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土地改革后农民出卖土地情况

　　【湖南分社四日讯】湖南省去冬完成土地改革后，目前已发现有些地方农民出卖土地和房屋的现象。据邵东县75个乡的不完全统计，农民卖田的有647户，共出卖了355亩一分稻田，其中贫农占531户，出卖256.2亩，中农四43户，出卖45.5亩；其他73户，出卖53.4亩，衡山县灵江和莫井两乡在5月1日以前的统计，出卖土地、茶山和房屋的就有116户（其中雇农4户、贫农88户、中农21户、小土地出租者3户），田、茶山、房屋共卖得稻谷87石3斗，茶油16883斤，人民币22万元，这种现象各地都有零星发现，某些地方发展的很严重。衡山县莫井乡第一分农会第二组37户，在7天中就有11户卖田的。他们卖田的方式也完全与过去相同，首先请中人、写文契、办酒席等。

　　田价一般很低。据邵东县小桥乡调查，最高每亩8石谷，因此流行着“田地如粪土”的说法。现在田5石谷1亩，国民党时5石谷只买得分把田。该乡贫农姜庆福去年年底卖出1.3分田（种有苕子），田价7斗谷，现在田里的苕子收了，就值8斗谷子，土地等于奉送给买田户。

　　为什么在土地改革后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竟这样贱价出卖土地呢？

　　研究其原因，有下列几方面：首先，农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前途有种种误解。如：怕“吃大锅饭”、怕“共产”、怕“归公”、怕“提高成分”、“等社会主义”、“穷光荣”等思想很普遍，农村各阶层农民生产情绪不稳定。在某些人中还流行着“社会主义一来归大堆，不如早卖早赚。”据邵东县75个乡的了解，因有这些思想顾虑而出卖土地的农民有351户，占总出卖田户的54%强。

　　这些误解是那里来的？某些农村干部“信口开河”，片面地宣传社会主义前途，是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在宣传中只讲将来，不讲现在；只讲工业，不讲农业；只讲拖拉极，不讲犁耙；只宣传将来生活如何好，不着重宣传勤劳致富，爱国发家等，这种不完整的宣传，在农民群众中造成许多错觉和误解。因此有些人便绘声绘形地讹传着“社会主义生活”，说一进“社会”就分洋房子，子孙归国家养啦，人人坐吃享福啦！有的人把“五年计划”说成“办社会”（指社会主义）的计划来了，土地快入股了，马上用拖拉机了。有的人嚷着“社会主义”到了长沙。有些地方形成人心动荡，惶惶不安。

　　其次，过去干部在执行政策上的偏差及曾经发生过的侵犯中农利益或不尊重农民的私有权的行为，深刻地留在许多人的脑子里，使许多人害怕私有权无保障，因而更促成了卖田的风气。去年邵东县水桥乡新桥村干部把中、贫农分开开会，硬逼中农“自报”借粮，一共挤出11石谷子（事后已还），在群众中造成极不良的影响。“有借无还”的风气甚至演变成敲诈行为。邵东县水桥乡小桥村中农姜义定曾当过伪甲长，另一中农姜树松就抓住这点，向他借了6石谷长期不还。中农姜国斌从1951年到现在共出卖了4亩田，原因是：怕“树大招风”，怕“有借无还”，怕按田亩负担公粮。衡山县灵江乡富农吴子德家有余粮也卖了3石租的田。他说：“我有30多石租，只有5口人，去年土改复查时差一点划成地主，这个田还要它做什么。”

　　第三，贫雇农底子薄，欠账多，加上遭受灾害和不幸事件，在生产和生活上存在很大困难。因这种情况卖田的也不少。衡山县灵江、莫井乡的了解就有79户，占卖田总户数的68%。其中有11户因死了人卖田做安葬费；有4户因病没有钱诊治的；有13户是把田全部抵账的。邵东县75个乡的调查，因生活困难出卖田的有178户，占卖田总户数的27%强。因死了人出卖田的也有27户，占卖田总户数的4%。

　　第四，有些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坐着吃光等“社会主义”。据邵东县75个乡的调查材料中，懒汉坐吃不作事出卖田地的有34户，占总卖田户的5%强，衡山县灵江和莫井两乡的调查，懒汉卖田的有10户，占卖田总户数的8.6%。

　　第五，还有一部分是以远换近，以孬换好，边卖边买的户。这种情况在衡山县灵江、莫井两乡中就有19户，占卖田总户数的16.4%。

　　第六，由于土改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已滋长着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或出现一些新富农，因此，在土地占有上开始发生分化。邵东县小桥乡坡家村中农傅代言，今年有25石谷放债，还买了傅又生的5.6分田，买田户佃中农傅礼，王保权，姜华求等及贫农（实际上已上升为中农）傅仁贵、王昌申等都有同类情况。分贫农姜有生分得土地后，勤俭起家，现有23石谷子放债，自己还喂了一头大猪，生活已有富裕。他打算怎样过日子呢？他说：“我现在只有2.1亩田，1.4分土，再买它3亩，也不过和中农差不多。”

　　在卖田户方面，由于羡慕周围小商人、小贩的生活，见他们容易赚钱，因此农村资金转化为商业资金的也有。邵东县75个乡的调查，卖田作生意的有57户，占卖田总户数9%。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3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