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训歌颂者的思想基础——改良主义，它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起了什么作用?

　　<张禹>

　　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武训歌颂者，虽然大事鼓吹了抽象的“精神”、超阶级的“善心”、超现实的文字拜物教，其实还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的。不但是歌颂者的主观上如此(一)，就是他们的实践效果也证明超阶级的文艺乃是根本不存在的；不过，他们的实践所证明的，他们服务的对象，不是如他们主观上或口头上所说的人民甚或无产阶级，而恰恰是其相反的方面。

　　杨耳同志在他的论著中引了大量的材料，无可争辩地证明:成群的歌颂者如此热烈，甚至于忘记了把自己和“满清王朝的皇帝、巡抚、学台、县令、进士、举人之流”，“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以及他的总长、次长、议员、师长之流”，及“蒋介石以及他的大小匪帮头目稍稍分清一下界限”。(二)

　　这种情况，无论在影片上、在图画中、在字里行中都被淋漓尽致地表现着的。

　　对农民武装革命的污蔑诟骂，与另一方面对地主——封建统治阶级则用了现今社会可能有的最好的方法(即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来掩饰地主阶级的罪恶丑行。这是武训歌颂者令人最不可容忍的错误。

　　一切问题的焦点就在这里。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问题，如斯大林所说，“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在农民革命运动前面，“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三)。

　　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曾经带有若干落后的特点，因此，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多少次的农民革命总是以失败来结束。农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其一在于空想性，而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为指导。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空想是伟大的有进步意义的，农民的革命要求——平分土地、反对封建统治，不仅在历史上掀起许多次伟大的革命，“只有这种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进化的真正动力。”(四)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农民这种反封建的平均主义也还有其革命性，“因为农民的反封建的平均主义有这种革命性，所以我们共产党赞成并帮助农民实行了平分地主……的土地财产。”(五)马克思主义清楚地指出，农民是一个不稳定的阶级，但同时，马、恩、列、斯一直非常重视农民问题，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写道:“在对于拿破仑王政复古感到绝望之时，农民将舍弃自己对于自己小块所有地之信仰，于是建筑在这小块所有地之上的整个国家构造，也就要崩溃了，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就得到了合唱。而如果没有这合唱，那末，在一切农民国度中无产阶级的革命底独唱，就会变成哀歌。”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中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只有在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底革命斗争的条件之下，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在为民主制而奋斗中获得胜利的战士。”

　　农民起义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乃是必不可免的。因为处在反动的封建主暴戾的统治下，除了武装斗争之外是没有任何道路可走的。在武装斗争中，部份的起义农民对封建统治阶级采取报复手段，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积欠的血债太多了的缘故(六)马克思列宁主义明白告诉我们:力量乃是新社会的催生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图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农民革命是农民推翻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七)”

　　这就很明白，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就应该肯定并且歌颂农民的劳动创造和阶级斗争。在全部封建社会内，只有农民的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我们仍须在极大的限度内依靠农民的自觉力量，才能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同情只能在农民方面，“矫枉必须过正”(八)我们必须赞成并帮助农民实现他们的正当要求；同时，以教育说明的方法改正他们的缺点，帮助他们进步。而在今天，我们必须极大地发展农民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教导他们彻底全部推翻封建制度，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和统治权力，对于敢于反抗破坏的地主分子别予以严厉的镇压。——我们这样做了，并且还将继续这样做。

　　但是武训及其歌颂者怎样对待农民革命呢?他们歪曲历史，诬蔑农民的革命为“杀人”，然后作出结论，说是农民革命乃是幻想，必然失败，从而在实质上反对了、否定了农民革命。电影“武训传”强调了太平天国“杀人”的失败，以便推出武训，来作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典型”。这不仅是对于农民革命(包括太平天国在内)作了荒谬绝伦的歪曲，而且在逻辑上也是不通的。难道在今天，在戒杀生的佛教徒也认为杀一些反革命分子(包括若干恶霸地主在内)乃是仁慈之举，难道我们的号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即使对于“杀人”一事，也不应该先去问一问:谁是正义的?谁死有余辜吗?难道武训的支持者，那个万恶的地主阶级及其代表——皇帝、巡抚、知县……之流不是杀得更残暴更多些吗?

　　如果也说这是“配合土改”，那只能说，他们站在农民的后头指手画脚批评农民，这种“批评”实际上配合了站在农民对面反对农民的地主阶级。地主们及其应声虫们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当农民阶级起来的时候，就到处叫嚣“糟得很”对农民运动及其领导者放出一切恶毒的箭。甚至于在去冬今春土改中，地主们及其应声虫们还到处大肆造谣，诟骂农民行动“过火”，重复着“糟得很”的论调，把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农民翻身运动说成“乱打乱杀”的土匪行为，企图为其万恶的卑劣的破坏拒抗行为造成同情的舆论，以遂其破坏土改的反革命阴谋。也正是地主阶级及其代言人们开始大肆造谣的时候，“武训传”及其歌颂者如响斯应，岂非太过分了吗?!

　　这种貌似公正有理的论调，掩盖着极其错误丑恶的实质:

　　电影“武训传”以及“武训画传”章回小说“千古奇丐”(九)等所告诉我们的，地主阶级并非整个坏的，甚至亦非大多数坏的，只有极少数个别的如张举人等是坏的，而其他都是好的。在那里，进士娄峻岭“是个开明进步的绅士，为人公正”，进士杨树芳“急公好义”，郭汾是“开明地主”，说话如“黄钟大吕”是“激昂正义的呼声”……甚至连西太后也“提倡社会教育，以便造就人才，抵抗外患”，大刽子手张曜及其帮凶们都成了“爱护穷

　　人”的“公正”的“人民给以好评”的人物。这样的说教，与所谓“江南无封建”、“江南地主开明”论，甚至在文词、画面上，有什么区别吗?试问:当广大农民正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和空前剧烈的手段来彻底清算地主阶级的罪行并将它们连根掘除的时候，散播这种歪曲事实、模糊阶级观念的东西，难道能有丝毫革命的意义吗?难道不是恰恰“配合”了地主的垂死抵抗吗?

　　这些“急公好义”的“开明”人物全都被推翻了，那自然是“世风何薄，大陆日沉!”(十)

　　因此，也是很自然的:对于武训那样鞠躬尽瘁的奴才成性的行为，给予了热烈的歌颂，奉为典型。做奴才而能“全心全意”，“没火性”，“心甘情愿”，已属难能可贵；而且从其中寻出“美”来，“幽默乐观”，抚摩陶醉，这样的奴才真可谓“为牛为马，舍命舍身………千古一人”了。(十一)

　　有人会提出反对:数十年来歌颂武训者除从满清皇帝到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阶级外，还有从梁启超到陶行知的改良主义者。孙瑜、李士钊等都是受了陶行知的影响，那就不能不和满清皇帝——蒋介石的歌颂区别开来。”

　　当然应该把改良主义和封建统治思想区别开来，因为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而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是有所不同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明确地说，在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的资本家幼虫正在发生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曾经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谭嗣同等“六君子”且以自己的鲜血来鼓吹资本主义改良。但是，当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兴起时，这些改良主义者就堕落到保皇党的立场上去了。时势推移，中国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中崛起了无产阶级，而后者成了革命的领导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运动极大地开展起来；而在这相反的一面，是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了中国，中国的反动统治的残酷性有增无已。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相联系，与“资产阶级害怕群众，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一二)的立场相联系，改良主义得到了流传。

　　三十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但中间路线是没有的，不是站在人民的一面，就是站在人民敌人的一面。当它的革命性起支配作用的时候，它就站在人民的一面；反之，它就背叛了革命。而投降——改良主义乃是资产阶级反动的一面。资产阶级反动的改良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曾经起着非常可耻的反动作用。在这个时代中，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已经提到日程上来，而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基本方式。在这种尖锐的斗争中，改良主义用好听的词句，妖言惑众，鼓吹他们的“理论”，跟着反动派胡说八道，“……不但对于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战争，有意加以抹煞，而且对于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者尖锐的对立，对于中国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的事实，也武断地加以否认。……他们企图用这样的胡说八道，来麻痹中国人民，解除中国人民的思想武装，使之永远屈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奴役压榨下，永远和中外反动派这一伙强盗们‘和平共居’。”(一三)……鲁迅先生曾怒斥他们为“能言鹦鹉毒于蛇”，确是一针见血!

　　这些“鹦鹉”们之所以围绕着农民问题——如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等——喋喋不休，甚至最后，美帝国主义在狂热地援助蒋介石匪帮屠杀中国人民之际，还不忘记赐予一份金元来支持晏阳初之流的工作，都并非无因的。

　　人们应该由此认识，改良主义怎样在实质上成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在中国万恶统治的帮凶。

　　而由梁启超到陶行知一派改良主义者，他们对武训歌颂之所以与由满清王室到蒋介石一派反动统治者如出一辙，只应由这里索解。我们也应由此，清醒地认识资产阶级反动改良主义思想侵入革命阵营甚至侵入战斗的共产党，它的危害性是如何严重。列宁教导我们:“如果在自己的队伍内，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那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获得胜利，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显然的。”(一四)

　　革命派曾经与改良主义斗争过来的。早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即曾“批评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想”(一五)；并且在党内，经过长期的斗争，克服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党内的反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另一方面，作为新中国文化旗手，鲁迅先生也对资产阶级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梁实秋的“有奶便是娘”思想等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种斗争乃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仅表现为夺取并巩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斗争，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启发、组织、领导广大人民(在其中农民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革命的根本性的问题，只有击败资产阶级反动的改良主义、并在党内克服与此相联系的机会主义，革命才得以胜利发展。同样的，只能经过这样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鲁迅先生所创立与领导的新文化的传统，也才得以发扬光大。(一六)

　　(关于陶行知这个人应该说明几句:陶行知后期为民主而奋斗，是值得尊敬的；但是第一，陶行知在思想上始终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保持若干距离，特别是他的教育理论；第二，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欢迎民主主义份子在民主革命中的合作，并不妨碍、而且预定有所批判、有所斗争，而不能丧失无产阶级思想的独立性与战斗性。因此，决不能拿陶行知来减轻人们的错误；相反，盲目地接受陶行知思想的错误一面，这一事实的本身就已经证明人们在思想上的混乱。)

　　历史上不仅有着革命派对改良派的攻击，同时，也表明了改良派曾经如何顽固地抵抗过甚至对革命派进行了反攻的。他们声言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特别是，他们惯于装出悲天悯人的脸孔，把革命斗争的残酷归罪于人民革命武装的“过火”，应予“取消”、“收起”……等等。而“武训向新中国挑战”，正好说明了改良主义思想，甚至在革命获得空前伟大胜利的年代，还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要来一次垂死挣扎。

　　正因为这个原故，对于“武训传”所引起的思想问题的讨论，就不止是文学艺术上或历史科学方面某些问题的争论，而在实质上成了中国革命实践上的问题之一。

　　（注:）

　　(一)以孙瑜为代表，他在“编导‘武训传’记”一文中曾列举该片“摄制的价值”为:“一、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二、配合土改政策………”。

　　(二)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

　　(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四)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五)新华社信箱: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

　　(六)事实上，历代农民革命，除了少数的领袖如张献忠等在失败时杀人较多外，从来就抱着伟大的理想，而不曾无目的的杀人。

　　(七)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八)同上。

　　(九)“武训画传”系李士钊编、孙之儁绘，“千古奇丐”系柏水著。

　　(十)电影“武训传”主题歌。

　　(十一)电影“武训传”主题歌。

　　(十二)列宁语，转引自胡绳: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学习，四卷四期)。

　　(十三)彭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十四)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莫斯科中文版、页四四○)

　　(十五)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十六)有人说，鲁迅关于武训只写了“短短几百字”，“并不曾予以彻底的否定”。在那些只能寻章摘句，永久停留在字面上的人们说来，鲁迅确乎没有像今天的许多批判者写得那样多。但是首先，不应该躺在先进者业已完全做好的地方自称英雄，而应该学习先进者的精神和他的理论原则，以之来武装自己继续战斗；其次，应该理解“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他从骨子里就跟所谓“武训精神”及其歌颂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投降妥协思想相对立、相反对；第三，鲁迅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直接进行了坚韧的、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在鲁迅的遗著中占有重要地位，一切诚恳的人都可以从这里学得许多东西。因此，埋怨鲁迅批判武训的文字写得太短，“不彻底”，是对鲁迅作了庸俗的理解，因而又是污辱了鲁迅精神的。

　　来源：《文汇报》1951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