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自供——记武汉反革命罪行展览会之一   <陈牧>   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举办的反革命分子罪行展览会上,我看见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杜忠信在押期间的自供,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自供”使人看了简直不能相信这些反革命分子是人,他们残酷成性的本质是连禽兽都不如。   杜匪忠信是国民党反动头子李宗仁的亲信走狗,一九四七年曾充任李匪“北平行辕机要室平津党政军联合组组长”。先后亲手杀害过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杨佩卿及爱国分子蓝长元等。并阴谋破坏新华日报的发行。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后,他又亲率特务五十余名进入沈阳,制造各种谣言,诬蔑苏联,破坏中苏人民友谊。武汉解放后,又企图长期潜伏活动,但终被我公安机关破获,捉拿到案。   这个口供有二份,一是杀害爱国分子蓝长元的经过,一是破坏新华日报发行的阴谋和事实。在这两个口供里,这个罪大恶极老牌特务杜忠信,除了招出了他和反动头子李宗仁及李匪手下之特务头子蒋澎(李匪“北平行辕机要室主任”)的血腥罪行外,同时也暴露了作为“刽子手”“走狗”的他自己的丑相和他所施展的那些卑鄙、无耻的伎俩。 ## 杀害爱国分子蓝长元的经过   蓝长元是国民党的护路司令。他的部下约五、六千人,驻扎在石家庄和保定之间。蓝长元只是一个普通的军人,由于接近共产党,被杜匪爪牙发觉,他不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李匪宗仁手下的特务头子蒋澎,并忠实地执行了他的主子的命令,将蓝残酷杀害。现在把杜匪执行杀害蓝长元经过的口供,摘录在下面:   “三十四年冬天,蓝长元奉命到北京开会,由行辕招待,所有招待都由我派员负责,实际是探索和监视他们的内幕和活动。就在这招待期间发现了蓝与共产党有联络的情形。这个情形是这样:北京前门外打磨厂有一家五洲旅馆,里面经常有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化装成商人住在这里,他们早被发觉,被我暗中派人监视。就在监视期间,又发现了蓝与共产党联系的线索,因为蓝有一个副官叫杨永清,常常穿着便服到五洲旅馆。事先不知道他是蓝的副官,因为这次蓝来开会,他随同来了,穿着兵服带着短枪被我的组员发现就告诉我,当时我就教他们去做聊天的工作,与杨谈话,探索他同蓝的关系,才知道他是蓝最亲信的副官,并是亲戚关系。我得到这个情况,马上报告行辕蒋主任(澎),他听了把眼睛闭了半天,才说,切切守密!并叫我对所有的组员作守密的警告:倘有不慎决处极刑。当天晚上我回去传达了蒋的命令后,他又把我叫去,并有李××在座。李是留德学生,专门研究化学药品的,他同蒋是法西斯的中坚分子。当时蒋给我一个奇特的命令:教我把蓝的鞋子和袜子,最好由脚上刚脱下的用秘密的方法给偷来。当时我说:偷这些东西倒不生问题,只是这种方法恐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蒋说:其他的你不管,我已有准备,也可以拿这次作为一个有效的试验。我照着他的命令,等蓝睡着时把蓝的袜子偷了来并偷了他的布鞋。蒋拿了笑了一笑,就交给李××。这时蓝已由北京回保定去了。大约过了十多天,蒋命我带一只狼犬到保定去,用法西斯的手法把蓝刺杀。他告诉说:这种刺杀在侦察学上是有名的,叫用无形中去做有形的事,做了使对方得不出事实的真相。刺杀的方法是这样的:这种犬是平时有训练的,它是狼种,性能记仇,非常敏捷,能领心会神,平时除各种普通常识的训练外,再加以记仇的训练,它脑子里对它不满意的事它就深刻仇恨,它有了仇恨,一有感触就想报复。对它做刺杀工作的方法开始是先用“锡”煮饭和牛肉给它吃,吃了一个星期后,它的牙齿就发黑,黑了就生毒,生毒后,咬了人见血就死,是无法救活的。但是要它执行杀人手段时,事前还要使它对被杀的人发生仇恨,否则它牙齿有毒也达不到任务,这个方法就是:用一间不透亮光的黑屋子,用铁链把它锁在里面,每天叫几个生疏的人办如下的几件事情。在它吃饭以前,先把被刺那个人的臭袜子套在它的鼻子上,再用皮鞭抽它,尽力地打,打后再把鼻子上的袜子拿开。再把一个人进来高喊一声:哦!打它的人跑了,进来的人就慢慢抚摸它、表示可怜的样子,把和锡煮过的牛肉给它吃。如此每天二、三次,它就对打它的那个人发生仇恨,对把牛肉给它吃的人发生感情。它若闻着臭味就要挨打,听到哦的声音就要得救。因此它就愿听哦的声音,不愿闻那个鼻子上的臭,它就恨那臭气味,就和有那个气味的人成了仇,深恨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只要一嗅到那臭味,它就不要命的上去咬那个带臭味的人。蒋交给我的那匹狼犬,就是由李××用这种方法训练过的。我带着这只狼犬到了保定,秘密住在一家旅馆里,派人打听蓝的行迹,准备放犬伤他。约五、六天打听到蓝每天早上到操场上和士兵讲话。第二天便带着狼犬事先埋伏在一个地方等着,当蓝从我们这里走过往操场去时,这犬就惊起来,因为它的嗅觉极强,三百公尺就感触到。在蓝走出二百公尺左右,我就把它放了,狼犬马上追上去。我们转身上车站,只听到后面枪声响了三下,我留下一个组员探听消息。第二天在北京听到狼犬咬死蓝的警卫员、犬被手枪打死。后来研究原来警卫员和主管有密切关系,主官的鞋袜常常是警卫员拿去穿的。这次失败后,当晚李宗仁便命令我和他的部队将护路司令部包围,将蓝拘捕,押到军法处,加了一个叛乱罪执行枪毙,他的副官杨永清判处徒刑,这个案子就这样了结。” ## 破坏新华日报发行的阴谋和事实   在杜匪忠信的口供里,并招出了破坏新华日报发行的阴谋和事实。杜匪忠信同样不仅是这次阴谋的策划者,而且也是这次阴谋的执行者,现在把他的口供也摘录在下面:“三十四年八月,我在北平行辕机要组当组长。时至十一月间,正当重庆旧政协高潮时期,所有民主党团在北平很活跃。报纸的舆论各有千秋,使社会人士最得信任的是新华日报,新华日报的记者得到各界的好评和拥护。新华日报的销路一日千里,其他“官方”报纸受到严重打击。新华日报的言论也把整个北平、天津的民主空气和舆论突出万丈,使当局弄得手足无措,可笑的连当时各机关各级人员都谈论着新华日报,上班下班每个人手里拿的都是新华日报,办公厅里也满是新华日报。这样把“行辕主任”李宗仁气得大发脾气。气极了,就下一道命令:所有各机关人员一律不准看有“彩色”的报纸,实际指的新华日报。李宗仁并亲自跑到“警备司令部”去找司令胡伯翰,商讨对付新华日报的办法。可是他到胡的办公室里,就见胡的办公桌上也搁了一张新华日报,李宗仁沉默地问胡:今天新华日报的社论如何?胡无意说出:好!好!好!好极了。把个李宗仁气得回头就走。李宗仁回来后,就命令机要室主任蒋澎,要他设法解决,否则这样下去“不像话”。蒋接到这个命令后,就把我找到机要室里,告诉我这件事情,并命令我:设法在无形中消灭新华日报的舆论。他交给我这个命令弄得我啼笑皆非。当时我答复蒋澎说:这个问题很难办,你要消灭这个空气,这空气是无法消灭的,因为我不能找一套比共产党高的理论来驳翻共产党的理论,不会写一篇文章到中央日报去漫骂新华日报一通。我说:我可以办的就是派人丢一颗炸弹把新华日报炸了。蒋说:这样做不得,因为他怕社会舆论不满。我说:我会做的做不得,不会做的一定要做。……蒋气极了就发脾气说:限你在三天内把这事办完,他就走了。我回来晚上烧了一夜的大烟,想了一夜的心事,才想出破坏新华日报的办法。当天天亮,我用电话通知机要组,教派两个组员来,半小时之内他们就来了,我就如此这般的把计划告诉他们命令他们马上就办。等到天全亮,八点钟左右,我上街跑了一趟,碰着几个卖报的,我问他们有新华日报没有?都说没有。我又到各书社报摊跑了一趟,没有找着一张,只有一家有十几份,也被我都买了来。我回来后又下了一道命令:叫他们彻底办理,不准我看到买到,倘使我买到一份就是你们任务不彻底。因此一天以后街上再也买不到一张新华日报,无形中把新华日报的民主空气打消了。新华日报仍旧天天出,仍旧办公,可是他每天出版的都被我派人收买了。我第一件派人到新华日报发报的地方前后把守,出来多少买多少。第二件派人到各报摊、书社收买。第三件再派人到街上巡回新华日报有多少整个都给他买了。如此来打击新华日报,终算把这空气给“消灭”下去了。李宗仁听了很高兴,召见我,叫我好好干,将来前途一定有办法,并赏给我和组员二百万元奖金,由此我就得了李宗仁的信任。”   至死不悟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这样,不仅在解放前想出种种无耻残酷办法来破坏民主运动和残杀爱国人士,解放后仍妄图作危害人民的阴谋活动,杜匪忠信解放前作恶多端,解放后仍继续与人民为敌,但他终究逃不出人民的法网,被人民缉拿归案,人民是不会宽恕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我亲眼看到一个小学教员和她的学生们看了他的口供说:“看呵!反革命分子多么阴险残酷!真是十杀不赦,应该坚决镇压!”   来源:1951年5月17日《长江日报》。 ## 文化特务杀人不见血的罪证——记武汉反革命罪行展览会之二 ## 木天 ## 1951.05.26   反革命特务分子向人民和政府恶毒的进攻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接受美帝国主义、蒋匪帮的命令,除了在各地放火、放毒、暗杀、刺探情报及武装暴乱以外,还无中生有制造谣言,进行挑拨离间、破坏人民政府的威信和毒害人们的心灵。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罪不容诛的。   我们从中南公安部和武汉市公安总局举办的反革命罪行展览会中,也可以看到制造谣言的文化特务的罪证。这是广东省公安厅破获的文化特务案,这批特务分子利用报纸进行反动宣传,以“记者”面貌搜集情报,针对人民政府的工作散布谣言。他们并秘密架设电台与美蒋特务机关保持经常的联系。已破获的这批文化特务包括有香港出版的反动报纸:“星岛日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的驻广州的秘密“记者”,他们都是美蒋的忠实走狗,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的文化特务赵非、罗金泉、陈广平、邓孝平、叶云笙、骆树藩,个个罪证累累。如匪赵非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先后即受过蒋匪四次特务训练。历任蒋匪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大队队员、一五七师连指导员、一五二师政治部科员、七战区政治部科员等特务职务。该犯于一九四一年起即以反革命为目的,从事反动新闻工作,一九四八年九月复参加匪军统特务组织,解放后仍受特务机关之命潜伏广州市,搜集我党政军重要情报供给美蒋特务机关,并每日四出刺探我军事、政治、财经、文教等新闻,加以歪曲渲染、造谣中伤,污蔑人民政府,歪曲人民政府法令。又如邓匪孝平,解放前历任美帝国主义的美联社及伪中央日报记者,写有宣传“戡乱大计”的反动通讯甚多。极力诋毁中国共产党,歌颂万恶的蒋匪反动政权,不仅麻醉人民,同时利用职务搜集我情报供给美国特务机关,甘作美国走狗。解放后继续潜伏广州市,充任香港的反动报纸现象报、工商日报驻广州秘密“记者”,从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年四月共五个月内,先后捏造事实,写成三十多篇“特写”和一百条“新闻”,均拍发香港发表。如:“中共向人民开刀”、“三三大轰炸目击记”。“面临崩溃的穗市场”。“债!债!债!”等,并企图架设特务电台与台湾残匪联系。   从展览会陈列有三张摄制他们杜撰的登在香港反动报纸上的“消息”的照片,可以清晰的看出他们的罪恶事实。他们从各方面来破坏人民事业,诋毁人民政府。匪欧阳少泉在“华侨日报”上捏造事实称:“此间连日盛传,蒋中正复职后,将派出飞机五十架,分向沿海各都市大举轰炸”。接着则若有其事的补充说:“一说国民党飞机昨(十四)日袭穗市时曾散发传单,声言今(十五)日轰炸穗市军事地区嘱各居民及时疏散,免遭损伤”。这批特务匪徒,阴谋制造紧张气氛,扰乱人心,并为蒋匪帮吹嘘,进行战争宣传。   在另一张照片上,我们又看到特务匪徒肆意破坏人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如匪欧阳少泉在“星岛日报”上捏造消息污蔑我发行公债,说:“穗逃债被封被管商店,先后已共有五百家,当局对逃债商店视为无主产业,有权业者限七天声明,否则代管”。特务匪徒就是这样无中生有,颠倒是非。   以上是展览会上摄制的三张照片上很少的材料,没有展览的材料那就不知有多少了。一九五○年十月当广州市人民政府一年来已大力扫荡了蒋匪帮留下的遍街遍巷的烟、赌、淫书淫画而获得巨大的成绩时,十月五日的香港时报上居然又出现了广州公开贩毒的“消息”,并且捏造人民政府准许在各区设立烟馆。“消息”中无中生有地说:“共方准许在越华路筹备成立秘密机构,专司统一发售鸦片工作,并准许每一区成立烟馆七所,采取投标方式,以标价最高者承办,由共方配售鸦片,同时征收“特捐”,以充实省市经费。现各区烟馆已纷纷筹备设立,尤以黄沙、芳村等地最见“踊跃”。”   去年美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朝鲜后,广州人民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这批文化特务更搬出他们想像所及的有煽惑性的字眼,制造恐怖气氛。捏造了许多广州“物价高涨”、“人心惶恐不可终日”的“新闻”。十一月三日反动的香港时报无中生有的说:“目前穗市各街口三五成群,手持刀枪之解放军触目皆是……行经岗位之市民,甚多被喝令举手检查者。”   不过在人民的天罗地网下,这批文化特务终于归案受法办,并在人民面前招供他们的罪恶。邓匪孝平就这样的招供说:“我捏造的“新闻”是毫无根据的,只要随便在路上走走,或是看看报纸,就躲在屋内闭门造车的捏造一番,我曾经把解放军剿匪战绩改成土匪袭击解放军的“新闻”,我看见一连几天不下雨就说今年旱灾,农村闹饥荒,看见火车站有几个湖南客商下车就写华中饥荒,灾民南移。”去年三月美蒋飞机滥炸广州市民时,他在反动报“工商日报”上捏造“三三大轰炸目击记”的谣言说:“广州老百姓当国机轰炸时,不但没有丝毫惊慌,而且纷纷跑上天台,翘首观望或掏出手帕和国机驾驶员招呼,大有希望国机迅速炸平共党之概。”但是,这篇“目击记”到底是不是目击的呢?请看邓匪的招供吧!“三三那天,我刚好乘火车往港,在车上听说广州被炸。第二天到了香港,我就赶着看当天的报纸,然后就坐在编缉部捏造“目击记”。”这些特务匪徒为了为蒋匪帮张目,竟至如此污蔑解放了的广州人民。   去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进行侵略战争以后,广州又传出谣言说:“国际形势紧张,林彪已调东北,叶主席被委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将南调为广州市长。”这种为美蒋反动派吹嘘战争的谣言又是怎样来的呢?捏造谣言的星岛日报“记者”罗金泉,他招认:“这是我捏造的谣言,因为我一连几天在报上看不见提到叶主席活动的新闻,就乘机造谣了”。文化特务贾衡曹也招供了他制造“香炉捐”谣言的经过:“去年(按应为前年了)接近农历年关,我给“星岛日报”写了一篇“关于香炉捐的传说”的“特写”,说人民政府规定市民家里的香炉都要捐,每个收五斤白米,现在区政府正在进行调查登记工作。其实,那时候市面上并没有这种谣言,但在我这篇“特写”发出后,第二天,我又夹着报纸到茶楼去乱说一通,再过了几天,这谣言也就传开了。”   看了这几个文化特务无中生有的谣言和他们的招供,我们就更加认清了反革命分子的罪恶,认识到死心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是怎样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向人民和人民的政府进行最恶毒的攻击;由此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更加提高警惕性和鉴别力,使特务匪徒们愚弄人民的谣言再没有“出售”的市场。   来源:《长江日报》1951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