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最可爱的人，我检举了奸商王康年

　　<上海大康药房会计主任、董渊>

　　丧尽天良盗骗中国人民志愿军购药巨款的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经我检举以后，已经在二月四日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了。

　　我是大康药房的会计主任，今年二十六岁，一九四七年进大康药房做出纳，以后担任会计主任，到今天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了。从工作中我了解大康药房并没有多少固定资金，全靠王康年在外面东拆西借投机取巧来支持。王康年经营这个药房，无论对内对外都是花样百出的。对外做生意，报纸上已经揭露了他多种多样的不法行为。一句话，无论什么卑劣无耻的手段，只要能赚钱他都使得出来。对职工则又是一套，压制、利诱，软硬兼施，极尽卑鄙之能事。大康职工的工资，和一般同业比较起来是高的。他对我们说：“大家好好地干，生意好了再增加津贴。”他就是用这种“照顾”来笼络我们，企图使我们驯服地为他利用。

　　他对工会非常仇视。他晓得我们要参加工会，就威胁我们说：“你们加入工会，我只有关店。”后来，我们加入了工会，他就利诱当时还没有加入工会的职员王祖蕃，宣布叫王做副经理，企图以此阻止王祖蕃加入工会，破坏职工团结；但王站稳了阶级立场，看穿了他的阴谋，坚决拒绝了。

　　在解放后不久，王康年伪装进步，发给职工每人一套列宁装（其实他只出了一半钱），让大家穿起来，他对我们说：“这样，以后税局来查账我们就不怕了。”王康年一贯伪装积极，暗中却以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做违法的生意。各地来上海采购的干部，不少人上了他的当，他曾无耻地对我们说：“大康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我每一想到此事，就感到自己在大康工作，真是一件羞耻的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间，他竟丧心病狂毫无人性地盗骗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货款。开始时我因为思想上麻痹，没有发现。到了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应该交货的那一天，货栈里的职工马维善和滕仲年才发现货色还缺一半，他们很着急，立刻反映到写字间来。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就在劳资座谈会上当面向他提出质问，但王康年却轻描淡写地说：“朝鲜路远，没啥关系，这事我拿得稳。”王康年这种滔天罪行，是全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他破坏了抗美援朝运动，是全国人民的敌人。

　　上海市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展后，当时在全体职工中表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极少数的人反对检举，怕关店失业；另一种认为检举不检举与自己无关；再一种就是我们几个积极分子，坚决主张要检举这个不法奸商。

　　我曾反复想过：自己是一个青年团员，又是工会的组织员，在这次运动中应起带头作用，检举王康年的罪行是义不容辞的。因此，在职工学习小组上，我就向大家解释人民政府的政策，澄清大家的混乱思想；启发大家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不可分割；批判了“店存在、我就存在”的依赖思想；并且又抽空深入职工进行个别访问，尽量争取更多的职工同志站到正义这边来。

　　我很清楚，像王康年这样万恶透顶的奸商被检举以后，大康药房立刻关店是毫无问题的。我思想上起初也曾有过顾虑。但是想到王康年罪行的严重，想到在朝鲜前线艰苦作战的志愿军，再也没有丝毫理由容许我考虑个人的问题，因此我决定检举他，决不让这种人人痛恨的丧尽天良的奸商逃出人民的巨掌。

　　在一月十六日上午，我把检举信投寄给华东军政委员会饶主席所设的第六五七号信箱。

　　经过这次事实的教育，落后和中间的职工都认识到过去的看法是错误的，思想上提高了一步，一致表示要在工会的领导下，搞好运动，争取在运动中更加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到今天为止，大康药房全体职工检举奸商的罪行已有一百零一件。我们还要继续深入收集奸商材料，和全市店员同志们一起，坚决地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来源：《人民日报》1952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