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光旦、全慰天：枯树鲜花朵朵开 　　<潘光旦、全慰天> ## （1）一通百通 　　中国一向是一个农业国，农村人口约占全人口的85％以上。在解放以前，我们所常听到的描写国民党统治区农村景况的用语是：“一盘散沙”；“千疮百孔”；“冤怨相报，贫病交加”；“饿莩在途，哀鸿遍野”；“田园荒芜，骨肉流离”……。景象虽然不佳，描写这种景象的文笔却往往有平仄调匀、辞意对称之妙！目的大概是在想以文词的美妙来掩饰事实的丑恶，并且推卸对于这些事实所由造成的一些责任罢。但“蒿目时艰”的“有心人”总是有的。其中有的自不免于悲观失望，短叹长吁，甚至认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有心而自以为有力的则提供种种不切实际的答案。有如：“农民文化程度太低，不懂得如何改良生产”；“中国没有走上工业化的道路，生产资金太少了”；“中国人口过多，土地过少”；“中国人真是害在天灾的手里，只要天灾可以救得，中国才有办法”；“中国民族已经衰老了”；“中国文化已经过时了，我们总得想一个返老还童的药方才是”。更有人说：“中国社会好比是一个几千年的古庙，简直破烂不堪，无法收拾。只有出来一个像孙悟空那样的角色，大刀阔斧搞一顿，索性把它破坏得干干净净了，重行建设！” 　　我们过去也有过这一类的想法说法。有时也感到悲观失望；有时也曾搜集一些零星材料加以分析，根据了一些片面的因果关系，发为海阔天空的议论。 　　旧中国农村社会当然是有问题的，而且极严重。问题的症结，显然的就是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刘少奇副主席曾经指出：“这就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既然如此，土地制度的改革，当然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好比有一团“乱麻”于此，“快刀斩”不是办法，找出线头，才是办法；土地改革就是这根线头了。又好比做酒做馒头，要有好的酵母，发出来的酒或馒头才好；土地改革便是上好的酵母了。一句话，土地改革搞好了，所有从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演变或派生出来的问题，各种各类的，大大小小的，都可以迎刃而解。一通就是百通。 　　这不只是从已经实行土地改革比较长久的广大农村的情形中，可以得到许许多多铁的证明，就是在刚刚完成土地改革的苏南农村，我们这次也看到了一些新的气象。这些气象正是“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新中国的苗头。 　　本篇所要加以叙述的，就是这些苗头。首先是农民有了高度的阶级觉悟。因为有了阶级觉悟，所以农民的高度智慧也表现出来了，缴粮和参军也来得非常踊跃了，生产情绪更是热火朝天了，生活习惯也跟着发生改变了。这些情形真是令人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愉快。 ## （2）农民有了高度的阶级觉悟 　　土地改革期间与土地改革后，农民的阶级觉悟是成长了，提高了。这至少可以从三方面看得出来：（一）对于地主及反革命势力的认识与警惕；（二）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拥护与热爱；（三）农民间的互让、互助与团结。 　　（一）农民一向是怕地主的。苏南农民有这样两首歌谣：“走进大门，屋檐腾腾。老爷吃饭，厨房里蹲蹲。穷人矮三辈，地主都是爷！”“见地主，如见虎。当面不敢坐，脚跟垫屁股！”可是现在态度完全改变了。在吴县太湖区某次斗争会上，一位农民说：“我伲农民一人吐一口痰，就把地主沉杀（淹死）哉！”在太仓某次斗争会上，一个地主说：“我伲过去辰光做了一些不正当的事，请求各位农民兄弟原谅！”接着是九十度的鞠躬。可是农民立刻声色俱厉的回答道：“啥人是你的兄弟？混蛋！”“地主”在苏南农村中已成了骂人的名词，“你是地主！”等于说：“你是王八蛋！”农民一想到地主，就想到蒋匪帮，就想到日本赤佬（鬼子），就想到美国赤佬。松江农民说：“地主阶级是美国赤佬的千里眼，顺风耳，现在土地改革把地主阶级消灭了，美国赤佬就成了瞎子和聋子！”常熟大义区蜂蚁乡地主王志雄和王吴氏，在土地改革中一连放了6次火，农民们就表示说：“美国赤佬在朝鲜放火，地主在农村放火。他们想把这两处火烧得连在一起，我们要扑灭这两把火！” 　　农民不但认清了敌人，而且对敌人有了高度的警惕性。吴县农民流行一句口语：“天下蚊虫都吸血，天下地主都黑心！”土地改革后有不少地主装出规矩样子，有的地主见了村干部还这样问道：“我伲还有啥缺点？请批评，我伲好改正。”然而农民却并不因此麻痹起来，表示说：“马桶不能当饭桶，地主的话不能听！” 　　（二）中国有一首古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又流行一句话：“天高皇帝远！”这是从前中国农民对政治所持的态度。可是土地改革后的苏南农民，像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不但关心政治，而且一致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吴县农民一般的反映说：“过去是地主的天下，反动政府只帮助地主讲话，今天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我伲自己的政府。我伲农民有话能讲了！”溧水县农民也说：“人民政府的大门，是朝我们开的了！” 　　在一般农民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比较抽象的，只有毛主席最具体。很多地方负责同志告诉我们：“土地改革后，坊间印行的毛主席的像，销路好极了！”我们在农村中访问时，的确发现不少农家的堂屋里挂上了毛主席的像。和农民谈话，一提到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农民们马上就会问：“毛主席好哇？”“你们看见毛主席没有？”一提到毛主席，他们总是笑眯眯的，自然的流露他们内心的愉快。 　　农民所以这样热爱毛主席的理由是极简单明了的。农民把土地看成“命根子”。在以前，他们想买一两亩地，几辈子都是有心无力。现在毛主席一来，就分得了土地，并且全家还远不止一两亩。虽说是分有应得，总不能没有一种惊喜的心情。吴县有许多农民，1951年大年初一纷纷到自己新分得的田边插上翻身小红旗，可见不是偶然的了。农民从他们切身的阶级利益出发，当然要热爱毛主席，接受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三）谁也不能否认，也不必否认，农民的家庭私有观念是比较浓厚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三个和尚没水吃”一类的话，以前也未尝不适用于我们的农民。但土地改革后形势全变，农民都能够彼此团结、互助、互让，表现了“天下农民是一家”的阶级友爱精神。 　　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加以说明就足够了。在土地改革中，分配果实，绳以以前的习惯该是最容易引起农民之间闹意见的了。结果却是一般的出人意外的圆满。好比吴县溪港乡，东边各村地多人少，相距十多里的西边各村则地少人多。为了使全乡每个人所分得的土地比较均匀，势须把各村的人口与土地加以适当的调配。在全乡农民协会委员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地多人少的村，首先表示愿意将所没收到的最好的房子和土地，分给从别村搬来的农民；而地少人多的村的村干部，则表示愿意自己首先搬过去，起带头作用。结果正应着一句也是从农村经验里出来的老话：“只有个个虚怀，管保人人满意。” 　　又好比吴江南库乡某一个村只有两头牛可分，一大一小，一好一歹。经大家公决分配给某两个农民以后，究竟那个人分得那头牛呢？照一般的想法，最好是抽签解决。但这两个农民并不这么办。其中一个不声不响的牵着一头小的坏的走了，留下一头大的好的给另一个人。南库乡另一个村有7头牛，须分一头给别村。照我们平常的想法，能把自己分剩的最差的那一头送给别村也就很好了。但这村农民却首先挑选出长得最大最好的一头，郑重其事的敲锣打鼓送过去，然后自己村里再分配其余6头牛。农民可以把个人的暂时的利益，完全服从于阶级的长远的利益，这不能不说是最具体的一个表现了。 ## （3）农民是“天生笨伯”么？ 　　时常听人说：“农民是天生愚笨的。”我们以前固然不同意于这种说法，但有时不免或多或少的想到：“农民种田是老手。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插秧，如何施肥，如何除草，农民有经验，有办法。至于其他一些要动动脑子，出个把主意的细致工作，农民们恐怕不大行吧？”但在这次访问中，我们的耳闻目见所及，完全证明了这种说法想法都是错误的。 　　铁的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农民就不愚笨。有了高度阶级觉悟的农民，其所表现的智慧也是高度的。 　　江阴横塘乡和平村有一个佃农。他在1949年解放后不久，被地主章标璜逼着买了几亩老租田。他当时没有半文钱，借了钱才把地价付清。土地改革中，他听到工作同志说：“解放后地主卖田无效”，便想把这笔地价钱追回来。一连写5封信寄给住在城里的章标璜，章却理也不理。他便想了个办法：借章标璜的一个住在本村的表妹的名义，再写一封信去。果然章标璜就来了。他邀集本村农民同章标璜讲理，搞了大半天，夜深了，章却只答应：“在4个月内分期归还。”农民们心里明白：“这是句鬼话！想虚幌一刀，落荒逃走！”农民们便假装告辞回家睡觉，而实际上却等候在附近防守。果然第二天一大黑早，章标璜就在逃跑不远的路上被抓住了。经过说理斗争后，章标璜便不敢不马上规规矩矩的把这笔钱交出来。 　　金家康是常熟福山区金家村有名的大恶霸地主。他过去伤害了不知多少人，包括许多条人命在内。农民一向恨他入骨。土地改革中他被农民逮捕了。他知道没有命活，千方百计想逃走。有一天，他居然从看守所溜了出来，躲在一家姓倪的老佃户的稻草堆里。倪老太去拿草喂牛吃，想不到发现了他。倪老太真是一个非常机敏的人，她连忙故作镇定的说：“唉呀！金大爷！外面好多人正在找你咧！快请到我屋里去躲躲，等夜里再走罢？”她这样低声下气把金家康骗到家里，并关在内房中后，便赶到外面给民兵报告去了。不久以后，福山区举行了斗争大会，把金家康依法处理了。农民们在会上说：“天是棺材盖，地是棺材底；你地主跑来跑去，还在棺材里！”除了倪老太在有了高度阶级觉悟后所表现的临机应变的本领不说，单单这4句话就充分反映了农民的高度智慧，比“天罗地网”一类的套语要生动有力得多。 　　我们访问常熟昆承区莫城乡时，当晚在莫城镇上看到了翻身后农民亲自演出的新歌剧。负责演出的是莫城乡农民剧团和东始乡农民剧团。一幕腰鼓之后，演出了“土地回老家”、“当兵保家乡”、“三女婿”、“我要嫁个生产郎”、“懒汉回头”等5个歌剧。有感情、有魄力，又生动、又逼真、又有分寸。一个乡下大姑娘，扮演着“我要嫁个生产郎”的女主角，动作表情都是恰到好处，小资产阶级的那种虚伪的羞涩的姿态是没有的。从晚7时开始，直到11点半钟才结束，一切出乎我们意料的好，出乎我们意料的成功。其实原是我们意料错了，成功应该是意料中的事。演员观众都是一家人；所扮演的全是当前的实情实景；而排演的时间又正好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生产方兴未艾的当儿；上台的个个精神抖擞，台下的人人兴高彩烈；客观的环境与主观的智慧结合成浑然一体，又怎样会不成功呢？我们也看过京沪等地大戏园的戏，讲起灯光设备、布景行头、说唱工夫来，今日的农村剧团当然是数不到的；但若讲活力、真率、朴实、浑厚来，那就都要输它一着。据区委书记徐策山同志告诉我们，昆承区，只一区，在土地改革后成立的这样的农民剧团，一共就有十个之多。 　　吴县木渎区姑苏乡1951年春一共开修了大小7条浜。农民自己商订的一个开浜的派工办法，不但精细，而且合理。好比说，靠近浜旁边的耕地每亩出一工时，离开浜比较远的耕地就每亩只出半工。没有耕地的家户，当然也要在浜里挑水或洗东西，则每户须派一工。户有大小，于是又规定按住屋间数，每间派一工。如果挑的泥作了便利自己的别的用途，则做的工不算数。为要把一条浜如期或提早开修完成，又规定各户一律同时开始派工，回头再彼此折算清楚。此外还有很多细则。农民在这里具体的运用了毛主席的“实践论”。 　　常熟大义区新义乡高隐村的赵桂英，是个过去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的乡下大姑娘。1950年才上一期冬学，就认识了好几百个字，现在村里当教师。她又被选为村妇女会长及女民兵组长。她办事有条理，负责任，非常受人敬爱。 　　这样的事实是很多很多的。仅上文所提到的一些，已足够我们相信：土地改革后，农民所表现的智慧，粗的细的，武的文的，都是无穷尽的。农民的这种智慧，加上他们一向就具备的刻苦耐劳的精神，再加上他们彼此团结互助的阶级友爱，必然会构成一股了不起的力量。这股力量，在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之下，是任何敌人所永远不可能战胜的。下面接着就要谈到这股力量在缴公粮与参军两方面的具体表现。 ## （4）争先缴粮，踊跃参军 　　土地改革后的农民，无论对于缴公粮与参军，都是很积极、很热烈，使人深为感动的。 　　先说缴公粮。农民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当然也缴公粮，但完全是被动的。枪杆子压在背后，农民怎么敢不缴？而土地改革后的苏南农民，不但是积极缴公粮，而且叫公粮为“翻身粮！”“抗美援朝粮！”“子孙万代平安粮！” 　　就整个苏南说，1949年秋征，历时3个月还有尾欠；而1950年秋征，由于土地改革的关系，一个多月就超额完成了任务。松江专区去年秋征的情形更为动人。当缴公粮的任务交下来后，农民们马上开始工作，肩挑、船运，四面八方的把公粮送到集合的地点。据报告，一般的乡在两三天里缴足，全专区也只有半个多月就超额完成了任务。人民政府为照顾贫困户，原定5％的户可以减免，而实际上要求减免的仅占全户数的3％。所缴的公粮在品质上也是合乎规定的标准的。有的农民缴上的棉花，品质甚至高于规定的标准；结果人民政府不得不按标准折算，将多余的退还给农民。 　　其次说参军。农民一向存在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思想。“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鎚折臂”的，古来绝对不止是“新丰折臂翁”一个人。过去农民在走投无路时才去当兵，目的是“吃粮”。国民党反动政府官员，为要“剿共”而到处抓壮丁，抓得鸡飞狗上屋，又用绳子捆，又用皮鞭抽，还须千方百计的加以拘留。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抓到的丁，若非逃走，便是由壮而瘦，由瘦而死！ 　　土地改革后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好比松江专区，原定参军名额若干人，而自动报名的却比原额多出了3倍。吴江同里区星南乡一次小规模的农民代表大会上，有57个青年农民要求报名。常熟昆承区同样的会上，更有到150个青年农民报名。妇女报名的也不少。如吴江同里区762个报名的农民中，就有64个是青年女子。因为报名人数大大超过了录取的名额，录取的条件又定得比较严格，所以有许多农民反映说：“国民党抓壮丁抓不到，共产党有人报了名还不要！” 　　参军运动中有许多令人感动的事例。松江南桥区西宛乡农民蔡国祥老夫妻俩，曾经自动的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打通儿子们的思想，结果把4个儿子和1个女婿都送去参军；政府当然并未完全批准。吴江芦墟区贫农沈阿龙，1950年刚结婚，一声参军，妻子特别穿上新衣送他，为他佩上“光荣花”，说：“我俚在家坚决加紧生产。你安心去参军，打跑美帝回家过好日子！”芦墟区另一贫农顾海和，原定1951年结婚，为了参军，也自动把婚期延到以后再说。吴江库民乡一位52岁的金老太，也在大会中走上台去要求报名。她说：“我勿会拿枪打仗，替解放军烧烧饭也是光荣的！” 　　为什么土地改革后的农民能够这样呢？农民们自己的答覆是：“永保翻身！”“不吃二遍苦头！”“打倒美国赤佬，才能子子孙孙过好日子！” 　　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同志1951年1月到苏南农村视察土地改革情况后说：“土地改革开了两朵花：一朵是缴粮，一朵是参军！”我们也认为是这样的。不过，黄副总理到江南的时候，是在腊月里，那时梅花还没有开。我们去得较迟，从梅花看到桃花，我们所看到的土地改革所开的花，也就不止这两朵。好比下面马上就要谈到的农民的火热的生产情绪，就是另外的一朵花。 ## （5）火热的生产情绪 　　在解放以前，农民从事生产，只是为了勉强混一些吃的，饱不了，饿不死。生产情绪低落得不能再低。举一个一般的例子：1939年，四川仁寿县螟虫猖獗，稻子被吃掉不少。一些搞农业改良工作的人，发动农民、小学教员、小学生等治螟，一下出动了约十万人。扑灭螟虫的成绩很不错。这一年全县稻子的产量共增加约两万市石。到1940年，该县地主说：“稻田中白穗少了，收成增加了！”于是命令佃户每亩增加租谷一市斗。这以后，农民对治螟便丝毫不感兴趣。农民说：“治了螟，多收稻子是地主的。我们多花工夫，白忙一场，这又何苦！”但土地改革后有了阶级觉悟的农民便不同了。他们不但为“发家致富”而“努力生产”，而且觉得劳动生产本身就是光荣的，要多生产才能加强抗美援朝的力量，才能保卫祖国，才能使国家走向工业化。 　　苏南农民的火热的生产情绪，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加紧积肥。一望无际的苏南农村被无数的大小河流交织着。水流得特别缓慢，河底里不断的淤积起来的河泥，构成了苏南农田最主要的肥料。农民们觉得这类河泥是香的。我们到处看到“罱河泥”的船。罱河泥的工具是两根交叉的长竹竿，仿佛一把长柄的剪刀，剪刀头上装着两只相对的线织的网，或篾编的箩；向河底用力一夹，或一“罱”，就把河泥罱起来了。青年农民夫妇，女的站在后梢把橹，男的站在船头罱泥，一夹又一夹的把河泥罱进船舱。太阳西下的时候，每个村子的四周都是三三两两装河泥的归船。土地改革后罱河泥的人是比以前多得多了。好比吴县木渎区姑苏乡，1950年全乡罱河泥的农家只有半数，1951年却10家有8家。15户的田沟村，罱河泥的去年只有5户，今年却有10户，增加了一倍。很多地方罱泥用的工具或原料的销路特别好。 　　没有船或一时借不到船的农户，便多收垃圾或大粪。吴县木渎区有个王老大，每天早起拾粪一大担，压得身子往两边直摆。苏南农民说：“今年检狗屎的人比狗屎还多！”也有些农户积极购买肥料。吴江同里区沈益发油厂的经理高兴的说：“现在厂里所出豆饼，农民抢着要！”吴县姑苏乡一位姓田的农民，分得了四亩地，特别努力，除收垃圾外，还出卖一些家具来购买肥田粉。他说：“田里多出了粮食，再买新家具！”常熟县政府秘书黎民同志告诉我们：“在常熟的国营土产公司，1949年下半年，一共只出卖了17万万元的东西。1950年2月，全月只出卖了13万万元的东西。而1951年2月17日那一天，单单东门外一个营业分处，就出卖了1万万9000万元的东西，其中肥料占1万万7000万元。” 　　积肥而外，与农业有紧密关系的兴修水利工作也是很普遍的。我们访问常熟莫城乡时，看到了农民新开的一条沟，这条沟可使300多亩田得到适当的灌溉，大水时又可以得到适当的宣泄。过去由于牵涉到两三个地主所占有的土地，他们彼此互不相让，好几次说要开沟，都没有搞成功。土地改革后不到一个月，农民就一股劲把它开好了。原定3天完成，而实际只花费了一天半，提前完成了一天半。农民叫它“生产沟”，沟上又搭了一座独木桥，叫“翻身桥”。桥旁立着一块刨得发光的木桩，上书：“生产沟上翻身桥”。很多地方的池塘挖深了。很多地方的堤岸重新筑好了。 　　还有开荒。我们在沪宁、沪杭线上的火车中，一眼望去，常见到许多新开垦的荒地，许多新缩小的坟场。有的荒地正在开垦中，一大堆人，挖的挖，挑的挑。我们一向以为“中国人多地少，尤其是南方的省份如此，所以生活很难改善”。如今这许多可耕的荒地又是那里来的呢？苏州灵岩山灵岩寺的和尚说：“附近的荒地不少。”吴县陆墓区新齐乡里仁村的农民也说：“坟地荒地可供开发的很多。”此种未经开辟的土地，全苏南约有250万至300万亩；如果全部开垦出来，每人平均可以增加约5分地，相当于现有耕地的五分之一。这证明我们以前的想法是不合事实的。 　　农民为了搞好1951年的大生产，也在购置农具。常熟大义区市镇上的铁匠，自土地改革开始起，每天东方发白就起床做活，一直到半夜才收工，而所打的锄头还供不应求。吴江平望镇一铁匠高兴的说：“我一个人卖给平望乡的铁耙，就有一百多把。土改交关好！” 　　上述情形是土地改革的必然结果。“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农民现在还只能买铁耙一类小农具；等到生产一年年好起来，资金一年年积累多了，将更要集合起来，买拖拉机一类的大农具。这决不是梦想。 ## （6）新生活与新思想 　　土地改革后，由于农民阶级觉悟的提高，其所表现的新的生活与思想，也是令人非常兴奋的。这至少可从下述的四方面见得出来。这四方面是：一、对于学习文化的要求逐渐增长；二、娱乐生活的方式基本改变；三、重男轻女的观念开始消灭；四、迷信思想日见破除。这不又是四朵花么？ 　　谁不承认：“江南文风鼎盛”呢？但事实上，苏南文风只在少数县城及市镇里吹来吹去，因为这里住的是地主或其他有闲阶级的人。农村中稍有一点文化的农民，也大多转入工商业，在城市里当个把店员、理发匠等等。至于苏南农村中的文盲，也许多于、至少不少于华北农村。在有的村子里，要写张条子，看封信，只有请教小学老师或镇上店里老板的一法。苏南农民甚至有这个想法：“格副烂泥脚，识仔字也无啥用场！”可是现在不同了。农民普遍有了学习文化的要求。如常熟，1950年冬就有6万农民参加冬学；只昆承一区，便有冬学117班，学生3,456人。又如同区的学龄儿童，真正入学的，一年后由3,141人增加到4,681人，即约增加了50％。常熟县委书记康克同志告诉我们说：“现在农村的小学教室都快被挤破了。师资缺乏是急需克服及解决的严重问题。”农民学习文化的努力也很令人敬佩。好比有些乡下大姑娘们，满手掌都写上字，工作的时候伸出来温习一遍，记住在脑子里。又好比上文提到的赵桂英，只上了一期冬学，现在就可以当教师了。这完全合乎毛主席早在1927年的指示：“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娱乐生活的方式也同样有了改变。在解放以前，农民过着从手到口的困难生活，一天闲散就一天没得吃，那里有时间谈娱乐呢？就是有时间，也免不了坐茶馆、叉麻雀、掷骰子那一套。现在则新的娱乐生活代替了旧的娱乐生活。赌博是绝了迹，连农历新年也不成例外。很多茶馆也是冷清清的，门可罗雀。我们在苏南农村常听到的是扭秧歌的锣鼓声、多少已经改编了的绍兴戏和有关土地改革一类歌曲的歌声。上文已经说过，我们在常熟莫城乡还看到了农民演出的腰鼓和新歌剧。这样的农民剧团，正在苏南很多的区乡中，一天比一天成长壮大起来。我们在苏州市渡过1951年的“三八节”，在结?的观礼台上，看到壮阔的游行队伍中有农民的各色的龙灯，耍得特别起劲。 　　过去男尊女卑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好比靠近苏州市区的农村，有些男的早起一早踏上船，摇到苏州，坐上茶馆，摆开“龙门阵”，不到太阳落山不回家。而女的则长年累月留在家里，又干粗活，又干细活，一把抓。买卖婚姻几乎是唯一的婚姻方式，女的好比是男的所雇用的长工，当然得花钱买来。我们访问吴江严墓区蒲鞋浜时，农民们谈起，这一带的贫苦人家的女子有一个按年龄计算卖价的习惯法——20岁及20岁以前，多少岁就值多少石米；20岁以后，多一岁便减一石，例如21岁的女子，照此标准，便只值19石了。苏南比较能干多姿的女子，自然曾有卖到大米30多石的。在买卖婚姻制度下，当然有很多贫苦的雇工讨不起“家主婆”；除非有人家死了儿子，不让媳妇改嫁，把他拉去做“黄泥膀”（以媳作女，然后招赘）以外，只有一辈子当光杆儿的一法。但这种情形现已大有改变。在参军运动中，妇女报名没有报上，有的女子就说：“男人做啥，我俚女子也做啥。不让我俚参军，是男女不平等！”妇女们在每个区乡的妇女会的领导下，的确已经起来要求男女平等了。男人们也注意到这点。好比吴县木渎区姑苏乡农民自己所订立的开浜派工办法中就有这样一项：“有男人的农户，女的一工只算半工；没有男人的农户，女的一工就算一工。”这就是说，不许男人再躲在家里偷懒，而把劳动的事完全推在女人身上。婚姻也开始采取恋爱自由与挑选自由的办法。如“小二黑结婚”、“我要嫁个生产郎”等新歌剧，正在很多农村中由农民自己演出。 　　苏南农民一向非常迷信。据说以前每年的7月至12月，农村里就只看见打醮的，所谓“孟兰盆会”的醮，送蝗虫的醮，谢火神的醮……。“清明时节雨纷纷”，农民说是“老和尚过江”（达摩），“张大帝生日”（张士诚），一定要下雨。一家死了人，亲朋照例要围拢来吃喝好几天；死者也往往暂时要“浮厝”一下，等阴阳先生找到好地才安葬。那一家没有神龛，供着灶神和观音娘娘呢？如果猪不怎么爱吃，得连忙称肉打酒到神前去磕头。“穷不出头年”，农民自己的解释是：“五行八字命生成！”“命里只有八合米，走尽天下不满升！”但现在也不这样了。我们访问吴县陆墓区新齐乡里仁村时，在一位姓金的农民家里坐谈了一个多钟头。看见中堂上原来供奉观音及祖先的地方，正贴着3张新的年画。这3张的标题是：“领土地证”、“送公粮”、“翻身”。两边的对联是：“克苦耐劳维生活，经济俭朴度终身”。苏州专区农会主任孙加诺同志曾告诉我们说：“今年过年时，纸钱香烟没有什么主顾，比往年差得太多。鞭爆锣鼓的生意倒顶不错！”土地改革怎么能使农民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发生这样大的转变呢？农民自己的答覆一般是：“我俚信神信了几辈子，没有翻身；毛主席一来，就翻身了！”“土地改革一实行，每个地主的好八字都勿来事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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