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和湖南长沙县区乡干部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思想情况

　　【河北分社二十日讯】河北省十一月中旬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首先传达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然后传达了中央关於粮食问题的决议。上述三级干部听了总路线的报告后，都感到兴奋。他们一般的反映是：“心里亮堂了”，“有奔头了”，“摸着社会主义的边了”。在传达粮食问题的决议后，由於部分区乡干部(主要是乡干部)没有把粮食问题与总路线有机的联系起来，特别是由於对政策界线分不清，打击对象不明，认为有余粮就是打击对象，因此给自己造成了思想顾虑，表现思想混乱或产生过左的思想情绪。也有的站在保守的、落后的农民立场上，替农民“叫苦”，产生抵触情绪。个别干部由於严重的个人主义，脱离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直接和国家粮食统购政策对抗。各地区乡干部的思想情况大体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家有余粮的乡干部，表现情绪不高，在小组会上不发言。正定县古营村支书在十六日的小组讨论会上整天一言不发。蠡县辛兴村刘秋杨家有四、五千斤余粮，不愿参加会。个别的有抵触情绪，说怪话。大兴县一乡干部说：“你们今年购粮，明年我种白薯，看你们选购什么!”还有的干部，不分清余粮是怎么来的，认为有余粮就是冒了资本主义的尖，不光荣，而给自己造成思想顾虑。没有余粮也不缺粮的干部，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表现漠不关心。没有余粮的乡干部，特别是青年，表示积极拥护，发言热烈。

　　二、有些乡干部存在狭隘的农民意识，脚跟站在农民一边，替农民说话。如有的干部认为这样对农民太刻薄，待农民不公平，对工人却表现了不满情绪。他们错误地认为：工人挣的钱多，买的粮食多。徐水县大营乡总支书在讨论会上说：“粮食涨钱，都是被工人闹的。”河间县有的干部在县、区、乡干部会议上说：“要说村里有冒资本主义尖的，是工人，不是农民。粮价上涨，是因为工人往家里捎的钱多。”任县新庄乡杜文彬说：“工人待遇高，农民待遇低，工业品价高，农产品价低，总是农民吃亏。”有些区干部不具体计算，光想给农民多留下一些粮食。新城县一区区长一再强调给农民留三百二十斤不够吃，他说：“不信咱就试试看，先从你们县政府试起，看看够吃不够吃。”

　　三、在执行党的政策上，存在“左”、右两种倾向。大兴县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有的乡干部说：“把余粮卖给国家，是光荣的，就是钱少。”还有的认为：余粮是劳动所得，叫人家卖，不理直气壮。保定专区有些下层干部怕“收购粮食降低了农民生产情绪，影响了农民生活。”顾虑农民“将来盖房怎么办?婚丧嫁娶怎么办?”也有的因为打击对象不明，表现了“左”倾情绪。栾城县在讨论统购时，有的干部说：“余粮户就是社会主义的绊脚石，非铲除不可。”因为这些干部对政策界限不清，於是便和有余粮的干部从思想上对立起来。徐水县大石庄不少乡干部说：“国家有法律，不卖就是犯法，依法制裁。”还有的干部，想用土地改革的一套办法来进行粮食统购工作。满城东村乡民兵队长李文义，计划回村后先巩固贫雇农、翻身户，团结中农，孤立(也就是打击)三十六户囤粮户。还有的说：“既然只有把余粮收购归国家，才能打掉村里资本主义的尖，搞好互助合作，我们回村就一定要把村里的余粮户搞个干干净净。”其他地区也有的干部反映：这事好办，土地改革时，地主那么难斗还办了哩，这回不成问题。满城县顺民乡干部说：吃鱼先拿头，回村后先叫余粮多的先拿，不拿就报政府处理，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别人也就好办了。还有的乡干部提出：凡是买进来的余粮，收购时定价可以低些，自己生产的余粮定价可以高些。

　　个别乡干部，因为家有余粮，企图和党的政策对抗。保定专区的涿县、徐水、满城三县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时，曾有五个乡干部私自回家报信，企图捣鬼。徐水县王庄乡分支书记王魁，家里存余粮四、五十石，在开会期间曾私自回家，并向总支书记、乡长家中送了信。

　　针对以上各种思想情况，河北省委已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委、县委必须切实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并指示各地，三级干部会议不要为规定时间所限，为了能更好地解决与会干部的思想问题，多开三两天也是必要的。各地现正深入地进行动员解释，具体地交待政策。目前干部思想已有转变，并有不少干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但今后仍应注意，防止在工作中发生混乱现象。(谷克东)

　　【湖南分社十八日讯】湖南省产稻谷的主要县份之一的长沙县，在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八日召开了一千七百多人的全县区、乡干部会议，布置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到会的极大多数是乡长、乡农会主席、乡民兵队长、乡妇女主任和乡党、团支部书记，他们都是农民出身。以下是他们在会上反映的一些农村情况和乡干部的一些思想情况。

　　一、很多乡村干部家里有余粮。据会上估计，有余粮的约占全县乡村干部的百分之五十(在会上曾对七个乡的四十四个乡干部作了个统计，其中有二十四个有余粮，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余粮数字从二、三百斤到四、五十斤不等。这些余粮的来源除了增产的以外，有一部分是副业(在长沙县主要是养猪)收入后买进的谷子。有的是为了防备灾荒，但也有不少是为了“囤粮发家”——即放谷取息，一般是借一石，还一石二斗到一石五斗。如桥里乡民兵队长陈寿林卖掉猪后，买进了二千斤大米和七担谷子，他原来是打算明年春天借出一半，一年就可得几百斤谷的利息。十六区有一个乡妇女主任，把她母亲给她的赔嫁帐子也卖掉买进了二担谷子，她原来打算加二的利息(这还是最低的利息)放出去，一年变成了二担四，二年就变成了三担，放四年就变成了六担谷子。又如桥里乡的团支部书记杨保华，上半年借出十三担谷子，现在已经得了三担利息。从会上反映的材料来看，他们一有钱，就买谷存起来，这种风气很盛。甚至有的区干部(农民出身)把津贴寄回家去买谷子。他们说：“存钱不如存谷。”

　　二、会上县委着重宣传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国家的总路线总任务。经过反覆讨论，与会干部反映了以下几种思想情况：

　　(一)大部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思想认识已提高了一大步。他们已认识到：“囤粮发家”就是“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大家都想放高利贷剥削，那能走到社会主义？”“国家掌握了粮食，物价就能平稳，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卖粮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对农民也有好处。”等，因此他们经过学习讨论后，就积极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许多干部已觉悟到囤粮不卖是自私自利思想，在会上表示一定要把自己的余粮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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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53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