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牧同志抗拒批评的错误经过

　　华南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各高等学校校长、教授和文教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之下，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及贯彻中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开展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的决议」，已开始展关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一运动，是通过以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机关刊「广东教育与文化」月刊的执行编辑秦牧（民主同盟广州市支部委员）抗拒批评的事件作为典型事例而开始的。

　　秦牧抗拒批评的事件是这样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出版的《人民教育」第三卷第三期发表了子尧、丕士的《对〈广东教育与文化〉几篇文章的批评》一文，批评了《广东教育与文化》第二卷第五期《谈广东的私立大学》（作者：华南职合大学秘书长叶启芳）、同卷第六期《广州人民教育的一个死角——私塾》（作者：蜀路难，即广州市文教局主任秘书林寒流）、同卷第三期《广州市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总结报告》（作者：广州市文教局局长邹屏）等三篇文章中的错误。《人民教育》首先指出：《广东教育与文化》自创刊迄今，「从整个刊物看来，无疑地它对广东文教工作者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在选择稿件方面，却存在着不慎重的态度，其中有的文章，自作主张，违反中央政策，对当前教育工作，发生了很坏的影响。」

　　接着，《人民教育》对叶启方的《谈广东的私立大学》一文，指出它的内容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作者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私立大学虽然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但它的前途困难很多。作者强调「困难」，不知道「私立学校应根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积极和主动地、并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学校的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学法。」（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总结）不知道「私立学校改造的关键」，在「教师……进行政治学习，并着重地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总结）作者不这样去理解问题，竟自作主张，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私立大学的联合办理」。作者并在文末强调：「私立大学要在目前这一时期，从速作移交国家办理的准备，转为公立大学。」「人民教育」指出：作者这样的提出问题和片面的解决办法，与中央规定的「公私兼顾」，「对私立学校采取『积极维持，逐步改造，重点辅助』的方针」（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总结）是完全违背的。这样就要引起私立大学的思想顾虑，觉得没有前途，更不会主动地进行思想改造。这样就要发生很坏的影响。

　　在《在广州人民教育的一个死角——私塾》一文中，作者把私塾比之「海南岛、台湾、蒋美曾以之为死角」，因此，要把它消减、淘汰。《人民教育》指出：这种比法是非常错误的。并指出：私塾必须改造，那是肯定的，但不是采取简单的消减，「消灭死角」的办法显然是与改造旧教育的方针不符合。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加强领导，逐步改造，帮助这些教师进步，在教材教法上辅助他们，使教好学生；进一步再分别情形逐渐转变为正规小学。指出作者的这样的命题、观点和结语，会发生不好的影响。

　　在《广州市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总结报告》关于「如何执行中央的方针」一项中，作者这样写道：「我们以文化为重，不是不要政治时事学习，而是要利用文化学习以外的时间采取座谈等方式进行。」《人民教育》指出，这对「当前的工农教育应以文化教育为主，结合政治时事教育」的方针，是显然体会得不够的。是把文化学习和政治学习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了。指出：如果我们不注意通过文化教育，启发和加强政治认识、生产热情与技术，那就会变成为识字而识字，为学文化而学文化；这样不仅不会提高政治水平和生产技术，最后文化学习也会垮台。

　　《人民教育」指出，这几篇文章的观点，「都带有原则性的错误」，「希望能引起《广东教育与文化」编委会的注意，并设法予以补救。」

　　《人民教育》对《广东教育与文化》的这一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广东教育与文化》的执行编辑秦牧对于这一正确的批评，不但不虚心接受、进行检讨和设法补救，反而采取了一味蛮横的抗拒态度。他死死地抱住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所谓「自尊心」，不认识《人民教育》这一正确的批评，是帮助地方刊物进步，帮助地方刊物提高质量，达成任务；反而十分错误地认为：这会贬低地方刊物的「威信」，于是他「心存反感」。他不肯承认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有原则性的错误，他写信征求原作者的意见，原作者也不肯承认有原则性的错误，原作者之一的邹屏，反而这样看问题：「认为『这是两个普通干部写的』，『是搬教条的』。」于是回信给秦牧，认为「并不值得批评和讨论」。结果，《广东教育与文化》只是轻描淡写地在该刊第三卷第四期上发表了《关于本刊一些文章、地图的检讨》一文，仅仅承认叶启芳的《谈广州的私立大学》一文有缺点，对《广州人民教育的一个死角——私塾》、《广州市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总结报告》两文，却认为「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只是语义明确与否的问题而已」。并且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教育》，坚持对上述两文的错误论点，而且十分蛮横的在信中这样写道：「该两文的作者是广州市的文教局长和主任秘书，对政策常识是懂的，不会动不动就犯原则性的错误。」

　　秦牧的一味蛮横抗拒《人民教育》正确批评的心理更进一步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他满怀着愤愤不平企图报复的情绪，他把他自己和《人民教育》的批评对立起来，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竟认为《人民教育》的批评是「无理取闹」，是在故意攻击他，于是他便采取了「你来我一拳，我便踢你一脚」的态度，冷嘲热讽地写了一篇题曰「对《人民教育》批评各地教育刊物的批评」的文章，寄给《人民教育》算是作为对《人民教育》的批评的「回敬」。而且十分傲慢地声明「这篇文章由自己具名负责」。

　　秦牧在文章中，一方面仍旧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的看法，认为《人民教育》的批评，只「着重在消极的指摘，却忽视了积极的表扬」，使地方刊物受了损害。认为《人民教育》的批评「有断章取义、夸大歪曲」，说「把一个语意明确与否的问题扩大为『原则性的错误』是不能服人的」。另一方面抱着回头倒打一下的报复态度，对《人民教育》提出了批评与指摘，甚至说「《人民教育》上的这类批评，又常常对各地教育刊物采取一种「一句秃驴骂通庵」的态度。」

　　秦牧在这篇文章中更加暴露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基此而产生的抗拒批评抗拒思想改造的蛮横态度。

　　《人民教育》对《广东教育与文化》月刊的来信和秦牧的反批评，在第三卷第六期中（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出版）作了答复，并对《广东教育与文化》月刊社和秦牧所犯的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指正。指出：「大人物同志对《人民教育》的批评，虽然有部分是对的，但总的态度是极不虚心的，对别的人批评不是耐心的分析研究，而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庸俗化，一味蛮横的抗拒，甚至要回头倒打一下，这种情绪，是异常恶劣，应该严肃指正的。」指出：「如不加以深刻检讨，是很难得把我们编辑教育期刊这一思想工作搞好的。」

　　秦牧对《人民教育》的这一指正，至此仍旧采取抗拒态度，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萧英副厅长曾一再和他谈话，要他自动的提出检讨，但他总表示不愿意，满不在乎的说「毋须答复」。

　　十一月二十八日，《南方日报》发表了秦牧抗拒批评事件的全部有关文件，并发表了社论：《应当欢迎思想改造》，对秦牧抗拒批评的事件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评，指出这件事情的本身，对于毕南文教界有着特别严重的教育意义。

　　这之后，秦牧才在十二月八日的《南方日报》上作了自我检讨（见本书第四十一页《关于抗拒批评的自我检讨》一文）。但是他的检讨是不够深刻的，他仅仅在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范畴中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反求诸已」的修正，仍然在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范畴中兜来兜去，仍然没有认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进行思想改造，必须首先彻底粉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因此仍然不能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

　　因为秦牧始终把自己固封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堡垒中，所以他对待自己的工作，也始终只是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主观愿望——个人的兴趣出发。他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和人民革命事业结合起来，他没有认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他曾一贯表示不愿做政府机关的工作，错误地认为在政府机关中工作是一种「支出」，是一种不愿尽而又不得不尽的无可奈何的「义务」。他只希望「教几点钟书，有空写写文章」。一句话：个人主义。

　　在编辑《广东教育与文化》时，自然，他也就抱着他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对待这项工作了。他不能也不愿懂得，这个刊物应当遵照当前的教育政策，面对中小学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他完全依照他的主观愿望，只希望把这个刊物编成一个装璜美丽，内容洋洋大观、名气十足的巨型杂志——甚至是「权威」杂志。当《人民教育》指示调整全国文教刊物，省级以下的刊物应当面向乡村小学教师时，秦牧便表示不能同意。后来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秦元邦副厅长从北京开会回粤，传达中央教育部这个指示时，秦牧也还是没有表示接受，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这一指示。

　　抱着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当然不能正确的认识和很好的执行人民革命事业中的任何工作，当然不能认识和接受人民政府的政策而只知抱着他的个人兴趣去对待工作，当然要造成像秦牧这样的抗拒人民政府政策和抗拒正确批评的事件。

　　秦牧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明员，而且是民盟广州市支部的委员。他多年以来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工作。他在政治上说来基本上是进步的。因此，秦牧抗拒批评的事件，已在华南各民主党派人士中及华南文教界中引起普遍的注意，认为秦牧抗拒批评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思想问题，是秦牧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发展的结果；而且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代表一种相当普遍的思想倾向，是一个典型，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抗拒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因此，华南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文教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之下，于十二月八日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以秦牧抗拒批评事件作为一个典型事例，漫谈有关思想改造问题。同时，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一些批判秦牧抗拒批评事件的文章。华南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文教工作者，一致同意把秦牧抗拒批评事件作为典型事例，广泛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展开思想斗争，展开思想改造运动。

　　来源：《思想改造文集》（第三集），北京：光明日报社，195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