了生产谱。群众说：“生摘的瓜苦，熟了才甜。”杨士仁老辈是地主，本人怠于劳动，不愿参加互助。出组后，群众反映：“这些‘乡绅楂子’的‘互助牌子’早就应该摘掉。”徐寡妇往年耕作靠亲友帮助，被迫划入大组后因外找工资拿不起，愁的哭，出组后，仍找亲友帮助互助组也保证帮助其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因而她非常高兴。由于解决了以上问题，中农便安了心，广大群众都很满意，一致赞扬党的政策的正确。他们说：“以前互助组是‘呼隆组’，是‘驴屎蛋子沾上霜，外面光’；这回真是‘生产组’了，生产有指望了。”

## 三、纠正了急躁冒进偏向，发动了群众，有力地推动了春耕生产运动。

　　在纠正急躁冒进偏向的过程中，发动了群众，推动了春耕生产，同时，干部的领导作风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在互助合作组织整顿提高的基础上，乡、村支委具体分工掌握了11个互助组，先作出样子，由点到面地开展了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在春耕生产中，全乡有92％的互助组和26户单干农民订出了增产计划，参加了竞赛，有力地推动了生产运动的开展。如全乡4,200余亩春地，在25天内即耕种结束（往年需40天）。谷子、高粱、地瓜等主要作物改用良种者达90％以上。锄过的小麦达85％以上，其中有70％锄过二遍。在锄麦中普遍拔除了麦田中的杂草，也附带解决了牛草问题。小麦追肥的有600余亩，其中追化肥的有350余亩，共用化肥3400余斤。在春耕中使用各种地下杀虫药剂近200斤（往年根本不用）。换屋土、挖湾泥、圈底肥，共25000余车。每亩平均比去年增肥一车半。大量地准备了夏粪，其中准备化肥达25000余斤。同时，该乡在春耕期，还进行了重点打井，推广了水车和步犁。这样，便为全年的增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在春耕春种间隙中，还结合完成了建立民兵基干团，贯彻婚姻法的宣传，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

　　为了有效地开展爱国丰产运动，乡干部深入群众，深入生产过程，挖掘了增产潜力。如从王焕昌互助组入手，由点到面地推广了莒南官地村保苗经验后，各种作物平均每亩预计可增产粮食28斤，全乡可增产112000斤。同时根据本乡情况，将“二年三作”改变为“一年二作”后，每亩平均预计可增产粮食110斤，全乡可增产22万余斤。推行苞米、地蛋和绿豆的“间作法”后，每亩平均预计可增产粮食15斤，全乡可增产4万余斤。这样，便有效地转变了一般化的领导作风，从而打破了农民“生产到顶”和“靠天吃饭”的保守思想。目前全乡正在开展群众性的“挖掘增产窍门运动”，广泛地发掘群众中的增产经验，以使爱国增产运动更深入一步地开展。

## 四、在纠正盲目冒进偏向过程中的体会：

　　（一）整顿提高互助合作组织，纠正盲目冒进偏向的首要关键是搞通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思想。为此，必须通过学习中央指示，在干部和积极分子觉悟提高的基础上，肯定组织起来的成绩，揭发盲目冒进的事实及其危害，并着重检讨领导责任，以解除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各种顾虑。在纠正急躁冒进偏向时，既要反对满足于形式主义的现有成绩，不去积极纠正，又要防止纠正冒进中的急躁思想和粗暴作法。

　　（二）纠正冒进偏向的过程，是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教育的过程。在肯定成绩（不能单纯批判），认识缺点（主要由领导负责），提高思想的基础上，按照中央指示，进行互助合作组织的排队（只能在干部和积极分子中进行），分清类型，找出问题，订出具体处理的办法。这样，才能有领导、有骨干、有分别、有步骤地处理，防止任何新的混乱现象的发生。

　　（三）运用人代会，充分发动群众，将反对盲目冒进偏向，变为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样，就能作到教育面广而有力，处理快而正确。

　　（四）纠正冒进偏向的过程，是计划生产、推动生产的过程。只有纠正了冒进偏向，才能打破群众顾虑，安定情绪，扫除障碍，发挥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单干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具体处理中，要认真掌握政策。对不自愿入组的各种类型人物的处理，更要慎重。

　　 1953年5月16日

　　来源：《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上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