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消极怠工到猖狂盗窃——记上海违法资本家三年来的罪恶行为

　　<新华社记者、徐中尼>

　　三年前，上海解放前夕，这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大城市的工商业情况，十分凄惨。当时上海私营工厂的平均开工率不足百分之三十。占全市私营工业总值一半以上的棉纺、织、染及其复制工业，历来情况比别的行业好些，这时百分之七十以上也已停工。棉纺业除欠交的纱布外，负债达六百多亿元。商业也十分萧条，老板们只能叫职工去马路上摆摊叫卖，几家大百货公司每天的营业收入只够买小菜等日常开支。这是他们长期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垄断压榨的结果。在蒋匪帮溃退时，他们又曾遭受一次劫掠。

　　上海和全国大陆的解放，不但从此消灭了美蒋匪帮的罪恶统治，同时也使上海资产阶级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国性市场。解放了的新中国，对他们提供了真正能发挥潜力、为祖国服务的光辉前途。

　　但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曾被美蒋匪帮的封锁轰炸所吓倒，有一部分人反对全国实行财经统一时的巨大改革，或者经不起这种改革的考验，对前途缺少信心。他们中许多人在解放前后向国外逃避巨额资金，对恢复生产抱消极态度。从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五零年五月，据不完全的统计，上海逃跑的资本家约有二百四十多人，向工商局申请停工歇业的案件，工业有一千八百多件，商业有七千一百多件。上海失业工人曾因此突增至十九万多人。

　　就在上海资产阶级对恢复生产抱消极态度、实行怠工的这段时期，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尽了最大的努力鼓励和支持他们恢复生产。国营贸易部门在解放后到一九五零年四月底的十一个月中，匀出了足够维持一百万纱锭两个月生产的棉花来委托私营棉纺工业加工，供给橡胶业百分之九十的原料，在旧历年节前后又收购了六千多亿元的各业滞销货物。国营五金机器工厂让出了自己承受的定货总额三分之一给私营工厂承制。国家银行对私营工商业在一九五零年四月底的贷款余额即达二千六百多亿元。绝大部分私营企业工人自愿减低工资，甚至拿出积蓄或应领的工资来替资方垫款，其中许多工人并自愿地遣散回乡。

　　一九五零年五月开始，全国实行调整公私关系和工商业，上海工商业从维持到好转。这一年八个月中，全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投资的主要部分，都是委托上海私营工商业加工或向他们定货收购的。土地改革后的农村购买力大大提高，城乡交流扩展了，加上抗美援朝支援前线物资的加工、定货、收购，上海资产阶级都首先受惠而且受惠最多。他们获得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二十二年期间从未有过的利润。

　　这里就是他们获得空前利润的纪录：在下半年才逐步好转的一九五零年一年内，根据偷漏十分严重的税收纪录来看，他们的账面纯益就在三万亿元以上。一九五一年，同样是记载极不老实的账面纯益，初步估计至少在六万亿元以上。两年合计净赚九万亿元以上。这不是上海资产阶级两年来实际利润的全部。根据全国各地“三反”“五反”斗争中发现的税收被偷漏、国家资财被盗窃以及他们偷工减料的一般比例作最保守的估计，他们两年来营业所得利润加盗公肥私的违法利润，至少达十五万亿元。

　　十五万亿元，可以买九千九百架战斗机（他们在抗美援朝捐献中只捐了三百多架），可以办三十个像上海申新第九厂那样全国最大的纱厂，等于一百五十亿斤粮食（以最近受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奖励的苏南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那样的耕作水平，要种一千零五十万亩田才生产出这样多）。

　　上海资产阶级在解放后起死回生了，壮大了。但他们当中的违法分子不但不感激救命的恩人——共产党、工人阶级、人民政府，而竟忘恩负义地实行猖狂的进攻。这十五万亿元，大部分是恩将仇报的不义之财。他们进攻之猖狂，对国家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破坏之严重，对人民生活为害之烈，都是全国违法资产阶级的魁首。

　　这里随便举出几家厂商的五毒例子和别的城市比一比。老闸区一个有两家铁厂的老板，对十多个税务人员行贿金额达四十五亿七千多万元。上海一个资本家的行贿数字就达重庆市违法资产阶级两年来行贿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家规模中等的宝威药房，偷漏税款达一百亿元，民丰、华丰造纸厂仅一九五零年一年所得税一项的偷漏就有一百十八亿元。这两家的偷漏都抵上内地几个城市应收的全部税额。正泰、大中华橡胶厂两年来用虚报轮胎成本的办法，盗窃国家资财达五百二十三亿元以上。新艺营造公司仅仅在营造石家庄某国营工厂、承修一处国防工程、承修上海浦东海塘三项工程中的偷工减料，就使国家损失达九十四亿八千多万无。盗窃经济情报的范围更是全国莫及。上海某机器厂老板以十亿元的“酬劳”，去辽远的东北抚顺矿务局机器厂盗得某种刨床的图样。另一造纸机制造厂的老板，趁在广州国营某厂装配机器的机会，把许多机器图样抄来了。人人企业公司副经理陶颖中混入国营进出口公司后，专门盗窃经济情报，欺诈进出口公司一万二千多英镑、十四万元美金、一万三千多元港币。上海市一级九个国营公司的重要营业部门，多数被违法资本家的“坐探”所篡夺。以上这些不过是从初步的检举和坦白材料中随便举出的事例。全国从中央到各地机关企业部门“三反”中擒获的大贪污犯、破获的大盗窃案，大都和上海违法资产阶级有关。

　　必须说明，解放以来，上海资产阶级曾普遍受到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起死回生的救助，但是上述十五万亿元的巨额利润，并不是所有资本家平均地沾得的；获利最大、盗窃最多的是其中少数的一部分人。上海资产阶级违法行为也是普遍的，但是严重违法、为害最烈的也是其中最少数的一部分人。

　　这一批盗窃最多、为害最烈的违法资本家，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种是盗窃起家的流氓资本家，他们是过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培养的上海的“特产”，他们提倡“白手成家”，不务正当经营，而全部依靠撞骗和盗窃。奸商李乐平请别人代制一批笔尖，买通国营百货公司的贪污分子为他高价推销，骗取非法利润后办起一家“文华笔厂”，现在已经有二十亿元资金。解放时只有五六个工人、一千五百万元资金的华兴农具五金机器厂老板孙达凯，用贿赂干部、占用国营工厂工具和厂房、在别家工厂门口挂上自己招牌等办法骗到两批超过他资产好几百倍的定货，从中大肆盗窃，不到两年发展成有一个总厂两个分厂的“大老板”，他并公然对厂中职工说：“三年之内打垮华东农林部的病虫药械厂。”他们中最有势力的分子，就是封建帮会中的恶霸，拜师父，收徒弟，控制同业，无恶不作。

　　一种是在国计民生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国营经济比重较小的行业，特别是这些行业中的大户。他们强烈地追求垄断，妄图独占市场。解放初期，米商业中的大户就叫嚣过“没有我们，上海米市场就没有办法”。他们曾狠心地吞下国营粮食公司抛售的大米，以掀起食米涨风。造纸工业要求政府迅速颁令禁止洋纸进口，政府实行后，他们就拒绝政府委托加工文化用纸。在全国卷烟纸生产中有独占地位的民丰、华丰造纸厂，更抗拒政府委托加工，漫天讨价，最近已初步承认过去的盘纸利润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铜料冶制工业和其他几种国营经济比重较小的行业中，都曾有抗拒政府委托加工，或以高价相要挟，极力争取“自由市场”，恣意破坏合同、偷工减料、以次货抵充好货等行为。在上海，这已经是一种明显的、危险的趋势了。这一类型的违法资本家，对全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已发生严重阻力。

　　还有一种是掌握游资的投机家，他们独资或合伙开一家资金不大的字号，但是狡兔数窟，账外资产很多，有的就完全没有什么企业。他们只要一有空隙，就大肆投机。三年来他们曾掀起过米、纱、煤、糖、盐、五金、西药等涨风，波及全国。举几个很小的例子，已足以说明上海奸商是如何惯于投机了。一九五零年江西某机关一个采购员到上海买四架收音机，因为多跑几家探询价格，该业就轰传“大批交易来到”，结果几天内收音机从每架三百万元陡涨到四百六十万元以上。玻璃业奸商卢耿臣听到公营耀华玻璃公司暂停开售玻璃的消息，立即勾结一批人去外埠抢购，同时在同业中互相哄抬门售价，一天把售价变更七次。曾掀起过三次五金涨风的五金商业中几家大户，对供过于求的货物也能掀起涨风。他们派出一批“采购员”四出“询价”，造成市上“买气很浓”，煽动同业竞相抬价，他们就乘高价抛售，大赚一笔。这一类投机家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这三种违法资本家，“有的都一身兼备三种性格”。他们为了攫取非法利润，就无所不用其极，任何伤风败俗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有的已十足成为祖国的叛徒。危害志愿军的有西药商王康年和牛肉商张新根、徐苗新以及其他几个承制志愿军供应物资的奸商。暗害解放战争的有五金商赵金峰、新华电机厂老板顾本善等，他们用劣质的绳索、废料做的轮船推进器，使解放舟山的部队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承制解放舟山部队所需蓄电池的王仲记蓄电池厂老板对职工说：“横竖要沉到海底里，拆烂污不要紧。”

　　上海违法资本家中具有强烈的垄断欲望的一批人，不但在经济上破坏国计民生，而且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一股狂妄破坏共同纲领、对抗工人阶级领导、抗拒国营经济领导的力量。上海市工商界某些代表人物在上海市二届三次人民代表会议上曾要求修改陈毅市长开幕词中关于确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为唯一的领导力量的词句。在“三反”运动开始以后，有一个在造纸机工业中具有地位的违法资本家，在蓬莱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决议案时，还坚决要把决议案中关于“少数政府人员受剥削阶级坏思想……腐蚀”一句中的“剥削阶级”四字删去。违法资本家并在同业公会之外朋党结社，操纵同业，圈定代表，策划对抗工人、对抗国营经济的办法。他们在各种会议上，从共同纲领中断章取义地要求“自由市场”，要求国家改变性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上海的经济地位和上海资产阶级三年来从消极怠工到猖狂进攻的罪恶事实，说明了上海展开“五反”斗争，对全国经济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再让他们的进攻自由泛滥下去，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不可能建设成功，人民的生活就不可能改善，社会主义前途就不可能实现。上海私营工商业必须去除五毒，实行改造。现在，为实现这个改造的“五反”运动，已经雷厉风行地展开了。

　　来源：《人民日报》1952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