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

　　<杨耳>

　　《人民日报》编者按：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所写的评论）全部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这里我们发表了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一文，这篇文章虽然只接触了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见解却比较深刻。我们希望能藉此引起进一步的讨论。这篇论文原载文艺报第四卷第二期，发表在这里的文字和题目都曾经作者稍加修改。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的论点，我们把文艺报同期邓友梅同志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文艺报第四卷第一期贾霁同志的《不足为训的武训》，江华同志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和同期重行发表的鲁迅先生的《难答的问题》，一并在这里发表。

　　《文艺报》四卷一期刊载的贾霁同志的《不足为训的武训》，指出武训的不足为训，批评了若干一度流行的歌颂武训的错误观点。所以，虽然这篇文章对武训的错误分析还不够确切，对于武训的歌颂者的批评也不够彻底，但是，发表这篇文章仍然是有益的。

　　武训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内在矛盾已十分尖锐的时代，太平天国运动是这一矛盾火山的大爆发。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武训的“行乞兴学”，不仅不能解决推倒农民头上的封建大山的根本问题，而且，也不能有其它什么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因此，武训的道路是错误的。这样来衡量武训，并不是什么“不从历史观点出发”，也并不是用什么革命成就的大小来要求他。他的道路错了，也谈不到什么属于革命性的成就的大小了。这一点，凡是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人，都会认识与承认它的。

　　容易迷惑人的，也是比较难于认识的，却正是所谓“武训精神”，正是所谓无拳无勇，“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进行为谋取穷孩子识字的坚持的精神”。它常常迷惑了人，使人觉得武训的道路即令是错误了，可是他有着一种“很好”的“精神”。

　　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不能用现代革命者的水平来要求他，但也不能从他的抽象的精神优点和缺点来判断。所谓正确的历史观点，就是要看他的行动和思想，是推动当时的社会前进呢还是妨碍了它，是推动当时生产力向前发展呢还是阻滞了它。我们不能孤立地从一个人是否毕生受苦、忍打耐骂，或者对他的事业专心致志到“忘我”的境界，就认为他的“卓越精神”是伟大的。墨子的伟大不是单纯为了他能“摩顶放踵”，而是因为他以此去反抗压迫反抗不义的侵略战争。封建阶级的卓越人物李世民在历史上有着显著的功绩，不仅因为他能“纳谏”或自我批评，而是因为他所建立统一的大唐王朝，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和其他优秀人物的伟大，主要因为他们的牺牲奋斗能够推动当时历史前进。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坚持“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而死的许多日本侵略军，不仅不给以崇敬，反说他们死得可耻，死得无谓。对于许多封建时代的节妇烈妇，虽然他们一生苦痛，我们只能悲叹她们牺牲的无谓和可怜，也不能加以敬佩。对于历史上的人物，我们固然不应该用今天的尺度来贬低他们，但我们也不能借口“历史条件所限”而不适当地表扬他们。所谓“历史观点”，并不是允许在衡量历史人物或事物时可以漫无标准，或者“降低尺度”，而正是科学地、客观地、从当时的历史的条件出发，从当时历史前进的要求出发。如果我们不从一个人的行动、“精神”和他的影响是否能推动历史前进这个标准来判断，而借口“历史条件所限”，那就势必连一些最死心塌地至死不悟的反革命分子，也要被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钦佩”的人物了。因为，不是他们也“忠贞不二”“毅力可嘉”么？不是他们也“坚持信仰”“至死不渝”么？

　　贾霁同志也曾提出了要看实践效果来检验主观愿望的。可是，贾霁同志对于效果的标准没有明确提出，而且，在论到陶行知先生的表扬“武训精神”时，却直接违反了自己的论点了，却说陶先生的行动有着“积极作用”。

　　积极作用在那里呢？

　　蒋匪帮的统治百般压迫陶先生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事业，而陶先生终于百折不挠，斗争到底，这是陶先生的伟大所在。可是，陶先生精神之所以伟大，主要是由于他的坚决反帝反封建、坚决反对蒋匪帮的斗争。陶先生为什么表扬“武训精神”，又如何表扬这一精神，笔者没有做过研究，但只从贾霁同志和他所引用的《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文中看来，似乎陶先生之所以要表扬“武训精神”，主要是由于在“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的环境与条件上面，二人有着相似，二人的条件“有着极其有意义的关系”。陶先生分析武训所以能办三个学校，归之于他“一、他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他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他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可是，从这一些根据看来，陶先生的表扬武训精神，未必是恰当的。因为，什么才真正是武训时代大众需要的“宏愿”呢？我们如果加以深入的本质的分析，这个“宏愿”应该是反封建压迫，反民族压迫，而不是其它。这一基本认识既然错了，其它什么“办法”，“决心”，什么“廉洁”，不过在抽象的精神优点、或者在所谓抽象的道德观念方面，有它的“意义”罢了。道路不对，方向错了，这些次要的精神优点（即令他真有这些优点），并不能改变问题的本质。甚至相反，正由于这些“优点’的存在，更加模糊了人民对武训道路的从改良到投降的认识，更加模糊了人民对武训式的“斗争’的错误的认识。

　　就实质说来，什么是武训和陶行知先生所处的环境呢？满清和蒋介石是不同的，可是在反对人民的反动统治这一点上，二者本质上是相同的。（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去详细分析满清和蒋介石所代表的反动阶级内容上有着一些区别。因为它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着的问题，关系是很小的。）那么，在满清的反动统治下，武训的道路，连带着所谓“武训精神”是错误的；难道到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武训的道路，连带着所谓“武训精神”就会不是错误了么？

　　如果，陶先生在受到蒋匪帮严重压迫的境遇下，想到自己处境和武训的某种相似，这种相似，仅仅严格限制在“一无钱，二无靠山……”这些点上，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二人间就不能有任何其它的相似了。因为陶先生是反对反动统治的，武训是对反动统治采取从改良到投降的道路的。这样，如果陶先生竟一般地来表扬所谓“武训精神”，而不把自己和武训的道路，在本质上严格地划清界限，并在表扬武训精神时明确加以说明（如果由于蒋匪帮的压迫，至少也应该作某种必要的暗示性的说明），那就不能不说：这是不恰当的，这是一种错误。

　　如果，我们认为在陶行知先生的时代可以表扬“武训精神”，象贾霁同志说的，“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为什么鲁迅先生在同一时代却对于宣扬武训的“大朋友”给以无情的讽嘲呢？

　　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为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

　　因此，认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是不对的，至少是完全可怀疑的。

　　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

　　自然，如果陶先生在这件事上错了，那并不足以掩盖了陶先生的全部的光辉。如果贾霁同志的文章在这一点上错了，也不能掩盖全文其它的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