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判处死刑的恶霸家属,该不该予以“照顾”讨论小结   <史竹>   此次本刊展开关于被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属该不该予以“照顾”的讨论之后,周来接到读者对此发表意见的来稿达一百五十七件,其中特点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正面的意见,因限于篇幅,我们只选择发表了其中六篇,其余来稿均已转给罗行先同志,供他参考。今天发表的史竹同志的一篇,看法比较全面,就作为此次讨论的一个小结,讨论就此结束,我们不再另作总结。为了对参加此次讨论的一百五十七位读者表示我们的感激,特各寄赠本报出版的学习资料“坚决镇压反革命”一册,留作纪念。(编者)   “判处死刑的恶霸家属,该不该予以照顾”的问题,社会大学展开了讨论,这一次讨论的特点,来稿一百五十七件中有百分之九十五强是属于否定的意见的,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首先我们认为这问题的提法,本身就颇不确当。我们平常所说的“照顾”,大致上就是“优待一点”的意思,在我们国家里谁能够获得优待呢?共同纲领第九条说得很明白,“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受优待的是烈军属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人民是依靠劳动来获得他的生活资料的,决不是依靠“照顾”来解决的,除了烈军属(而且还要其生活困难者),没有任何人两样,那末对反革命分子的家属那里谈得到“照顾”不“照顾”的问题呢?   其次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把反革命分子与其家属分别清楚,共同纲领第七条说得很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须强逼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制裁。”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但对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就必须与反革命分子严格划清界限,反革命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家属”是“家属”,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就其本身来讲,他如果是未曾“共同作恶”,我们就不能有所嫉视。因此,一般首恶分子的被处死刑,家属的生活所谓失去依靠,那只不过是取消了他们吸取劳动人民血汗的特权罢了,他们仍然和其他人们一样,有参加劳动生产的权利。   至于那个正在读书的学生,表面看来他似乎是值得同情的,这里我们引童建同志的意见:“由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对事物只限于抽象的理解,碰到具体问题,看法就模糊起来,在感情上不能爱憎分明,……看到恶霸的儿子因为缴不出膳费而暂时休学,就引起无原则的同情,我们要问你为什么不去体恤那些几千年来一直过着非人生活受不到教育,而现在还过着艰苦日子的劳动人民?为什么不去替长期失掉教育权利的千万工农子弟着想?却坚决向劳动人民靠拢,那末他仍可向学校申请工读或通过其他办法来解决暂时困难,坚持学习;反过来说,如果他仍然不肯悔悟,不肯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那末他便对不起人民,就即使让他继续求学,将来对人民也决无什么好处!   如上所述,这问题不是没有了吗?但为什么有些人还有点搞不大通呢?这主要是由于对镇压反革命还缺乏应有的认识,不从它的正义性,必要性,以及反革命分子对国家、人民的危害性来看问题,反而“舍本遂末”毫无根据的去担心他们的出路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杞人忧天”的想法,反革命分子的家属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把自己反革命家属的头衔地掉,因为这个头衔很不光荣,如何来抛掉它呢?第一就应该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大义灭亲和大义救亲地勇敢检举反革命分子。如果为人民立了功,那么一定会得到“立功者奖”应有的处理。第二必须觉悟到以前的依靠反革命分子的赡养是不对的,从今以后应该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明确了这一点,只要在自己的努力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协助下,这生活出路的问题也一定可以得到合理解决。打开报纸看看,我们看见一条条勇敢检举的新闻,重庆的苗子书扭着自己的儿子苗之安(中统特务)送到公安局说,“这样的坏东西,不是我的儿子;”上海中西女中学生卢生栩写给她哥哥卢旭的一封公开信上痛骂他的匪特罪行;敬业中学教师王宋璘发表谈话,拥护政府枪毙他作特务的父亲和弟弟;震旦大学的陈淑芬在痛恨她父亲的罪行之后还“亲手将父亲剥削来的金戒子,鍊子,银锭子和贵重的东西卖了,归还给劳动人民。”这些家属,他们自己都不曾感到有什么严重的生活问题,相反还把他家属所剥夺来的东西归还给劳动人民。由此可见,生活出路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为这个问题担心的人,我建议他把目光注视到某些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如今生活仍很困难的军烈属,失业工人,以及英勇不屈坚持斗争的朝鲜难民身上去。   因此问题的癥结还在我们如何加强镇压反革命的学习,提高认识,划清界限,站稳立场,从而采取行动,参加镇压反革命工作。我们希望社会大学今后能组织读者展开这一方面的讨论,使大家对镇压反革命问题的认识,有进一步的收获。   来源:《文汇报》1951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