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复生批判刘坪报告的讲话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

## [潘复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刘坪：中共河南襄县县委书记]

　　(《中州评论》编者注：这系原记录稿，有些话不通，我们没有修改。)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号下午潘复生在省委会议上说：“不能骂小农，小农经济存在一天，就有自发势力，这一点向干部教育是不够的，这次六次党代会对此问题没有交代清楚，因此这次下去后，乱戴帽子自发势力满天飞，甚至发生偏差。刘坪的典型思想不能由襄县县委负责，过去对自发势力去纠正领导，是破坏工农联盟，今天盲目打击也是破坏工农联盟。毛主席提出对农业改造，而不提改造农民，是有意义的。”

　　“其次是批判自发势力界限不明确，个别地方发生‘左’的情绪，打击农民情绪，省委发现后纠正了，但党内并未完全解决。刘坪和襄县县委是一个政治革命运动思想。实际这是农民内部问题，是经济工作加必要可行的政治工作。按襄县作法，必然会打击农民生产情绪，破坏工农联盟，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而重要的是县区委不看文件，讨论更谈不到了。”

　　“城市工商界也应有分寸，贯彻总路线后，加上反偷漏，资产阶级有恐慌混乱。五反款要推迟一下，要适当收缩注意一下，大批发商适当——？零售商无论如何要维持现状，扩大部分我们占领。我们要及时分析运动发展动态，免得以后再搞纠偏。”

　　“坚持中央政策，防止和纠正乱代自发帽子，把劳动农民看成资本主义分子。这个运动是农民自觉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运动，必须坚持耐心反复的说服教育，纠正防止用政治压力、组织压力，急躁简单从事的办法压制群众……有偏必纠，无偏不纠，纠正偏向在萌芽时期。”

　　“……不要赶任务赶时间”，“不要抢先不要落后”，“发动农民总口号……就看对单干部(户)影响如何？必须以政策发动群众。”“对富农政策是限制改造，不是消灭。在陕州、灵宝一带可在群众发动基础上，孤立打击个别的，如果富农在政治经济上有阵地，给以适当的说理斗争(违法的要法办，但这一条不要在全省搞)，不要混淆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界限，但必须根据农村阶级具体情况确定策略。河南土改彻底，不能把湖南、湖北经验机械搬来，富农卖了粮食算了，不卖说理斗争，违法惩办。”

　　“党员过去雇工，出租检查算了，今后不准，也不要过度。另想办法，如伙种、分种的暂时办法等”。

　　“粮食工作本身即是限制自发势力，不必再批判。党内外分开，党内可以作必要检查。”

　　“不要向农民讲自发势力，讲工业化，两条道路对比，简单些，拿出粮食就对了。”

　　“搞诉苦我不同意。哭一鼻子，脑子热了，就要斗农民。”“在对待农民认识问题，对农民看的太臭，政策界限不清，对自发势力界限不清，这是一系列问题。对农民问题必须严肃，不允许任何人影响党和农民关系。告诉县委同志，靠政治经济工作诱导农民，不能象党内一样揭发批判处分，主要从积极正面树立正确道路，不具体到个体农民去批判自发势力。”

　　“土改结束，抓生产一关，势必得过，我们基本是正确的。但最近不少地委都是提用总路线检查我们工作如何如何。”

　　“在党内批判自发势力，这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分清党内党外。四大自由在法律上还是允许的。”

　　“有些县有些政治改革味道，作法也有许多，改革作法，这说明指导思想问题。”

　　“批判资本主义重点放在投机商人、奸商和反革命分子造谣。”

　　“富农问题，不要到处传达，灵宝那一个富农是带政治性的，要打击一下，不能斗争，河南土改是彻底的。”

　　“诉苦我总感觉不大对头，总容易有偏激情绪，脑子容易晕。”

　　潘复生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省委会议上说：“十一月底开始及党代会报告看，对农民有点左的情绪，从刘坪同志报告中看得很明显。子谟同志去了一下尚好，不然襄县将会出大乱子。”

　　“从认识自发势力暴露出我们过去工作中的许多问题，最近在批判自发势力中出不少毛病，如刘坪同志提出：‘余粮挤不净，自发势力不断根。’刘坪同志的观点是把统购作为政治改革运动。”

　　“批判农民自发势力要适可而止，对农民是领导问题，再批判他还是小农经济，从经济就会产生自发势力，这是个经济问题，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无限制的批判，就会打击农民生产情绪。”

　　来源：《中州评论》195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