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为什么坚决要求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徐英超>

　　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在教育界工作，从一九二六年，就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凡是熟习我的人，都知道我为人正直，作事认真。但是在国民党匪帮统治时期，这样作人作事是不允许的，所以我几乎被特务害死。

　　一九四八年北京师范大学发生“四、九”血案，特务们半夜闯入学校，鸣枪示威，捣毁教室，打伤学生，绑走学生。我到学生宿舍，看见满床衣服被褥上都是血，满地也都是血。有一片血，一直从台阶上流到台阶下面去。我忍不住自己的悲愤，于是提议召开教授会，支援学生；并发动全体教授去看学生的血迹；并到匪首李宗仁行辕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不料这就是我被特务迫害的主要原因。那时候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有一部分学生，在学校里横行霸道，不正经上课，时常打架。我时常劝告他们，那里晓得他们是特务和三青团打手，竟说我压迫了爱国青年，这也是我被迫害的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夜里，二十多个特务从房上进到教员宿舍里，把宿舍包围起来。十几个特务藉口检查户口，闯进我的屋子，几支手枪对着我，不许动。我的小孩子们也都被他们用手枪看起来。他们把所有的箱子，所有的抽屉都打开，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乱了，扔得满屋子满地都是。最后把我弄到西单牌楼舍饭寺中裕饭店，在一间小屋子里审问我，说我鼓动学潮，压迫爱国青年，说我是北京市民主同盟的书记，说一张印刷品上有我的名字，向我要民主同盟的名单、电台。其实，我与民主同盟毫无关系，我在教育界工作了三十年，一个民主同盟的同志都不认识，哪里会有名单呢？哪里有什么电台呢？我说那是有人捏造的。我和他们讲理，哪里晓得特务是没有人性的东西，还讲什么理！不由分说就是上刑，六七个人上来，把我按在地上，跪下，把我的嘴用手巾塞住，把一根大杠子放在我的腿肚子上，两个人搬住我的胳膊，一个抓住我的头发，往后一拉，使我上体向后仰过去，这样折在地下，杠子上站上四个人，用力向下踏，向下压，一边骂，一边压。当时，我感觉腿痛得好像要裂开，好像要涨破。这样压了有半点多钟，我死过去了。等我再活过来，他们还是要名单，要电台。我明明没有。他们就再压。就这样把我压死过去三次，并且指着脸骂我，打我的脸，打得嘴流血。我看他们那个凶恶的样子，像一个群恶鬼。后来他们认为压杠子还不够，又换一种刑法，用绳子把我捆上，从肩捆到脚，捆了几十道，然后把我仰放在一张桌子上，脑袋空在桌子外边，一个人抓住我的头发，向下拉住我的脑袋，四个人按住我的胳膊和腿，又一个人坐在我的肚子上。这时候，我一点都不能动了。另外一个人把一条毛巾折上，盖住我的鼻子和嘴，用一把壶灌凉水，连鼻子带嘴一齐往里进水，呛得出不来气，我感觉要蹩死，我拚死挣命；便是，我一点也动不了。一直被灌死过去。就这样灌死过三次。到现在，我每想起来，就必须长吸气，若在夜里想起来，就必须坐起来长吸气。

　　后来，他们把我弄到府右街内二分局第一分驻所，把我扔在一间很大的空屋子里。这屋子没有门，许多窗户也是破的。那时候是数九的天气了。就在这样的屋子里，没有炉火，也没有铺的，没有盖的，躺在地上，我的腿四天的工夫没有知觉，四天以后才知道疼，越来越疼，好像要涨破的那样疼痛。

　　后来他们又把我架出去审问。这次审我的人是最凶的一个。他的外号叫“人厨子”，意思就是他随便杀人。他杀人不算什么，就好像厨子杀鸡一样。他叫我把民主同盟的人都说出来，把电台交出来。我明明连一个民主同盟的人也不认识，哪里有什么名单和电台呢？他面目狰狞地大喊一声“上刑”。于是上来一群人，用麻绳子把我的手倒背着绑起来，用脚踹着绑，绑的非常之紧，把肉皮都勒破了。然后把我倒背手在房梁底下吊起来。吊起来之后，有两个宪兵站在两旁，用脚轮流踹我的腰，使我在空中吊着来回的摆动；并且打我的嘴巴，打得满嘴流血。这样吊了一个多钟头。这还不算，他们又把我的衣服扯下，把铁通条在炉子里烧红了半尺多长，烫我，烫得吱啦吱啦地响，烫得冒烟，把我身上烫烂了好几十块。我咬牙切齿地恨他们。最后我觉得我是必死的了。我只说了一句：“我徐英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叫我这样子死在这里！”说完这话以后，我就昏迷了。

　　此后，他们又把我扔到那间破屋子里。我半死地躺在一块席上，昏昏沉沉地听得外边刮着大风，天好像已经黑了，屋里的灯好像半明半灭似的，有两个穿着黑衣裳的人拿着手枪。这时候，我的两条腿被杠子压得已经不能动了，两只胳膊被吊得也不会动了，两只手被绑得失去了知觉，手腕的皮被绳子勒得都掉了，满手都是血，肿得不像人手的样子，满身皮肉都烫烂了，我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当时我想：大学教授平时不是很受人尊敬的吗？不是应在社会上主持正义的么？不是应当领导青年爱护青年的么？现在，竟受这样残酷的刑罚！竟受这样的侮辱！这群没人性的东西！我如不死，此仇非报不可！我又想，我是必死的了。这就是我疾恶如仇绝不妥协的结果么？思想至此，无限悲愤！

　　过了几天，因为他们问不出什么来，于是又改用假装善意的方法。来了一个特务头子和我谈话，劝我坦白，说我若坦白了，就可以不死，并且可受优待，叫我写自白书。我有什么可坦白的呢？遂写了一篇自白书如下：

　　“我从事教育三十年，为人正直忠实，作事努力认真。在师大任教，对学生课业严格；但是我喜爱青年。“四九”事件，学生被打伤，我因情感不能自已，遂有同情学生的言论。对“政府”表示不满，但无犯法行动，不应只凭一张印刷品写上我的名字，就算是犯死罪的铁证。倘若不调查清楚，而把我毁灭了，我个人损失小，虽被毁灭必有许多人同情。我知道我的生命将在这一两天内结束，我只希望死得明白。”

　　其实这篇自白书就是我的绝命书。我想他们既然如此残酷地对待我，则绝不肯轻易放我，因此，我知道我是势在必死。不料在毛主席发表八项和平条件的那天晚上，我竟出狱。

　　到现在两年多了，我的腿还不能复原。我每想起特务，就从心里恨。没受过害的人，不能体会到特务有多可恨。他们害了多少好人！杀了多少爱国青年！本来，我想解放了，这群没人性的东西，可该消灭他们了。没想到政府太宽大了，多少该杀的不杀，许多反革命的东西们仍逍遥法外，不但不改前非，不向人民低头，并且仍旧为非作恶。抗美援朝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们更大胆的反动起来，我时常为此气闷。人民政府都好，就是对反革命分子太宽大了。对他们宽大，就是对人民有害。

　　自从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后，政府真的严格镇压了，真的杀了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我今天才出了一口气。也许有人对那些没人性东西们还有些恻隐之心，那是因为没有亲身受过他们的害，不知道那些东西们的可恨。假使您的子女曾被特务们害死，那么今天枪决特务您就要鼓掌称快了。不要光看枪决反革命分子而发恻隐之心啊！难道对于特务所杀的几千几百的善良人民和革命干部不发发恻隐之心么？特务是没人性的禽兽，而被他们迫害的都是爱国青年和善良的人民啊！应该把两方面比较一下，反复地想一想，对于反革命分子仁慈，对于人民就要有害了。我们要站在人民立场看一看问题。

　　今天政府这样严厉镇压反革命，我百分之百地赞成。我坚决要求政府必须严厉镇压，一点不要留情。

　　来源：《人民日报》1951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