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拥护执行惩治反革命条例

　　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3月15日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决议”办法。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并将一部分反革命案件的罪证在会场陈列，供到会人士参考。

　　会议在下午二时开始。出席的除协商委员会委员之外，还有市人民政府委员、市政府各局、处负责人，各区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各民主党派、工厂、学校和宗教界的代表等共134人。会场的周围布满了反革命活动的罪证图片，排列着100多册案卷供词。在玻璃柜中陈列反革命活动的各种犯罪实物：有迫击砲、长枪、短枪、无声手枪、钢笔手枪、马鞭手枪、暗杀弹、电台、关防、派令、密码和各种情报，其中并有关于我政府首长与各民主党派领袖的情报卡片，上面记录着他们的职位、住址、电话号码，并有一部分汽车号码。在各种犯罪证件中，特别使人惊心动魄的，是美蒋间谍准备在去年国庆节轰击天安门的迫击炮和测绘图，图上的箭头直指天安门的检阅台。但是这个重大阴谋案在实施的前几天被公安局破获了。到会的观众看到这个惊人触目的阴谋罪证，对美蒋特务无不咬牙切齿，极端愤恨。

## 彭真主席说明开会意义要求对镇压反革命作原则讨论

　　开会时，首先由彭真主席说明举行扩大会议的意义。他指出：“两年来北京的公安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它摧毁了反革命残余的组织，镇压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但是北京是人民的首都，敌人用了极大的力量来进行破坏。过去虽然大乱子出得较少，但也发生过不少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证明北京市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北京市同样也有“宽大无边”的偏向，现在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清理出了一部分案件。今天向协商委员会报告，并带来了一部分案卷、重要案件的罪证实物，预审这些案件的同志也来了。大家可以参考，询问。我们作原则讨论后公安局即可根据共同的意见，具体处理案件。”

## 冯基平报告指出反革命案件五个类型

　　继由冯基平副局长概括地报告反革命案件，他把已清理的反革命案件分作五个类型，每一类型都举出了几个详细的例证。第一类是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首恶分子。他举出军统特务李肃侯、朱士林、江洪涛，中统替务冷少颖、李执中等的罪行作例子。其中，李肃侯在山东沂水用机枪射杀过群众1000多人；朱士林曾在保定逮捕200多个革命工作人员和进步群众，亲自勒死15人；冷少颖是1946年在北京中山公园殴打陈瑾昆教授和其他爱国人士，严刑拷打爱国学生60多人的凶手；李执中是在内蒙解放区屠杀群众，窃取情报的首恶。第二类是解放以后仍怙恶不悛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其中如军统特务王凤巢，是匪首刁化仁所领导的暴徒之一，有名的黑枪手，专作杀人勾当，当过汉奸，曾在河间烧毁民房1000多间，在解放后潜伏北京西郊海淀镇，结伙抢劫，伤害事主；军统特务陈公黻：在解放后组织“华北游击纵队司令部”，准备在太行山建立游击根据地，收罗大青山的土匪散兵，进行暴乱，军统特务王玉恒，是去年国庆节准备在天津罗斯福路和东车站放火的主谋人，军统少将特务冯兰亭，在沈阳、四平、北京布置潜伏电台，在逮捕关押期间，又组织所谓“蒙难同志会”，委派“游击军”司令，企图夺取武器到太行山打“游击”。第三类是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道首。如九宫道“余九天”“天主”李泰成，纠合道徒5000余人，阴谋在去年旧历2月2日、3月3日暴动；九宫道壇主金汉魁，专门制造反对政府侮辱政府的谣言，他亲手制造写成的反动谣言被搜出的就有七大本，九十多种。第四类是恶霸。如北京天桥五霸之一的“南霸天”，外号“活阎王”，霸占饭铺、茶馆，逼死人命，天桥一带的群众，恨之入骨，群起控诉；广渠门外三大恶霸之一的关华亭，强占土地，强奸妇女，替日寇抓劳工，杀害农民和抗日干部。第五类是惯匪，如8个月行抢17次的赵秀山，用火筷烫伤事主的徐桐森，被捕后被宽大释放又结伙盗墓32次的蔡景元，开枪拒捕、伤害人民警察的王德、组织越狱暴动的张振寰、陈皮等。冯副局长说：“这些反革命分子，都经过仔细的侦察与审讯，有人证物证，人民控诉检举。其中有罪大恶极、杀人很多的，有怙恶不悛，经过宽大仍继续作恶，或者拒绝劳动改造的。很多受害的人民，要求政府伸冤报仇，严办他们。但因为我们过去有“片面宽大”“宽大无边”的偏向，把不应宽大的宽大了，有重罪的判轻了，应当处死的判了三年或五年徒刑。这不仅使群众不满，而且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气焰，使他们敢于肆无忌惮，反复作恶，破获了又派来，释放了又作恶，关起来还破坏。有的一连抓过六次仍不改悔，关着的也不肯悔过自新。他们说：“共产党没有什么了不起。批评是放屁，坦白是唱戏，反省是休息，劳动改造是锻炼身体。”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机关、工厂、学校，进行破坏，偷窃文件。如果再不严厉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会更加无法无天”。冯副局长指出：不久以前，北京处死了58名反革命分子，市民普遍地热烈拥护。他们说：“早就应当这样办。人民政府睡醒了。还应该再杀一些。”冯副局长说：“自从枪毙了那一批反革命分子，人民反特防奸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向政府密告与检举特务的，一天天增加。同时对反革命分子也起了镇压作用。长辛店铁路工厂4天内就有27个反革命分子报告登记，把隐藏两年多的枪枝也交出来了。只最近几天来说，反动分子交出来的枪枝，就有30条。过去不服管制的反动分子，也跑到派出所声明：“以后决不再作反革命活动。再活动，你们就杀我的头。”冯副局长最后指出：“必须把镇压和宽大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把反革命分子的气焰压下去，促使那些愿意悔过的悔悟过来。”

　　（冯副局长报告之后，休会约一小时。出席会议的人即参观陈列着的罪证材料。继续开会时，要求发言的有30多人。他们听了报告，看了反革命分子犯罪证物和杀人武器，义愤填胸。发言时，异口同声地坚决要求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

## 与会者发言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完全合乎人民的要求

　　办了三十多年小学教育、新当选为市人民政府委员的郑芸主张：凡是有确实罪状、有确实证据的，就应该严厉惩治，杀人者死，不能再行宽大。她说：两年以来，人民的生命财产已经损失不小，成千成百的和平安分的劳动人民遭受反革命分子杀害，如果对他们再宽大，群众是不会满意的。两年多来，对他们进行了教育与劳动改造，可以说宽大，但是他们还是为恶不改，就不能再这样宽大了。新民报总经理、市协商委员会委员陈铭德，也主张对反革命分子，不能太宽大了。他说：“如果放松了他们，就是违反人民的利益。我们怕的是该杀的不杀，该关的不关。只有杀了，才能儆百儆千。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分子，越彻底、越干净、越严厉，就越合乎人民的要求。”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赵复三报告，青年会曾有特务钻进去放火，进行破坏活动。对反革命分子应坚决镇压，并主张教会应该加强警惕。回民代表杨益三追述白纸坊群众控诉恶霸“南霸天”的经过，反映群众对恶霸的切齿痛恨。市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分部常务委员会召集人宁武对公安部门破获美蒋间谍网的工作，表示赞佩。他站在民主党派的立场，对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完全拥护。他说：“反革命分子时时刻刻都想找机会，混进人民政府的队伍，乘机进行破坏。我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发现反革命分子杨守德，我们已经作了检讨。”他建议人民建立镇压网，协助政府检举反革命分子。

## 反革命分子危害工商业工商界愿协助政府镇压

　　工商业联合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市协商委员会委员傅华亭，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的经理、新当选市人民政府委员的乐松生，福兴面粉厂经理、市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孙孚凌，一致拥护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傅华亭认为这个条例的颁布非常适时。并表示工商界愿意竭力协助政府做这个工作。乐松生对公安部门的工作同志们破获这些反革命活动的案子，减轻了人民的损失，表示谢意。他希望政府对反革命分子要按条例来惩办，不要宽容。孙孚凌回忆解放以前的情形说：工商界是反革命分子欺侮的对象，受到很大的损害。今天政府惩治反革命，我们工商界完全拥护的。他举出工商业联合会混进反革命分子来作例，说明有了反革命分子，工商业联合会的一切工作都被他捣乱。现在把他逮捕起来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证明镇压反革命分子，对工商界有很大的好处。他主张凡是有命案的反革命分子都应该杀。不应该考虑杀的人数多少，只应该考虑该杀不该杀。该杀的就杀；该关的就关。

## 宗教界决心提高警惕性不容反革命分子活动

　　天主教徒、光华女中校长祝福祥，对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表示坚决的拥护。他说，这是广大人民迫切要求、热烈欢迎的英明政策。他认为不彻底肃清那些阴谋破坏的特务分子，我们的建设基础就不能稳固。他说，就我个人所知，天主教的人士，一致认为政府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是正确的。教会本身虽然是纯洁的，但是有少数落后分子被帝国主义所利用，进行反人民的活动。这不但是违反教规，更是违反国法。政府严厉制裁这些败类，我们是坚决拥护的。他号召天主教教友，积极促进天主教革新运动，与帝国主义断绝一切关系，使反革命分子，无法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戒杀的佛教徒巨赞法师主张开杀戒。他说：杀反革命分子和佛教的杀戒并不矛盾。因为杀少数的反动分子，救活多数的人民，并且使犯罪的人少犯罪，这是功德。

## 反革命分子罪恶滔天对首恶分子一定要杀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提出学校的安全问题。北京大学发现反革命分子在五四图书馆阴谋纵火，幸亏发觉得早，要不然，整个理学院都要被烧掉，还有一次是在毛主席和李大钊先生的工作纪念室写反动标语。这些事实证明不少的反革命分子混进了学校。

　　市人民政府委员、民主促进会北京分会理事雷洁琼对汤用彤先生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并且主张对已经逮捕的反革命分子，该杀的一定要杀。辅仁大学工会主席柴德赓刚从中南区参观土地改革回来。他说，他所看到的，凡是未经过土地改革的农村，反动势力非常大。在土地改革以后，群众已经起来，反革命分子都藏留不住。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也要为群众撑腰。北京的群众起来检举反革命分子的还是少数。主要是由于政府宽大，如果政府对反革命分子严厉镇压，群众就会起来举发。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主张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应该严厉镇压，同时人民也应负责检举。他要求基督教团体提高警惕，不要使反革命分子有空子可钻。农民代表、市协商委员会委员刘桐恩说：政府以前对反革命分子太宽大，老百姓就不敢告发。最近我们十六区抓了40多个反革命分子，我们农民在区人民代表会议上，都提了意见，希望政府以实为实，对那些残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赶快枪决。去年我们区杀了11个反动分子，可是检查起来还是杀得不够。像杀了两条人命的反动分子安文波，还没有被枪决，只判了6年徒刑。大家认为太宽大。要求政府严厉惩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市协商委员会委员徐悲鸿热情愤激地说，这些反革命分子，罪恶滔天，“一死不足以蔽其辜”。尤其是美蒋特务阴谋案，如果不是及早破获，真不得了。人民政府不只应该逮捕他们，而且应该以重刑处死。清河制呢厂工会主席赵■霑控诉在该厂作恶的汉奸王寿隆。他说：“在日寇占领北京时，王寿隆当日本人的走狗，害死4条人命，梳纺科280多个工人，没有人没挨过他的打。他强奸女工，不从的就叫狗去咬她。去年在控诉会上，当场控诉他的女工就有6个。解放后，厂长仍把他留用了，工人都不满意。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工人诉苦都控诉他一个人，政府根据大家的意见，把他抓起来，生产马上就好了。公审他的那一天，每个纺车都多纺了30斤毛线。我这次来开会，工友们对我说：“你去要求政府把王寿隆送到咱们厂子来枪毙吧。”

　　师范大学学生代表彭继贤、私立新生中学学生代表范景文，都起来代表他们的同学，表示坚决地拥护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彭继贤说：“1948年4月9日，大批特务冲进我们师范大学，把八位同学从梦中抓走。打得遍体鳞伤，血流满床，染红了校门口的马路。这种血的记忆，我们永远忘不了。他要求政府，凡是该杀的特务，有多少就杀多少。范景文也要求政府严厉制裁特务。特别是那些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特务。他说：“我们的学校，过去是志成中学，是有名的反动学校。我也受过特务的欺骗被骗参加了三青团。后来听人说三青团是特务组织，我真想哭。我现在要求政府严厉地镇压反革命分子。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支部委员陶大镛听了许多代表的讲话，非常感动。代表们一致要求坚决镇压反革命，他说，这是代表北京市人民的要求。他提出三点希望：第一，镇压反革命分子应和爱国运动相结合。第二，把今天看到的许多反革命分子的罪状，由公安部门编印成册，使广大的市民也可以看到。第三，有确实证据的反革命分子，应该马上正法。

## 工厂的生产决不容破坏政府应狠狠惩治反革命

　　自来水公司人民工会主席、市政府委员李国瑞、铁路工会北京分区委员会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委员李永禄，历举反革命分子在北京工厂和铁道上的各种破坏活动，他们说：工人们积极生产，为国家增加财富，敌人却积极破坏生产。政府对这些人不能再犹豫了。李国瑞还建议政府，凡是证据确凿，杀人放火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狠狠地处理。临时发言的继续不断，直到晚上九点钟才结束。最后：市协商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张奚若应邀讲话。他进一步说明反革命罪恶的根源，在思想上提高大家的认识。他说：反革命活动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我们革命的规模太大了。过去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少数人，一定会来反对我们的革命。希望他们不再来是不合客观事实的，只有想办法狠狠地打击他们才行。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告诉我们，对这些人只有专政，就是这个道理。同时，今天中国的反革命分子形式上是从台湾派来，而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派来的。这又是一个严重的国际斗争。因此就必须镇压得更彻底一些。我建议把今天在这里展览的国际间谍案中的各种罪证，编译成外国文，作为对美帝国主义国际斗争的宣传材料。

## 彭真主席和罗瑞卿兼局长讲话同意根据讨论的精神处理案件

　　市公安局罗瑞卿兼局长在会上当场代表公安机关接受大家的意见。他说：我们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有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抗美援朝和建设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当然，坚决镇压反革命不是不要宽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是绝不动摇的，二者不可偏废。但是宽大要有边，只宽大那些应该宽大的。宽大无边等于鼓励反革命，土匪特务也就永远肃不清，而且今天不杀一个，明天可能逼着我们杀三个。不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就连可以争取改造的特务也难改造了。罗兼局长在讲话中解释了大家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他指出：有人要求处刑应该重一些，这种仇恨敌人的情绪是好的。但在公安机关办案时还是应该实事求是，要不轻不重，恰当合适。

　　（彭真主席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地听着会议中的发言。最后他起立讲话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协商委员会的委员，各界代表以及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的讲话，和我们所听到的各阶层人民的意见相同，的确代表了各界人民的意见。我完全同意罗兼局长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发言，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是对人民有利的。处理反革命案件的根据，一个是证据，一个是“惩治反革命条例”。我们应该严格地按照这两个根据办事。量刑时要不轻不重，一个也不许错杀。有一千个是该杀一千个也不多；没有一个是该杀的，即使杀一个也是杀多了，杀错了，这都是绝不应该的。经过今天这样充分的讨论，大家在听了报告并且查看了案卷证据之后，都主张坚决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主管部门即根据这种精神认真地、审慎地处理这些案件。）

　　来源：《人民日报》 1951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