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足为训的武训

　　<贾霁>

## 一

　　《武训传》这部影片，对于历史以至于今天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与价值，主要是决定于它所表现的主角武训这一人物的全部人格、思想、行为的意义与价值。

　　因此，说《武训传》是不是一部好的影片，就因为对武训这一人物有着不同的看法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意见。那些发表在北京《光明日报》、《新民报》、天津《进步日报》、上海《大公报》《大众电影》以及《北京文艺》等报纸刊物上的意见，除了一般性的以外，是存在着严重的和根本性的分歧的。

　　这里，不妨把那些最主要的分歧之点，作一极其概要的叙述。最初，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几乎所有的意见都是大体上一致肯定武训这一人物的，尽管也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对于武训这一人物的批评，但是主要的问题不是在于批评，而是在于赞誉，在于歌颂，以至于说武训是值得和应当学习的榜样。如董渭川先生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孙瑜先生更说武训是“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以至于武训是“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了，给予武训这一人物高得无法再高的评价。此后，从三月底开始，才逐渐地出现了相反的意见，这就是否定武训，从根本性的问题上来否定武训。如晴簃先生所尖锐指出的说武训“是歪曲中国人民斗争，反现实主义的人物”，不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好传统，又如史洪先生所明确批评的说武训并不是什么革命者，只是“一个社会的改良主义者”罢了。

　　显然，必须要从这些分歧之中，拔出正确的公允的意见，然后才可能恰如其份地说明《武训传》是否是好的影片，而那些意见，那一类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公允的或者不公允的呢？答案就在于影片表现的是怎样的一个武训，就在于武训是怎样的一个人。

## 二

　　武训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种种条件，规定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对他有“过苛刻的批判”，或者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他，都是不对的，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这里，就一如影片内容所已经表现了的以及曾经暗示了的关于武训这一人物性格怎样成长的材料，来要求武训，来看武训。

　　影片告诉我们：武训的性格与阿Ｑ相类似，但是，武训有阿Ｑ所没有的奇迹，那就是：行乞兴学。

　　武训的主导的或者唯一的思想，和受这思想所指导的活动，既然是行乞兴学，我们就必须分析研究这一点。

　　武训行乞兴学是有所为而为的，他说的是为穷孩子。我们研究他的宣言，更研究他怎样实施他的宣言的情况。因为：只有实际情况以及结果才能够检验他的宣言。

　　这里，要说明是什么力量启发和支持武训去奇迹似地行乞兴学的呢？

　　原来还在七岁的时候，武训从他母亲那里初次朴素地了解了念书的好处了，他以“聪明灵巧”善于学习的方法取得了钱，要去念书，谁知道那私塾先生和掌柜的抢去他的钱，却不准他进学房；这个强烈的仇恨，种下他思想的种子。后来大了，武训从他东家那里更加切身体验了不认得字的痛苦。他老实糊涂，做牛做马的工钱账，被东家一笔勾销了，他跪求老爷讲讲良心，结果一个小钱也得不到。于是（影片给他三天三夜做地狱的幻游梦，而才大彻大悟）他觉得被赖了账是怪在他不认得字，这奠定了他思想的基础。不是梦，而是残酷的现实生活，使得武训获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力量的源泉的。

　　生活教训了武训。但是，武训却没有能够透过生活现象深入到生活的本质去求得根本的理解、根本的觉悟。他以为穷人受欺负的根本的或者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识字。因此，他以为穷人只有识了字才不受欺负，才会改变穷人的命运，过起好日子来。这，就是武训对于生活和生活发展的认识。

　　武训的这种对于生活和生活发展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是不是正确的呢？是不是一如当时时代的生活实际而符合于历史发展规律所揭示的真理呢？

　　答案只能够是否定的。

　　因为：第一，识字不识字，并不是穷人（明确地说：农民）受不受欺负的根本问题。农民受欺负的根本问题，乃是因为农民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受着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原故。单凭识字，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比方武训的外甥茂林识了字，给武训在地保那里立字据，字是并没有错误的，然而有什么用？后来不依然是眼睁睁地看着武训遭受被地保骗了大钱一百二十吊的厄运吗？

　　因此，可以了解：当时广大农民的要求是首先解决生活中的根本问题，而不是文化上的次要问题：识字。所以，一心一意为穷孩子打算的武训，办好了义学，却还必得要用眼泪，用膝盖去一个个央求穷孩子去上义学。他不明白：为什么庄稼人不是和他一般狂热地要求孩子识字，反而对识字冷淡，而迫切地要求孩子去拾草。

　　这，说明了武训的认识并不是当时现实的正确反映；识字，只是他自己的主观要求，并不是当时广大农民生活中的本质的要求。

　　第二，为识字而识字，连识字问题本身也不能够解决的。武训就是这样：不曾意识到应该识什么字，识了字干什么和为谁干。他以为修成了义学是个胜利，而实际上却交给地主掌握了；他以为学生念了书就是胜利，而实际上却在受“三纲五常”的反人民利益的教育。

　　当武训知道“学而优则仕”将是为地主统治阶级去帮忙帮闲以至于帮凶的时候，武训也不是反省自己的事业的失败，反对学生去“学而优则仕”，相反的是恳求学生说：“将来不要忘记咱们穷人”，并且还是叮嘱学生们念好这个书！在旧社会里，念书本来一般的是为了往上爬去做官发财。为识字而识字这个理由并不存在。因此，武训所以那样热切于办识字教育，也不能说一点儿也不是受这种往上爬的思想的影响。

　　这，说明了武训的认识：只看形式，不看内容；只看动机，不看效果；只有盲目的片面的方法，没有任何在当时是有真正革命意义的目的；无原则无立场无是非观念。

　　第三，这里还得说明的是：当时，武训生活着的时代，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时代，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广大地区有着深刻影响而农民武装起义起伏不息的时代；而太平军的一个战士周大（被影片歪曲了的一个形象）在影片中既处理成与武训共过患难相处多时的伙伴，那么，为什么这个时代和这个伙伴的影响，没有在武训的头脑里起着积极作用呢？我们不能够对于历史人物要求高于、多于当时历史所能有的东西，但是我们却能够而且应该要求一个作为被表扬被歌颂的主角的历史人物有着他的时代的最高的最多的东西，在这个影片里，作者所处理的武训，却没有这些东西，这难道是有意义的吗？

　　而且，武训对于周大（应该象太平军一样的有组织有觉悟的革命者）的武装行动，是表示不同意，而且出面阻止，说：“杀人，行么？”杀人当成目的，当然不行，也不是太平军的行动。武训对于太平军的伟大革命行动，是这样地缺乏应该具有的正确的深刻的认识，以及关怀与同情，这就说明了作者所处理的武训的思想是怎样的状态了。

　　总之，影片中的武训对于生活和生活发展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是从个人出发的，主观唯心的、形式主义的。这种认识，违反历史现实的真理，它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它的结果是危险的。而根据这种认识，武训的生活的实践的方法，也就是错误的、危险的了。

　　被刻意渲染了的武训的生活方法，使得武训这一原是劳苦而善良的农民身上，被缀满了绝非农民色彩的丑角衣衫，显然，那是被丑化了的绝非实在那样恶劣的状貌。这里，就不必要多加论列了。必要指出的是：武训脱离劳动（一如影片所描写的）以后，就更加挖深了他与群众相隔着的鸿沟，而孤立于当时时代伟大革命运动之外，六亲无靠地踯躅于一般农民生活以外了；他单枪匹马地去作唐·吉诃德式的活动，以实践他行乞兴学的宣言。

　　不走群众路线，能走什么路线呢？不依靠群众来实现计划，能依靠谁来实现计划呢？这是在武训的生活实践中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一般的情况，可以说叫做走“叫花子”的路线，依靠叫花。这就是：武训无论何时何地，对待大肚子也好，对待小孩子也好，对待老爷也好，流氓也好，总之是一个方法：跪下来伸手：“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他的骨头就那么软，他的手法就那么贱！这种磕头求乞的行为，实在是不足为训的。

　　而更甚的也是性格发展的必然的结果，就是走进士老爷名流学者的路线，也就是走地主阶级的路线了，依靠地主阶级的怜悯与恩典来兴建义学，掌握义学，教育穷孩子了。

　　武训左一次，右一次，再一次地去求地主阶级的例子，这里只提它两个：一是去求所谓“德高望重”的杨进士，竟然在进士府第大门阶石上虔诚地跪了三天三夜；一是去求所谓“品学兼优”的崔学者，也特地是从百里之外去虔诚地跪在大人膝下的：而这些骂太平军为“长毛贼”的人一摇头，武训就哭鼻子，一点头，就受宠若惊而笑了。

　　武训的宣言，武训的主观愿望是为穷孩子。但是，一当他的主观愿望——义学计划刚刚实现的时候，他的唐·吉诃德式的改变受欺负的命运的那种理想就幻灭了。因为他把义学送给地主阶级了，把穷孩子送给地主阶级去受奴隶的教育了。武训的这种实践宣言的方法是错误的，是不能够为穷孩子真正地服务的。

　　武训的实践的结果，至少在客观上是提高了地主阶级的名流学者在群众中间的政治影响：看，要不是某某老爷来恩典，穷孩子一辈子也识不了字呀！既然如此，就是减低了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情绪。而穷孩子受了地主阶级教育，又怎样不感激地主阶级的恩德呢？

　　统治阶级也正利用了武训和武训的奇迹来宣传，来表扬，以缓和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以粉饰太平，更主要的是争取人心，为自己所利用。虽然影片中的武训拒绝了黄马挂，但是名声已经流传出去了，是泼水难收的。

　　这，说明了武训的奇迹是失败，如果说胜利，那是阿Ｑ的胜利。

　　这，说明了武训的兴义学的这个举动，绝不是什么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旗帜，也不是什么有着太平军一样的“革命的意义”。武训刚好和这些虚伪的赞美相反：是没有站稳了阶级的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

　　总之，武训的生活实践的方法是走的阶级调和的路线，近似于“改良主义”的方法，妥协与投降，是他的结果，是他的实质。

　　所以，按照历史与历史发展规律所显示的根本原则来要求武训，来看武训，武训是不合格的。从他对于生活的认识来说：他与同时代千百万以太平军为首的进行革命斗争的农民相比较，则那些农民战士是对的，他是错的；人家对的是看到了解决受欺负的根本问题，他错的是仅仅止于看到阶级社会中被压迫者生活中的次要问题，即没有文化的问题。从生活实践来说：人家走的是阶级斗争道路，用革命方法去主动地打击当时的统治者；相反，他却走了一个阶级调和道路，用妥协方法而被统治者所利用了。

　　这就是影片《武训传》所表现的主角人物全部人格、思想、行为的扼要的研究。这样一个只是当时时代的落后的人物，绝不是高尔基所感到骄傲感到荣耀的一个大写的“人”。那么，武训，《武训传》对于历史以至于今天，能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

## 三

　　“行乞兴学”这一奇迹，只是我们国家历史生活里边一个非常个别的偶然的事件：它反映了当时时代个别读书人的可悲的现象，是值不得表扬歌颂的。然而，产生《武训传》的原因，难道不是它吗？看了《武训传》以后也跟着表扬歌颂武训这一人物的原因，难道不也是它吗？甚至于立论严正、引证认真的“论《武训传》”也还受到一点影响，而说武训“办义学的精神是应该表扬的。尤其是针对着中国广大的扫除文盲运动，摄制这个片子，是十分有意义的。”当然，可以理解：这不是叫人办什么义学。但是，为什么说办义学的精神应该表扬呢？什么是办义学的精神呢？那种精神对于我们国家的扫除文盲运动，又有什么意义昵？这就难以理解了。

　　武训的精神就是表现在他怎样“行乞兴学”的全部思想的和工作的具体活动之中的。离开了那种种具体活动，怎样来认识武训的精神呢？而武训的“行乞兴学”的具体活动是不应该表扬的。

　　然而，为什么即使否定武训的具体活动的正确的意见（肯定武训的更不用说）还也拖着这一句：武训精神是好的呢？董渭川先生更举出陶行知先生当时表扬武训精神的话语以佐证和加强他的论点，这就使这一种论点更有力量了。我们就有必要再次指出：所谓武训精神的全部内容是不好的，他只有一个为穷孩子（服务）的主观愿望还是“好的”而已。但是，我们知道：主观愿望或者动机，与社会实践或者效果是统一的，不可分的；看武训的主观愿望或者动机是否好、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社会实践，看他的行为（在当时穷孩子里边）所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是检验主观愿望的标准，效果是检验动机的标准。那么，武训的这一种精神，对于我们这些变革社会的唯物论者说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至于说到陶行知先生为什么表扬过武训，那是因为武训处在当时的环境中，与“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等等条件下，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进行为谋取穷孩子识字的坚持的精神是很好的。而这，与陶行知先生当时所处的环境与条件有着极其有意义的关系。那时候，国民党万恶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与条件，对于人民教育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坏阻挠；这样，提出武训精神来，有着积极的作用。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还说“昨天”的话就不可以理解了。

　　今天，环境与条件完全变了。那种想为人民服务而不可得的黑暗统治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是光明的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地改造了和改造着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生活的面貌，同样胜利地改造了和改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正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工农大众才具备了充分的环境与条件在文化上翻身；也正是因为首先学习了毛泽东思想，知识分子才可能真正地为工农群众服务。一切武训式的无立场无原则的盲目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想内容与作风、工作内容与作风，绝不能够为群众服务，绝不能够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现实运动的政治任务服务。

　　武训的无立场无原则的奴隶骨头，是用在阶级敌人面前下跪磕头的方法来“为穷孩子”服务的，应该学习他这样的精神来为群众服务吗？显然不应该！因此，不应该引用伟大的鲁迅的名言：“俯首甘为孺子牛”来形容武训精神！首先，难道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这种明确的阶级立场，政治主张、革命精神能够与前一句话割裂开来吗？其次，武训首先是俯首甘为“千夫”做牛做马，而结局是走了“千夫”路线，依靠了“千夫”的恩典才完成了他的奇迹。对于鲁迅的名言，这样随便割裂引用，是一种不可以原谅的错误。

　　在我们伟大祖国现实生活斗争面前，我们应该充分发扬的是新爱国主义精神，新英雄主义精神，光辉的革命传统精神，而反对与这些精神相对立的武训精神。而这，正是我们的责任，正是人民电影为人民服务应该做到的。

　　可以了解：以武训精神来教育劳动人民，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是完全不应该的。

　　因此，可以了解：影片《武训传》是一部缺乏思想性，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作品。

　　因此，就必须澄清那些无立场无原则的对于武训精神，对于《武训传》的宣扬。这里，我们不得不指出：上海的若干报纸以简讯的形式刊登我们人民领袖曾经看过《武训传》的消息，是非常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以人民领袖“看过的”这一点来报导（而不问领导同志看过后的真实意见若何），是一种什么样的宣扬的方式与作风！不论这消息的来源如何，以供给消息有关的影片公司来说，以人民的报纸应有的慎重态度而论，难道这是应该具有的严肃的态度吗？

　　同样，应该指出：上海《大众电影》这种旨在在政治思想以及艺术作风上指导人民怎样学习鉴赏电影的群众性的刊物，也没有做到它应当做到的责任。这就是：它发表了片面宣扬《武训传》的文章，而没有同时发表应该有的对于《武训传》正确批评以便帮助人民认识的任何文字与意见，在这一点上，这已经是失去指导的意义了；而更为严重的，是它发表了《武训传》为一九五○年最佳影片之一的结论。虽然那是观众推选的，但是，这个推选，《大众电影》应该加以说明；而且，难道《大众电影》简单地发表了这个推选的结果（这个结果反映了群众思想中的错误部分以及其盲目性），就是对观众负责的严肃的态度吗？

## 四

　　《武训传》所表现的题材是根本不值得表现的一个题材。在今天，它歌颂了不应该歌颂的人物，它表扬了不必要表扬的事迹，因此它对于我们人民今天精神上的影响就不是自尊与自豪，而是自卑与自贱；它与我们伟大祖国历史不相称，与我们伟大现实运动不相容，它对于历史和今天，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

　　那么，为什么编导工作者选择这么一种题材呢？根本原因是在于：对于这一题材，这一的确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真人真事，缺乏掌握历史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原则态度，缺乏科学分析研究的原则方法，而被那种个别的偶然的并且落后的奇行奇迹现象所蒙蔽、所迷惑了。因此，虽然有着良好的主观愿望，和若干技术条件，辛苦的创造努力，也没有能够挽救和弥补题材本身根本性质即政治性质的缺陷。

　　除了题材本身的缺陷，那就是关于怎样表现这一题材的思想上方法上的缺陷，也是严重的。属于根本性质的问题，这里，要提到这几方面：

　　第一，是对人物特别是主角武训的处理。武训既然是一个善良的劳动农民，按照他小时候的“聪明灵巧”善于学习的特征，对于私塾先生和掌柜的这类人物的仇恨，到了后来为什么都丧失殆尽了呢？难道不是由于戏剧构成形式的需要而是由于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吗？

　　以戏剧构成形式强奸人物思想内容的更显著的地方是做梦那几场戏。武训的幼年分明已经有着了对于识字的渴望，为什么一定还要到地狱里去幻游一下才有所谓觉悟呢？那一种变态的心理分析所表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疯癫痴迷患得患失的没落情调，难道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劳动农民所能有的情绪吗？……

　　第二，是对于事件，特别是基本事件的处理。识字这个问题本身既然是难以表现关于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的，但是，它还不是完全不可以作为次要事件来表现，比方，它作为在人民思想启蒙运动时一种工具来表现，就是有相当意义，相当价值的。影片内容思想性的贫弱，没有提高这一次要事件的思想内容，是很显然的。

　　但是，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影片内容宣传说：文字无论掌握在谁手里也都是对任何人服务的。这是需要举例说明的。这就是影片所编造的关于立字据偷字据的等等戏剧性，突出地肯定地宣传了字据在当时社会的超阶级的社会效能。实际上，难道地保（或者地主本身，或者地主阶级的狗腿子）这个官家人会害怕字据的制约的权力吗？非去偷了才可以骗武训？才可以不怕武训来讨账？武训这一无权无勇的，又被表现与农民阶级失却联系或者很少联系的被欺负惯了的一个人，偏偏一纸字据就能保障他了吗？因为有它，武训就有力量了吗（如果这样，和武训性格不是又自相矛盾）？不可能；至多象被他以前东家所赖账的时候一样：哭哭，下下跪，连告官也不敢的。

　　地保就是官。举人府就是衙门口。字据的权力就是他们的，不是武训的。影片为什么强调字据？如果说是法律的根据，难道法律没有阶级性，对举人和地保和武训一视同仁吗？作者在这里尽其能事地做到了一种模糊阶级斗争意识的一种无原则立场的宣传，这错误的原因，是为了宣传识字的重要而编造出来的。当然，这是歪曲，因为：文字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的时候，就为地主阶级服务，而不是为农民服务。文字是一个工具，而不是超然神圣的怪物。

　　第三，是对于历史的处理。整个影片，历史环境的介绍是不够以至于缺乏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当时历史时代最伟大的革命运动。如前所说，它的广泛与深刻的影响，不仅没有在武训身上得到应有的剌激和反应，而且（除了周大），几乎所有农民也没有什么对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反应；而周大，虽然被说成为曾经是太平军的战士，然而，却描写成没有太平军战士那样有觉悟有理想有方法的一个战士，相反，被描写为一个专门乱烧乱杀的江湖英雄了。这是对于历史的一种轻率的解释，是与传记片应有的态度不相合的。

　　见二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

　　见二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编导〈武训传〉记》。

　　见三月二十五日进步日报：《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

　　见四月四日光明日报：《关于对武训先生的看法问题》。

　　见二月二十七日新民报：王赓尧：《关于电影〈武训传〉》。

　　见四月四日进步日报：程庆华：《关于〈武训传〉》。

　　见二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长之：《武训传电影和武训画传》。

　　见《北京文艺》二卷一期。

　　引自注的文章。

　　（转载《文艺报》第四卷第一期）

　　来源：《人民日报》1951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