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教界人士应为坚决镇压反革命而努力

　　<楚图南>

　　惩治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最近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这对于巩固我们人民民主事业，起了极大的保障作用，全国各地人民，都表示热烈拥护。重庆市治安机关在三月十三日逮捕了四千多名反革命分子归案法办后，全市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因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这些反革命势力，是绝不会甘心死亡的。虽然，我们已经打垮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大陆，同时，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恢复和准备发展人民的建设事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的进展。但是，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匪帮，却必然的要在他们接近死亡的最后挣扎中，更加绝望的向我们进攻和破坏。美蒋匪帮的鹰犬走狗——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等，为了配合它们主子的疯狂侵略和垂死挣扎，也必然的要隐蔽在我们人民中间进行各种不同方式的破坏活动。尤其在西南，封建势力浓厚，反革命也就更容易找到它活动的市场。加之过去抗日期间，蒋介石匪帮在西南盘踞最久，许多特务匪徒都在这里潜伏破坏。因此，我们西南区的革命人民和反革命的斗争，也就愈为尖锐和剧烈。

　　解放前，我们西南区的人民，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曾和美蒋所豢养的特务匪徒，作过英勇的斗争。而这些杀人放火罪恶滔天的匪徒们，对我们西南人民也更是凶残横暴的加以屠杀和迫害。歇马场附近的五云山，过去曾有过五千多人的大集中营，贵州息烽的杀人屠场，磁器口的“中美合作所”……等等地方，曾经监禁、拷打、屠杀了我们中国人民中无数最优秀的儿女，而单以文教界的人士来说：那时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教授费巩先生，便是在重庆被他们黑杀了，还无耻地说是“失足落水”；现在北京光明日报工作的萨空了先生，就曾在五云山的集中营里被他们残酷的折磨了好几年。中国优秀的诗人、战士闻一多先生和文化界战士李公朴先生，在昆明光天化日之下，意被美蒋特务匪徒用美制手枪打死在大街上，制造了有名的“李闻血案”。翻译工作者、教授、民主战士杨伯恺先生，是被他们活埋在成都的十二桥。有名在造船学教授、同济大学的校长周均时先生，也是被他们屠杀于白公馆。……这些累累血债，我们怎能忘记？我们又怎能轻易的就“宽大”了这些罪不容诛的特务匪徒！任他们继续作恶。记得一九四四年，我在昆明教书，那年的十月十日，我和闻一多、吴晗等共六位先生到昆华女中去讲演，也被二百多个特务匪徒把学校包围起来，往里面扔炸弹！此外特务们一手制造出来的这类的事件还数不胜数。昆明的“一二一”血案，重庆的较场口、沧白堂事件、“四一二”事件，新华日报、民主报被捣毁；大同路血案、成都的“四九”血案，一九四七年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泸县等大中城市的“六二”大逮捕……等等。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命令他们的忠实走狗，那些杀人犯、刽子手、丧尽天良、毫无人性的特务匪徒们用石头、棍棒、皮鞭、大刀，美国造的手铐脚镣，美制无声手枪，美制各种电刑刑具，以及美制机关枪等来残害、屠杀我们文教界人士的滔天罪行。现在，烈士们的鲜血未干，如果我们思想麻痹，认为天下太平，使这些始终与人民为敌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又继续钻空子，继续作罪恶的破坏活动，则不惟人民的事业受到损失，为全国人民所不容许，亦将无以告慰于过去死难先烈的英灵。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历尽了无比的艰苦，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现在，我们不仅取得了胜利，还必须要巩固这一胜利，而从胜利走向胜利，争取建设一个美好幸福的人民民主新国家。但是，要建设，就必须为建设铺平道路。彻底清除破坏我们建设事业的敌人，也就是这方面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否则，建设事业就要遭到障碍和困难。在文教建设事业的部门中也不例外。作为一个特务，他们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地方和任何一个机会来进行其罪恶阴谋的。因为他们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喂养大的忠实走狗。今天，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还要梦想恢复过去那种吃人肉、喝人血的生活，企图恢复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罪恶统治。于是，就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伪装，进行一切可能的阴谋破坏。解放后，特务匪徒在文教界中所施行的种种罪恶破坏活动，也是屡见不鲜。我们不能容忍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竟让反革命分子进行摧残。我们的文化教育建设事业必须要迅速发展、提高，那么，也就必须要彻底肃清特务匪徒，坚决镇压反革命！以此来保障文教界的纯洁和进步。

　　但有人说：“镇压反革命我是赞成的，不过，这是公安机关的事情，与文教界无关，与我无关。”真的无关吗？例如隐蔽在西南工业专科学校的三个特务，企图用高电压烧毁电机，如果特务的企图达到，是不是与学术界有关，与文教界有关？是不是与大家有关呢？去年三月间，重庆大学第二膳团有二百多名学生中毒，全吐黑水，这些事情还不够教育我们吗？特务匪徒正是利用了我们文教界中少数人的弱点，如政治警觉性不高，脱离现实地讲“清高”，讲“超然”，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此特务匪徒即潜伏活动，挑拨造谣，以达到破坏人民事业的目的。鉴于过去文教界所受到的灾祸和迫害，充分证明了“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所以，每一个文教工作者，为爱护我们的学术事业，为创造美好幸福的将来，应该站稳立场，分清敌我，把检举特务，揭发特务的罪恶，当作日常重要工作之一。

　　三月十三日，重庆治安机关一次逮捕了四千多名反革命分子归案法办，前几天，又枪毙了几十名特务匪徒，就有人以为：“特务是应该逮捕，首恶也应该枪毙，但又何必一次就这样多呢？”这也是没有认清楚姑息了一个人民的敌人，就可能招致更大多数善良人民的生命的损失和事业的损失。这些特务匪徒过去所杀害的善良的人民，仅就文教界说，如前所列举的闻一多、李公朴、杨伯恺及渣子洞等地所牺牲的烈士，数目也就不少。现在人民政府的惩罚特务反革命分子乃是为人民除害，而特务所残害的正是人类的优秀的儿女，是人类希望和光明的象征，其是非得失，绝然不同，因此其意义也就绝不一样。所谓“杀盗非杀人”“诛一夫纣”正是适用于这些特务的。如果我们对于人类真理正义的认识丝毫不模糊，对于人类的希望和光明有着真正的热爱和感情，则对于这些特务匪徒是绝不会有什么同情和慈悲的。否则亦必成为是非不明的伪善者，只不过为匪张目，使匪徒更有可利用的机会和口实而已。这是我们任何有好心肠的文教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所不能不警惕，不能不分辨清的。

　　但因此，就会又如同有些人所过分顾虑的“人人自危”了吗？那又不然。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只是对反动特务分子专政。对人民是民主的。对一般地主只要他们不进行反抗、破坏和反革命活动，也给予劳动改造的机会，和生活的出路。对曾经参加过反动党派的人也给予登记悔过自新的机会。那么所谓“自危”是什么人呢？是极微小的一撮怙恶不悛，且继续作罪恶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自危”是当然的，因他们是自绝于人民的，是人民的敌人！人民政府和人民绝对的可以分清敌我，可以辨明是非，且绝对的可以依照着政策办事，正直、公平、合理、没有偏私、没有诬枉。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在人民当政，人民翻了身的新社会里，正直纯良的人可以得到充分的安全和保障。所谓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也只有人民执掌了政权，彻底肃清了特务匪徒才可以迅速实现。所以所谓“人人自危”云云，即使不是杞人忧天一类极端荒谬的不合事实的说法，也正是是非不明，信心不够坚定的人们的多余的不必要顾虑。在绝大多数纯良正直勤劳的人民，甚至也在那些决心悔改，愿重新做人的反动党团分子，是绝不会不安的。对于继续作恶破坏活动的特务匪徒的镇压，只有使他们感到欢欣和庆幸，绝不会使他们有什么自危，也绝不会感到什么自危。但万一还有个别关系复杂，隐瞒自己的历史的人真的感到“自危”，以此成为自己思想上的包袱，亦惟有规劝他们坦白登记，真诚悔过，或者立功赎罪，改造自新。这样才是祛除自危，自求安全，解脱思想包袱，积极走向正常工作的正当的道途。

　　总之，对于反革命特务分子的镇压，正是对于人民祖国的和平、幸福、和建设事业的保障和巩固所不能不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我们文教界本身来说，加强摧毁和消灭反革命，也正是为建设和开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铺平了广阔的道路。所以我们必须站稳立场，对于这事应有最深刻的认识，对于这种工作也应作坚决的共同的努力。

　　来源：重庆《新民报》1951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