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母军”在天津的活动   <鲁西良>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已于七月十三日下令取缔该市天主教内的反动秘密组织“圣母军”(在解放后相继改称为“圣母御侍团”及“圣母慈爱祈祷会”),并将该反动组织的首要反革命分子郑华光、王天赏等逮捕法办。这是天津市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又一个胜利,这是对于帝国主义利用中国教会进行间谍破坏活动的又一次打击。   天津“圣母军”是在美蒋特务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天津“圣母军”是天主教天津教区的负责人帝国主义分子文贵宾(已被人民政府驱逐出境)在天津解放前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创立的。文贵宾组织“圣母军”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这个反动核心组织控制天主教徒中的落后分子,进行破坏人民政府的勾当。   解放后,天津的“圣母军”改名为“圣母御侍团”,在文贵宾等的控制下,先后成立了六个“区会”,下辖五十八个“支会”,每个“区会”及“支会”都有一个神甫作“指导司铎”,在三十四个“指导司铎”中,外籍帝国主义分子就有十余个。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控制了“圣母军”,“圣母军”就成了他们进行反动活动的秘密核心组织。   在帝国主义分子直接控制下的天津“圣母军”,其中不少的首脑分子是间谍和特务。“圣母军”和各种反动组织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除了文贵宾之外,该反动组织的幕后领导人之一,是美国间谍、法籍神甫卜相贤。他利用津沽大学副校长和耶稣会会长的职务的便利,领导津沽大学内的“圣母军”,指派“支会”的“指导司铎”和指挥团员搜集情报,散播谣言,并破坏天主教的革命爱国运动。特务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和“民众建国协进会”中的首脑分子,有的也是“圣母军”的“指导司铎”。已被人民政府逮捕的“公教青年报国团”特务韩景麟和臧恩荣,都是“圣母军”的团员。此外,如圣功学校“中统”学运组分子李家玲、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解放后烧毁证件,欺骗政府的罗文卿,在天津被破获的美国间谍案案犯张善缘等都是“圣母军”的团员。   “圣母军”除了在天主教教徒中吸收落后分子以外,也在天主教以外搜罗一切落后分子作为它的爪牙。在一九四九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明令取缔“一贯道”后,“圣母军”的头子就一再布置,发展一贯道徒为天主教徒,并吸收他们加入“圣母军”。在天津解放前,农村很多地主、恶霸逃来天津,“圣母军”的团员就去拉拢他们入天主教,“圣母军”某“支会”副会长就曾专门去慰问这些地主恶霸,并为他们讲“要理”。   两年以来天津“圣母军”一贯地进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各种活动。   第一是造谣诬蔑人民政府,进行拥护日寇蒋匪的反动宣传。特别是自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发生后、“圣母军”有系统地散布了各种荒谬的谣言,并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例如该反动组织的一个“指导司铎”柴古值捏造说:“圣母已在美、英军上空显圣,美、英一定胜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起来了”。“圣母军”的另一“指导司铎”荷籍神父郑化民在圣功女子中学的课堂上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要爆发”,“共产党长不了”。“和平签名没有用,一颗原子弹就完事了”。“美国兵在仁川登陆后,共产党就完了”。他们为了破坏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竟提出了“抗魔援灵”(即反对中国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而援助美国侵略军)的荒谬口号。“圣母军”的主要领导人满济世在西开中学对学生们说:“抗嘛美,援嘛朝,你们都疯了!”“朝鲜某次战役,中国军队一次就死了一万多人,中国军队怎么能打仗?”满济世,王际五等常在西开中学“圣母军”开会后放映为日寇宣传的“日本进攻锦州”、“日本之教育”、“马戏团”等反动电影,并向学生宣传蒋介石是“稀世英雄,当代伟人”。   第二是印发反动书籍,向教会学校学生灌输仇视人民政府的思想。   天津市已发现“圣母军”所散发的小册子达百余种之多。其主要内容为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人民政府,反对三自运动。例如:该反动组织所散发的一种题为“天主教怎样对付共产党”的小册子,即肆无忌惮地挑拨和煽动中国天主教徒从事反共反人民反祖国的活动,说什么“共产党与天主教势若黑白,此存则彼亡,有共产党就没有天主教,有天主教就没有共产党”,镇南道“圣母御侍团分会团部”,设有“圣玛利亚图书馆”,各“支会”设分馆,到处分发反动书刊。   教会学校的课堂里,不仅发现他们散发的反动小册子,而且过去两年中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那里是他们这些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反人民反共的教育的地方。望海楼“支会”秘书贾彬揭露说:他们强迫教友入团,说“不加入就不是好教友”。   他们不准学生唱歌颂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东方红”歌。如果学生无意中唱出“东方红”的调子,就要受处罚。去年国庆节,学生们要挂国旗,他们也竟然不让挂。   为了反对天主教爱国教徒所发动的三自运动,该团“指导司铎”们一贯诬蔑天主教革新促进会的爱国教徒,并阻止“圣母军”团员在革新宣言上签名。念经时,念“学习参考”等反动小册子。   第三是进行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破坏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津沽大学天主教徒“圣母军”团员、教授杜齐礼揭露“圣母军”的破坏事实说:“他们除了每周定期会议外,尚有专题座谈和联席会,讨论与布置如何对付政府和进行破坏”。他们公开宣传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说执行新婚姻法就是“破坏家庭”。该反动组织团员贾彬结婚时曾到区公所去登记,“圣母军”就斥责她是“叛教”,禁止其他的天主教徒给她送礼。该反动组织的“指导司铎”公然宣传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咒骂拥护土地改革的农民为“穷鬼”,“没人格”。   “圣母军”的负责人并在他们所控制的津沽大学、西开中学、圣功女子中学等教会学校中,强迫该反动组织的团员们,从事搜集情报及侦察和迫害爱国的进步教师和学生。他们教唆天主教的主教和司铎们要用欺骗方法来对付人民政府,拒绝与人民政府合作。他们挑拨说:“在仇教的共产党政权下,天主教负责传教的主教与司铎们,应坚守自己的岗位……服从共产党政权的正当命令,但不合作。”   “不应当和他们合作帮忙,不应当希望得到什么好处。”(引自反动小册子:“天主教怎样对付共产党”)满济世威胁西开中学的学生说:“共产党是魔鬼,不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接近,会给他们引诱去的。”“少和青年团接近,少参加大会。”   当圣功女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公开时,他们让“圣母军”的团员们把党、团员的名单都抄下来,以便侦察他们的活动。他们公开打击爱国的进步的教员。例如满济世在西开中学先后撤换了四个进步教员,最近又企图撤换另外两个教员。他们并操纵各教会学校校委及学生会的选举。西开中学的特务分子王匪际五在各教会学校校长的秘密汇报会上说:“学生会在公教学生的掌握下,办事容易,先生也听他的话,反正是敷衍政府。”   第四,在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受到打击之后,他们更进而组织暗杀的恐怖活动。解放后,天津“圣母军”曾派遣帝国主义的走狗萧永新去南京向罗马教廷的代理人、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请示活动方针,回来后即决定不再提“圣母军”的字样,而称为“圣母御侍团”,以后又改为“圣母慈爱祈祷会”,企图争取合法地位,进行长期的潜伏活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曾向天津市人民政府“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与宗教团体专门登记处”申请登记。他们并准备将“总指导司铎”伯恩,换为中国神甫。对外则宣扬:“我们已是合法团体”。当天津市人民政府加以申斥并明令停止其活动后,少数反动领导分子仍不甘心,企图化整为零,继续潜伏,并整顿组织,采取更隐蔽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问团员宣布:“我们迫不得已,忍痛暂停”,并说“必须把组织扩大与神秘化”。但是在天津爱国天主教徒蓬勃展开宗教革新运动后,他们的这些阴谋都失败了。于是他们就企图以无耻的血腥手段即他们所说的“流血的最后手段”来对付爱国教徒。最近破获的案件证明,荷兰藉神甫、“圣母军”第三“区会”“指导司铎”满济世,在不久以前,曾领导所谓“骨干团员”——职业特务王克明,三青团员李绪武(第四“区会”副主席)和伪军官张子成等,秘密向爱国教徒吴克齐等发出恐吓信十三封,并购买尖刀,邀集一批地痞流氓,企图暗杀积极进行天主教革新运动的爱国教徒们。   天津市的多数天主教徒和全市人民对“圣母军”在天津市的活动,已表示极大的愤怒。他们积极协助人民公安机关很快地破获了这个秘密的反动组织;帝国主义分子,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驱逐,“圣母军”团员纷纷退团。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全市人民的一致拥护之下,已明令取缔这一反动组织。   来源:《人民日报》1951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