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纸上的镇压反革命宣传

　　在发现了对反革命匪徒“宽大无边”的偏向以后，各地政府正确地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不知悔改的反革命匪徒实行了坚决而正确的镇压。各地报纸在近数月来也已纠正了不重视镇压反革命的宣传的现象，开始大力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向群众揭露坚决的反革命匪徒的滔天罪行，并公布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匪徒的破案和结案的材料。这样的宣传是有成绩的，它已在提高人民群众的警惕性，警诫反革命分子并为其中的胁从分子指明出路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从以下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报纸业已开始注意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根据检查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五大行政区十九份省级及省级以上报纸的统计，一月份发表的关于公安工作的新闻评论等稿件共三百八十六件，其中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稿件二百九十件，占全部稿件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其余为一般治安新闻。二月份关于公安工作的新闻评论等增加到四百八十三件，其中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稿件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数量上的增加是非常显著的。同时，有些报纸也注意了利用通俗活泼的文艺形式来进行宣传。为了配合取缔一贯道，西安群众日报发表以“一贯道信不得”为题的连环画，山西日报也发表了一些连环画和以镇压反革命揭露一贯道的罪恶和欺骗行为为内容的快板、鼓词等民间文艺作品，这些材料对于宣传的普及是有作用的。

　　但有些报纸却显得对于镇压反革命的宣传重视得不够，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道很少而不集中、不完整。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有些报纸工作者存在着一种不必要的顾虑，害怕这种宣传会“引起震动和恐慌”，这种顾虑必须加以消除。人民政府杀了一些“国人皆曰可杀”的反革命匪徒，这是群众所欢迎的，善于选择重要的镇压反革命匪徒的案件，把这些匪徒的罪恶加以充分的揭露，对人民有极巨大的教育意义。抓住这些重要的典型的案件，进行大张旗鼓、动人心魄的宣传，就可以扩大这种镇压的效果，而完全不会引起什么“震动和恐慌”。不分主次、件件登报固然是不对的，但不宣传或很少宣传也是不对的。

　　在二月份各地的报纸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好的镇压反革命匪徒的典型报道。例如天津日报二月二十四日报道了以“公教报国团”、“民众建国协进会”等名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匪首金玉培、王际五等一案的破获，发表了一些新闻、图片、评论，揭露了特务匪徒的罪恶活动及其帝国主义背景，反映了群众和天主教徒对这一事件的控诉和意见。在揭发这一案件之后，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赵振亚和许多教徒发表谈话拥护政府措施，并认为揭发了这个案子对宗教改革运动有很大的好处和推动作用。这样的宣传是全面而具体、生动而有力的。也有许多报纸在报道镇压反革命案件时，没有注意充分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和他们对人民的严重损害，没有利用生动的通讯特写等形式以补简单的新闻稿之不足，这些报纸常常以“罪恶多端”之类的空洞辞句代替了土匪特务的具体罪行，以“群众称快”之类的空洞辞句代替了人民群众的生动的反映。甚至有个别的报纸列举了处决反革命匪犯的人数和名单，而几乎全未提到他们的罪恶。由于阉割了应加宣传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新闻就显得极少或没有鼓动力和说服力了。

　　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理论上的宣传一般地显得很薄弱，缺少通过镇压反革命案件来教育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量的文章。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应该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形，从政治上法律上加以说明和阐述，并约请各阶层中的代表人物写文章，反映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使政策和条例能深入地传播到群众中去。但是除了少数几家报纸做了一些这样的宣传之外，大多数报纸只是转载了本报的社论，发表了一两篇文章或消息，而没有组织有力的宣传。山西日报、平原日报、绥远日报都没有发表社论，对这样重大的问题，报纸上没有声音，不表示意见，是不应该的。镇压反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报纸不仅应该针对某一具体案件控诉土匪特务对群众的直接危害，也应该系统地揭露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背景，说明不镇压反革命便无法保卫祖国的独立安全、无法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道理，以教育人民具体地认识我们国家的政权性质，达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加强镇压反革命的理论宣传，在每一报道中贯彻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教育，仍应成为各地报纸努力的目标。

　　自然，在加强镇压反革命的宣传中，造成一种土匪特务似乎力量很强大的印象，是一种偏向。我们必须教育人民，对反革命破坏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必须指明虽然只有很少的特务便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但是不应该造成一种土匪特务力量如何庞大的错觉。有些报纸在处理新闻时没有认真注意到这一点，在新闻中和标题中不正确地将土匪特务的番号加以煊染。这些番号和职衔，并不足以使人们了解他们的罪恶，有时反而引起人们的错觉。例如二月二十五日河北日报发表了处决反革命匪首孙鹏飞等二十名的长篇新闻，标题为“破获蒋匪反革命指挥机关巨案”，其实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挥机关”呢？在新闻中列举了匪首孙鹏飞等所使用的这个“总司令”，那个“军长”，这个“省主席”，那个“专员”、“县长”之类的衔名，究其实不过是一小撮特务土匪所用的空头名义而已。他们自称什么什么，报纸也称他们为什么什么，便容易引起一种似乎敌人如何庞大的错觉。类似的疏忽或错失会造成不好的结果，值得引起注意。

　　做好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是一切报纸共有的责任。报纸编辑部领导机关应该经常检查和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并应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取得他们的协助。

　　来源：《人民日报》1951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