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产阶级思想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具体表现

　　<龚守静、凯旆>

　　解放后的北京师范大学，是曾经做了一些改革工作的，某些教授也有不少的进步，进步的师生也曾发挥了不少的积极作用，但总的说起来，三年来全校的改革工作做得还是很不够的。其主要原因，就是学校里盘据很久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相当大的力量，它抵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它阻碍改革工作的进行。

　　经过去冬的政治学习，特别是近来的三反运动，由於许多教师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再加上广大学生的帮助，热烈地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便赤裸裸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在过去是怎样阻碍着人民师大的成长和怎样侵蚀着人民师大的若干师生。经过这样的检讨，师大已气象一新，绝大多数教师思想基本上有了转变，但介绍他们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从批评中暴露出来的过去的思想，对於尚未进行学习的学校不无借镜的作用。

　　下面所说的，就是从教师们的自我检讨和学生群众揭发的事实中，暴露出来的过去在师大许多教师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某些教师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思想还没有肃清。

## 一、以资产阶级观点来教育青年

　　这次学习中，不少的师生批评和揭发了他们过去不是按照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要求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来培养人才，不是以工人阶级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来教育青年学生，而是以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来教育青年学生。例如有的教授曾对青年学生说：“人民教师不能发财，被人瞧不起；人生应以利为主，有利即有名。学好某一种工业品的制造，将来开工厂，可以名利双收”。或者说：“多著作，有了名位，将来可以被请去当某某高级化工厂的顾问、工程师”。或者说：“你们多画画、开展览会，赚了钱买栋房子”。野心勃勃的地理系主任则说：“你们学地理的不一定去教书，如果教了书，北京师大地理系的势力也可以在那里立下一条根，可以与‘南派’分庭抗礼”。把学生当作扩大宗派势力的工具。

　　有的教授，则以商业资本家对待顾客自卖自夸的态度来对待学生，认为“我的东西太高深了，只要有一人懂就是好的”，这无异於以大家买不起这件商品，来表示这件商品的高贵。他深怕讲得大家都能懂而被人认为“这位教授也不过如此而已”，他们怕自己的货色价钱太低了会使人们瞧不起。

　　有的教授则强不知以为知，信口开河，看着黑石头，就肯定地说这是酸性喷出岩，但仔细研究后却是流纹岩。然而既是“专家”，也就不肯去纠正了。

　　有的“专家”则是强调资产阶级的单纯技术观点，他们教育学生“不要谈什么观点，只要有技术，有技术就能成为权威”；“权威就是真理”。或者说：“观点容易，材料难，只要你们在图书馆坐上半天，抄上一个字也是好的”。因此有一位同学在一年中，抄了三十万字关於教育史和教育心理的陈旧的材料，而对於新的科学著作一概不看。甚至有的教授还讥讽参加政治活动多的同学为“单纯政治观点”，打击进步的学生，阻止学生前进。

　　在教学内容中，有的教授也仍然在传播资产阶级的观点和学说，如地理系一位教授，说拉丁民族是多血质的，他们是活泼而富於感情，聪明而喜文学艺术，但在科学上工业上不如条顿民族。条顿民族是胆汁质的，他们较冷酷，意志坚强，政治上也强，理工也很发达，并较严肃不喜笑。斯拉夫民族是介於上述两者之间，多在东欧，天气阴沉，以致有超时代的思想。以生理特质来决定一个民族的政治思想及其发展，显然地是在传播资产阶级腐朽的反动的优秀民族论。在讲苏联位置时，就给学生介绍反动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无形之中便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讲气候时，则说：“气候控制土壤，土壤控制生物，生物控制经济生活，经济生活决定社会”，宣传气候决定论。文学系一位教授，在“中国文学史”的全部讲稿中都是贯串着资产阶级的观点，并且说在社会主义时期之前，有一个什么“前资本主义社会”，底下划了一个括号写着“新民主主义社会”，以此来歪曲新民主主义社会。自命为“儿童教育专家”一位教授，则说什么“新生儿一出世就是无产阶级”；说不仅新生儿有听觉能力，就是胎儿也已经有听觉力了；说曾有一位怀孕六个月的孕妇，参加音乐晚会时，胎儿动得非常厉害，直到走出音乐堂胎儿才安静下来，以此来证明胎儿的听觉能力，充满了资产阶级的鬼话。这不是在讲科学，这简直是故弄玄虚。

　　其他的课，如心理学、教育史，在人民教育四月号所发表的“邱椿教授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彻底改造”一文中已有所批判，就不赘述了。

　　因有些教师以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来腐蚀年青的一代，所以使得青年学生不能成为祖国才德兼备的建设干部，正如一位同学在三反运动中提出的控诉：“有些教师们不但把我们造成了废品，而且使我们成了毒品”。这是多么沉痛的呼声呵！

## 二、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

　　有不少系主任，曾经或多或少地犯着官僚主义的毛病，有的是“无为而治”和“高高挂起”的官僚主义，有的是“事必躬亲”和“手忙脚乱”官僚主义。

　　在行政工作方面，正如有的系主任检讨时说的，藉“我的兴趣不在此”，“我不善於管经济”和“工作忙”等等“理由”，而把系里的行政“事务”交给下面的职员去处理，图章也由他们去掌管，至於是怎样处理的，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应该如何处理，自己是全不过问的。

　　在教育经费方面，有的系主任自我检讨说：“对经费的预算非常关心，而对决算毫不注意”，只会向人民要小米，要来后却毫无计划地把它花掉。买书不问需要不需要，而认为买了总比不买好，书多总比书少好。没有仔细考虑系里的教育费应该怎样使它为系里的教学工作服务，对人民的钱应该怎样适当地使用，以致造成了教育经费的浪费。

　　在教学方面，有的是漫无计划，有的虽有了计划而无具体的布置，有的虽有布置而无检查；学生选课时，有的只是照例“盖章”完事；对系里的教学工作，“只注意请先生，把课开起来就行了，至於教得如何，学得如何”，是不过问的，等到出了问题再来解决；甚至有的系主任“已发现教材中有反动成份，也麻木不仁，不予纠正，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有的系主任只是愿意教书上课，连同学的练习都不愿意批改。

　　地理系主任则是忙於自己的“政治活动”，到系里只是忙於写信，打电话，对系里的行政工作是一概不管的。“为了卸脱责任，就把系务分成许多小组，和成立许多教研组，把系务工作和教学工作都交给这些小组去搞，自己对这些小组和教研组的工作，是既不领导，也不检查”，听之任之。

　　这种官僚主义者再加上他们那一套资产阶级的教学观点和教育方法，以致不能好好考虑本系的行政和教学应如何改进，才能适合当前国家建设的需要。因此，使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政策、方针、任务不能贯彻下去。

　　各系官僚主义的现象不能得到及时的改进，这是与教务处的领导工作有关的；教务处也自我检讨出不少官僚主义：既不大了解情况，也很少去检查工作，以官僚主义对待官僚主义，延缓了学校改革工作的开展。

## 三、不能容忍的宗派主义

　　封建社会的行帮思想和资产阶级的门户之见，在师大某些系里是相当牢固地存在着。有的系曾经是独霸一个山头，自成一个小王国，在这个小王国中又分出了更小的王国或支派。例如地理系，是有其长远的宗派传统的，从系主任筹办地理系那一天起，就是以办好地理学“北派”，来与“南派”抗衡为宗旨，培养学生到各地去树立势力，以为主任的有力支柱。在系内也是实行着“顺我者被信任，逆我者被排挤”的家长统治。一些被排挤者也就“以宗派来对抗宗派”。因此三年来，全系工作不能得到改进。现在四年级同学马上就要走上工作岗位了，但大家都感到四年来没有学到什么；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就是这样被宗派主义者官僚主义者白白浪费掉了！

　　同样地，生物系的宗派也有其长远的历史。前任系主任曾连任了十七年，他聘教师完全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系里的教师，不是他的好友，就是他所栽培的弟子。不合於自己的则被解聘。如解聘不成，也使得你无研究的机会，以此来迫使你自请辞职。在不作系主任之时，则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希望新主任搞得更坏，对他就更好”。自己明明知道各仓库里的存物很重要，但不愿提起新系主任的注意，以致使系里浪费了五亿多元。解放三年了，系里的宗派营垒并没有消除，连开会都是“按辈排座”，“依次发言”。由此可见，他们的宗派主义思想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在检讨时，现任系主任说：“以前系里×先生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使系里弄得乌烟瘴气，×先生想走，我也想走。到系办公室就如到了监狱，我每天翻日历，盼望着日子过得快些。我不知道自己作系主任该作些什么，也不知道在为谁工作，只想搞自己的研究工作和著作。三反运动才使我认识到了这种自私自利为个人打算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工人阶级思想是大公无私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我现在已五十多岁了，以前我所有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为个人作事，现在我才认识到应该为谁作事。以后，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来搞好工作”。

　　外语系主任也是“对同事采取怀疑态度，以宗派主义思想来领导系务，拉拢这些人，排挤那些人”，闹得系里很不团结。

　　宗派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剥削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表现。正如外语系主任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为了个人的名利，养成了这种卑鄙的性格”。这种腐朽的思想，给人民师大已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无论是在精神上或物质上。

## 四、资产阶级垄断、竞争的丑行

　　有一系请来一位新教师，最初讲课很受同学的欢迎，然而系主任却感到学术上的“领导权快要被人篡夺了”，於是对这位教师采取冷淡态度，同时向校方提出假辞职，直到同学们对这位新教师的课表示不满意，他的著作也在报上受到批评后，这位系主任才算轻松愉快起来。

　　保育系一位教授则是“把苏联专家的教材占为己有，不愿拿出来给同事看，深怕别人学会了”，便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

　　乐剧系一位教授，当同学弹错了钢琴，也不给以指正，让学生错下去，因为怕在场的助教学去了，怕“我的一套方法完全拿出来给她吸收去了，岂不是我就当不成第一流教师了吗”。

　　有一位教授检讨时说：“过去，我是拿技巧当资本，以吹嘘当教学法，视同学为商品，来宣传抬高自己。在同事间，志同的就互相吹拍，异趣的就打击排斥，以此来获得个人的利益。”

　　这些人对於所谓同行的，是“低於我的则轻视，高於我的则忌妒”。他们把学校当文化竞争的商场。

　　由於资产阶级的垄断和竞争思想的存在，所以某些人的头脑里便不会有集体主义的精神，当然也就说不上彼此合作，共同进步。

## 五、反动的政治思想

　　有的教授在解放前的政治思想，根本就是反动的，在解放后又不愿意改造自己，从头学起，仍然抱住那些肮脏东西，与新政治新思想新事物相对抗。

　　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之间，是保持着一条鸿沟的，有的一开口就说“他们共产党如何如何”，“我是给共产党帮忙的”，来表明他自己的政治态度。在平时则专找党团员的缺点，并加以夸大、宣传，进行挑拨。比如有一位教授在三反运动中对一被管制分子说：“你在系里为什么跟着党团员跑？难道他们没有错吗？你不知道与他们是不能和平共处的吗？”

　　在抗美援朝运动时，有的教授便说什么“教授是不会跟着共产党上太行山的”；有的教授则“准备卖房子搬到西北去”；外语系的一位教授就把很多反动的纽约时报借给同学们看，上面还有很多诬蔑革命领袖的讽刺画；有的教授就说：“我看共产党三五年还完不了”，并大谈其杜邦发财之道。这些人对於抗美援朝是反对的，对於新中国、共产党、全世界保卫和平的伟大力量是看不见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并未清除。

　　对於土地改革，有的站在地主立场认为农民是“非正义的”；有的则造谣诬蔑，说“土改有偏差，某地区一死就是几十万人”；有的则虽然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却不愿把工作团带去的药品给农民治病，他和农民还是处在对立的地位。

　　在三反运动改造思想的过程中，有的就勾结被管制的分子和贪污分子在系内造谣，说：“中文系应该集中火力打击的是某某某某人，而不是我”，“三反以后师大党要开除某某某某的党籍”等等。当学习报上登出了他在小组会上的谈话时，他便大骂“是那一个王八蛋反映的”。当他进行自我检讨时，他也可以假装痛哭流涕，他在第二次检讨时就说过：“这次哭是真的，上次哭是假的，我要下决心改了”。有的教授，当别人向他提意见时，不是指摘与事实不符，就是追问别人“你这话由那里来的”，或者威胁别人“谁告诉你这话，我就要打击谁”。当系里要检查浪费时，他说：“不要搞检查浪费了，某系因检查浪费已搞得不团结”，藉此来阻止检查工作。

　　这些与人民政府的政策相对立的反动的言行，在这次三反运动中是被揭发出来了，有的已作了检讨，但个别的还很顽固，然而广大的师生都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地有所进步，以便对人民教育事业还能贡献一定的力量。

## 六、三反运动中的新气象

　　这种与三反运动相结合的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的确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事。许多问题，是在过去两三年内所不能解决的，但在最近的两三个月内得到解决了。其中最显著的新气象是：

　　广泛地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以前，教师对於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有许多顾虑的，是很不容易展开的，然而，由於党的领导和许多积极分子的推动，现在是不同了，在运动中已形成了一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风气。很普遍地掌握了这一有力的武器。

　　在前一基础上，无情地揭发了若干教师思想中所存在的各种错误的思想行为，拔出了三年来“稳步不进”的老根，使教师们和同学们在思想认识上提高了一大步，首先是分清了敌我，与资产阶级思想划清了界限，初步地树立了工人阶级的思想，为今后进一步的改革工作铺平了道路。正如一位教授说的：“三十九年来所受的教育，不如近一年来所受的教育深刻，尤其不如最近这一阶段的收获大”。

　　工作中出现了新的气象。多年来不团结的现象消除了，多年来不讲话的教师现在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多年来不负责任的教师也主动地想出了工作办法，工作的积极性已经初步地显露出来。群众与党的关系也密切了，人们真正由心的深处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化学系主任说：“多年的愿望现在是实现了”。

　　来源：《思想改造学习文选第二辑》（华中大学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编印，1952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