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奸商王康年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被捕

　　<新华社>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据店员工人的检举，在二月四日逮捕了骗取中国人民志愿军购药巨款的大奸商王康年。

　　王康年是上海大康药房经理。大康药房在解放前因投机失败而倒闭，解放后负债复业。当时大康药房欠债达三亿多元，而店内生财仅值二千万元。这样一所基础十分脆弱的药房，复业以后，完全依靠国家机关采购而支持。据统计，大康药房一九五一年营业总额为三百五十多亿元，其中和国家机关、国营企业成交的就有二百七八十亿元，占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但是王康年却恩将仇报，大量地盗骗国家资财，据大康药房职工检举的材料，单是被王骗取的定货款就有十一亿元。

　　王康年为了达到窃取国家资财的目的，用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勾引、腐蚀干部。据他自己供认：曾向二十五个机关的六十五个干部行过贿。他在大康药房内设立了一个专门做勾引干部工作的机构，叫做“外勤部”。他在一九五一年一年内记载在账册上的“交际费”共一亿九千多万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贿赂干部的。他知道今天的干部和旧社会的一般采购人员不同，因此他便使用了一套新的向干部进攻的战术。他的糖衣炮弹首先打中了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卫生处的采购人员。那是在一九五零年初，皖北行署卫生处采购人员段海恩到上海办货，王康年知道后，立即叫他哥哥王康庆和“外勤部长”戴尚君到段海恩的住所去拉拢。这时，段海恩已将所需货物办好，但王康年为了“长线放远鹞”，就亲自出马，向段海恩吹嘘大康药房机构庞大，货物充足，批发克己。并且编造了一套“进步”历史，吹说自己过去到老解放区做过生意，对革命有过“贡献”，还认识某某高级干部。接着又介绍了“外勤部长”，说是为了机关干部采购上的方便，特地派了专人代为服务等等。段海恩被他的这套伪装的进步姿态迷惑了，听信了他的花言巧语，回去后不久就介绍卫生处另一采购员张振立到上海大康药房采购货物。

　　张振立最初看到设在汉口路四百五十六号三层楼上小房间内的大康药房时，觉得这样一家小店，批售不了大宗货物，因此态度有些犹豫。王康年立即拿出一封电报来，说是外埠来定货的，表示大康药房生意很多。他又把对段海恩吹嘘过的一套照样吹了一番。当他知道张振立是初次来上海时，就又把上海介绍了一番。并特别将“外勤部长”介绍给他说：“张同志如果要买什么东西，要到那些地方去，外勤部长可以当向导，代为服务。”

　　在这一番殷勤招待之下，张振立就住进了大康药房的宿舍。那个“外勤部长”就成天地陪伴着他。当晚陪同他剃头、洗澡、吃饭。第二天一早就来问候，陪吃早点，导游大世界和新新公司。以后一逢有空，“外勤部长”就陪着张振立逛马路、看戏。王康年还解释说：“吃吃饭、看看戏是朋友交谊，和营业没有关系。”当估好价单，决定了一批生意后，王康年就在国际饭店请张振立吃饭。当张振立到商店里去买日用品时，“外勤部长”就马上代为付款，说：“有账以后可以一起算。”接着，就是手表、钢笔、衣服……糖衣炮弹一颗颗发来。当张振立接到父亲生病的家信时，王康年就抢着代汇去五十万元；当张振立的弟弟从贵州来信时，王康年又代汇去了七十万元。“友谊”一天天在增加，王康年就进一步请张振立到家里去吃饭，对他说：“请到家里，并不是菜好，只表示朋友间的交情厚。”王康年还带了会跳舞的太太，陪着张振立到舞厅去喝咖啡。最后王康年亲热地对张振立说：“老张，我们招待你不够好，我已为你在银行里存了一千二百个折实单位，你要钱来拿好了。”张振立就这样地被拖入贪污的泥坑里去了。结果王康年在卖给皖北行署卫生处的十多亿元货物中，混入了价值几亿元的冷门货和劣货，而且还拖欠了大批药品，直到现在还没有交清。

　　王康年就是这样有组织、有计划地腐蚀干部，盗骗国家资财的。他看到自己的糖衣炮弹打中了某些意志不够坚定的干部，竟洋洋自得地对职工说：“大康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王康年不仅从一般机关中盗骗国家资财，就是对人人爱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进行盗骗勾当。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派人到上海购买一批医药用品。王康年知道后，设法拉上了这笔生意。他用“欢迎、慰劳人民志愿军”的堂皇名义，在饭馆里包了两桌酒菜，请志愿军采购员吃饭，并同采购员拍了照，又买了手表等物送给采购员。接着王康年就施展出阴谋诡计，他不照采购单配售药物，却先从仓库中找出过去以贱价买进的冷热水袋、玻璃片等十一种卖不掉的冷门货卖给志愿军部队。大康药房没有前线急需的药品，他不但不立即设法购进，反而把志愿军采购员交给他的三亿元货款用来做投机生意。以致第一次交货到期时，应交的货物还缺少一半。装箱配货的工人滕仲年把仓库缺货的情形告知志愿军采购员，王康年立即欺骗职工和采购员说：“我已在广州买好了一批货色，就要到了。”但是两天后广州货物并未运到，滕仲年和仓库记账员马维善又向王康年催促进货。王康年竟推说银根紧，只买了一些价钱便宜的药品，而对前线最需要的几种药物仍不肯买进发出，继续忍心地挪用志愿军的购药款进行投机活动。职工们气愤地说：“志愿军在前线流血牺牲，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我们在后方连按期发售药品的工作都没有做好，这还有良心吗？”又催询王康年。但王康年竟丧尽天良地回答说：“朝鲜路途遥远，没关系，这事我是拿得稳的。”这时，志愿军采购员先运一部分药物去东北，责成王康年把另一部分（一亿二千多万元）药物短期内装箱发出。但是王康年存心不交货，拖到今年一月五日还没把货发出。志愿军采购员从安东来信责问，王康年依然置之不理。这批药物直到现在还没有交付。王康年这种漠视志愿军伤病员的健康，危害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事业的罪恶行为，充分暴露了他是全国人民最可恨的人！

　　上海市工商界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始时，大康药房职工董渊、马维善、滕仲年对奸商王康年的罪行提出检举。王康年不但毫不悔悟，竟假装自杀，企图逃避这一运动，并在一月三十一日指定五个职工到他家去谈“五反问题”，他装模作样地说：“我们店中无原则性错误，只不过请请客，吃吃饭，希望大家提供材料，好去坦白。”大康药房的工会主席董渊回答他说：“职工自有职工责任，材料不能供给你，你应自己彻底坦白。”王康年马上又威胁职工说：“工商业联合会来过电话，说我们店在新药业中有相当成绩，如有人存心捣乱，他们要追究责任，要以破坏五反运动论罪。”职工们对于他的狡猾态度都非常愤恨，他们说：“我们决不怕不法商人的狡诈和欺骗，我们决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让这种奸商继续存在。这种连志愿军的药品都要吞没的黑心商人，我们要坚决检举他，和他斗争到底！”此后，大家都更积极地收集材料，彻底揭露了奸商王康年的万恶罪行。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据职工所揭发的材料并经过调查后，于二月四日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大奸商王康年逮捕法办。

　　上海解放日报在二月七日发表此案后，引起全市广大人民的公愤。解放日报在当天和第二天就收到读者来信二十四封，在这些信上签名的人数达一百八十一人（另有三个团体）。到九日午后，又收到三十九封来信，这是从运动开展以来已揭露的案件中读者反映最快最多的一次。这些信件一致愤慨地要求政府把王康年交给人民公审，处以极刑。长江航务局上海分局工人郑家兴、郑宏基等在信上说：“我们工人为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曾经义卖大饼油条、义擦皮鞋、义踏三轮车来捐献给人民志愿军战士，奸商王康年却丧尽天良地把志愿军购买药物的钱骗来做投机，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店员陈耀文在信中说：“我们最可爱的人躺在病床上，等着这些药品恢复健康，重上前线。这些药品还能拖延不发吗？连一秒钟也不能拖延！一公分也不准缺少！只有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才希望我们的医药供应越少越好，越慢越好。而利欲熏心的奸商王康年，恰恰满足了美帝国主义者的希望。”许多学生的信中都表示从王康年的案件中进一步认识到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程度和对国家民族的危害。榆林区工商界代表、西药摊贩朱志淮的信上说：“看到奸商王康年这段事实后，我恨不得立刻把他碎尸万段……奸商是人民的敌人，每一个正当的工商业者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向危害人民的不法商人作坚决斗争！”

　　来源：《人民日报》1952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