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四川、甘肃、青海等地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滋长的情况 ## 湖 北 省 　　【湖北分社11月28日讯】根据湖北省各地召开的区乡干部会议上反映的材料，该省部分地区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最普遍的是经商谋利（因湖北商业较发达）。 　　很多农民认为种庄稼苦，不如经商，有一农民做了一首打油诗说：“种庄稼，一年忙到头；做工作，老婆孩子忙的像猴。做生意，不慌不忙，用钱像水流，一家大小欢喜不发愁。”监利县一个贫农卖了六石谷子做本，到湖南贩运木料，往返三次，获利1800多万元，超过他五年的农业收入。宜昌县第三区一个小村40户农民，就有35户做生意。有些农民甚至抛弃了农业生产去做生意。枝江县新长区民族乡一个互助组八户农民全部去做生意，使互助组垮了台。宜昌县石东平乡一个互助组因做生意，连麦子也未种上。该乡富裕农民及富农并普遍囤积粮食，土门垭乡一个富农囤粮100多石。 　　其次是放高利贷和雇长工。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了农村阶级分化。咸宁县民主乡1000户就有200户卖田，其中贫农占70%。更严重的是农村有些劳动模范、青年团员、共产党员、乡干部、甚至区干部也大做生意、放高利贷、雇长工。嘉鱼县第四区开乡干部会时，到会161个乡干部中，有30个经商，20个雇长工，10个放高利贷。宜都县安福寺区全区101个党员，经商、放高利贷者占30%以上。 　　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已经使部分农村骨干分子变质，他们为了赚钱，甚至放弃了阶级立场，去和地主、富农、奸商合伙做生意，或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孝感县青山乡副乡长刘礼兴（转业军人）把驴子、耕牛卖了，放大加二的利，现已上升为富农。枝江县全延区有一个党员干部开粉坊赚了钱，不好好工作，群众提意见：党员不应该如此，他说：“以后不要叫我党员，叫我粉坊老板好了。”该县老车区新四乡农会主席李自才与别人合股买船做生意，他不让群众称呼他为主席，而称呼他船老板。部分区乡干部由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而产生退坡思想，认为文化程度低，工作困难，农村工作又辛苦，不如回家做生意。宜昌县第四区一个区干部家里存有30匹布，200斤木耳，想做生意向组织上提意见要求回家。松滋县第一区妇联主任家有六亩田，只有一口人，还写信叫她在朝鲜的丈夫寄钱回家，准备过二年不工作了，回家过好日子。公安县五区区委书记也想回华北去做生意。远安县有不少乡支部书记在秋征后不搞工作了，认为农村没有什么斗争任务了。由于过去有些干部忽视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单纯群众观点。今年国家收购粮食时，有些干部怕群众明春没有饭吃，动员群众少卖粮，“储粮备荒”。宜都县姚店区干部支持农民不还国家贷款，他说：“一方不催，他方不还。”有些领导机关干部思想上也同样存在着片面的群众观点，认为放贷款是为了投资生产，不必积极催还。同时有些干部对农村自发势力估计不足，认为：“农民做点生意是为了生活。”宜昌县三区区委书记就曾贷款给乡干部做生意，这些都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 　　该省各地干部学习总路线总任务之后，已开始认识到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严重性，认识到过去是“资产阶级思想指导农民生产”。不少曾经经商、放高利贷的干部思想斗争很激烈，饭也吃不进，觉也睡不好，甚至痛哭流涕。这一次的学习给干部教育很大，中共湖北省委已指示各地，让这些走错了道路的干部深刻检讨，既往不咎，彻底割掉尾巴，堵死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郭慎容） 　　【湖北分社11月23日讯】湖北省武昌县五里界和纸坊区农民经商情况严重。五里界和纸坊区靠近武汉市，水陆交通方便（有湖泊及铁路），小商品经济本来就很发达，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生活上升，在城乡资本主义不断地引诱、腐蚀下，近年来经商的日益增多。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促使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 (一）农民经商情况 　　该两区各乡农民做生意的相当普遍，并逐日增多，而且不仅是一般群众做，连乡干部、党员也做生意；目前一些没有做生意的人，绝大部分不是不想做，而是因无本钱或其他原因不能做，或正筹集资金准备中。一般经营方法是挑担子、划木船或乘火车搞贩运，因为贩运本钱小、经营方便灵活，也有人集资（甚至不惜借钱、卖田拆屋）去集镇上开设店铺，另有少数人做小贩、摊贩。经营的种类也很多，有粮食、布匹、百货、家具用品、水果、肉鱼、猪、牛、蔬菜、熟食、饭馆、屠行等，最多的是粮食，因为贩运粮食本小利大、赚钱快。五里界区大李乡今年夏秋之交贩运黄豆的农民占全乡总农户60%以上（据该区区长陈国安说要占70-80%）。该乡大李、魏汤两村62户农民，只有三家因无本钱没贩运黄豆，乡干部中除农会主席周康保、团支部书记李明春（仅有的两党员）外，也全部都做过黄豆生意。据纸坊区纸坊乡第十六行政小组的二十多家贩运粮食的农户统计：今年秋收后贩运的稻谷就有十几万斤；而五里界区中洲乡，一乡干部自今年小麦上市至今，一人就贩运六万多斤粮食给武汉市的私商。纸坊区丁字乡，今年有很多农民弃农经商，仅某一行政小组的三十多户中，今年就有半数去附近的纸坊或郑家店镇上做生意；农民朱立武、朱子卿、朱长清三家把乡间的田卖了、屋扒了，凑集本钱合伙在郑家店开饭馆；农民尹秀勤解放前穷得连剃头的钱都没有，土地改革后才分到田地，现在郑家店开杂货店，田雇人耕种，明年还准备盖楼房，扩大营业。其它如五里界的栗庙、纸坊区的丁字、汪家等乡的党支部书记和乡长，也都做生意；汪家乡党支部书记、乡长林开均拿几百万元本钱贩卖圆木，公开把木桶、木盆等堆在乡公所里卖，丁字乡四个党员中有三个做生意，党支部书记、副乡长李定源贩卖木梳，本地买价每一把1700元，到十几里外的金口区去卖，每把8000元，除去伙食，一天净赚四万多元。 　　这些农民或区乡干部在经商中，并大量的发生勾结私商、偷税漏税、抬价压秤、违犯政府法令、逃避火车运费、捣乱市场等非法行为。部分初经商的农民，因缺乏经验，屡次蚀本，但仍不灰心，赔了钱重整旗鼓再干。纸坊乡农民李亮亭今年夏天贩黄豆，因航线不熟悉，木船在湖中触礁赔了钱；接着又听信武汉市私商的话贩运桃子，结果受私商欺骗又赔了30多万元；但他仍不灰心，打算着再做杂货生意捞本。 ## (二）经商的恶果 　　大批农民经商的结果，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危害也很大，现已发现的有： 　　（1）由于农民经商，不安心农业生产，增产粮食的潜力与积极性不能发挥，不仅农闲时不积极创造条件为扩大再生产作准备，甚至在农忙时也丢开生产去做生意，影响了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大李乡魏汤村民兵分队长汤宏真，今年夏天干旱时不领导抗旱，反而带头使全村90%以上的农户都丢开生产去做生意，后虽经该乡农会主席动员别村农民帮助车水灌溉农田，但仍有八亩水稻干死了。秋收时又因做生意没及时割稻谷，一场大雨使许多新谷都在田里生了芽。该乡小李村农民尹卜炎靠湖边的两亩谷熟了却不去收割，反而去武汉市贩黄豆，一场大雨湖水涨上来，能收千把斤新谷的两亩田全部淹了，一颗也没收到，损失五十多万元。李文进互助组因做生意，今年芝麻少种二十多亩，已种上的二十多亩芝麻也很马虎，草也没薅，收成很差。许多农民今冬“农闲”的计划是多做几趟生意，赚几个钱增加收入，而不是积肥、兴修水利以争取来年农业增产或进行正常的副业生产以增加收入。丁字乡党支书李定源打算冬季至少抽一个月时间做生意，仅贩卖木梳一项他打算就可净赚五、六十万元，并计算好目前把两头猪卖掉买成鞭炮囤积起来，春节时不劳而获就可赚八千多万元。 　　（2）影响互助组的巩固与发展。许多互助组因做生意散了伙。据五里界区区长陈国安说：大李乡春耕时共有六十多个互助组（其中三个常年互助组），以后不仅没有巩固提高，反而逐渐减少，秋收结束时只剩下两个常年互助组了。这些互助组的垮台大部分是因做小麦、黄豆生意赚钱很多，组员不愿互助的结果，栗庙乡原来有八个常年互助组，因做生意算不清帐纷纷散伙，现只剩下三个。龚家桥乡郑树远互助组拿银行贷款公推他贩布，结果赔了百余万元，组员们都不认赔，互助组就垮了。 　　（3）贩卖粮食的农民与私营粮商勾结起来，偷税漏税、高价收购，使大批粮食流入私商手中，投机倒把，破坏市场，破坏国家的粮食收购计划与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大李、栗庙、中州等乡与武昌仅一湖之隔，贩粮农民白天在农户中用高于当地牌价的价格（如今年黄豆当地牌价每担10万元左右，粮贩收价即达13-14万元）收购，夜晚装上木船从湖上运到武昌附近郊私商约好之僻处上岸，以更高于武昌牌价的价格（武昌黄豆每担12-13万元，私商黑市收价17-18万元，有的高至20万元）卖给私商，天明回来，每趟至少可赚一二十万元；有些贩卖粮食的农民甚至以其他条件替私商下乡高价收购粮食。因此农民都不愿挑粮食去镇上低价卖给国营粮店，多是自运粮食去武昌或等粮贩到门口高价收购。该地黄豆今年以来几乎全部卖给了武昌私商。纸坊镇离武昌只有六十里，今年牌价每斤小麦就差140元，纸坊附近各乡不少农民就钻此空子，以每斤高于当地牌价10元的价钱拦购小麦，以互助组名义、报假名字等办法冒充自产自销，向武昌贩运，不仅影响了当地合作社小麦收购计划（地区差价不合理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而且许多卖小麦给合作社的农民，还骂合作社不为人民服务，低价收购、剥削农民。 　　（4）农村党员和干部退坡、腐化、变质，使农村工作形成瘫痪、无政府状态。农村党员和主要干部一般都知道自己不能经商、剥削别人，但经不起私人资本主义利润的引诱，有的虽不敢做生意，却羡慕道：“要不当干部，做生意方便多了。”有的明不做暗做，有的毫无顾忌地大做特做，一做起生意来就把其它的一切都忘掉了。栗庙乡乡长陈其胜做生意不搞工作，并说：“我的供给不要了！”武昌县有名的农村妇女干部，丁字乡党支部书记、乡长方南英，为了经商宁愿不做乡长，还说：“开除党籍也得做生意发财！”最近她借口生小孩、爱人拉腿，辞掉了党支部书记；并与该乡团支部书记熊自奇、农会副主席熊自才等计划普选工作时，就“不搞普选，一齐跑开。”专门经商。方南英在1951年与富农王宏彩合伙开屠行，还经常偷税，三个月就赚了80多万元，复查时她把王降为中农。汪家乡党支部书记、乡长林开钧只顾做生意，致使该乡今年的生产不好；他赚钱后带手表、穿呢子大衣，经常进出饭馆酒楼大吃大喝，群众影响很坏。大李乡干部和积极分子做生意太多，不敢见区干部的面。栗庙乡团的支部书记查衍斌与两家地主联合做生意。 　　（5）农村买卖田地、雇工剥削情况发展。丁字乡原团支部书记王明贵，今年卖了部分田作本钱去郑家店开杂货店，家里的田雇人耕种，大李乡乡长、民兵中队长，今年做黄豆生意，谷子都是雇人割的。 ## （三）农民普遍经商的原因 　　丁字乡党支部书记李定源说：“除了傻瓜、懒汉，没有人不想发财！别的乡也是这样。”而“农不兼商不富、马无野草不肥”的谚语，也已成了当地农民心目中发家致富的唯一定律了。李又说：解放前也都想做生意发财，就是没有本钱。而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并没在当地充分显示出来，相反的某些互助组还在群众中留下恶劣的印象。这就是农民竞相经商的原因。 　　当地农民普遍认为：种田“造孽”（受罪），风里来雨里去，受热受累，遇到天旱还要车水抗旱，劳苦一年不一定有收成，更谈不上发财致富；做生意不劳累人，发财容易，一趟生意搞得好，比劳动大半年的农业收成还多，开铺子更享受，好吃好穿，柜台里一坐，钱就自己送上门来。大李乡民兵中队长李楚国说：”一趟生意赚的钱够雇十几个工，一天就把谷割了；依靠互助组。自己还得劳动，热、累不说，十几天才能轮到割自己的，多吃亏呀！”丁字乡农民朱立武等三人卖田、扒屋凑一些钱在郑家店开饭馆，开张三天就赚了100多万元；该乡农民曹国卿以60万元的本钱卖包子，一年多赚了1000多万元；大李乡李文进互助组今年贩运粮食，平均每户赚50多万元；——这些，都引诱着农民经商的兴趣。连丁字乡生产能手、乡政委员鲁延章也说：“去街上馆子里挑点水、吃菜渣，也比在乡里当‘黄泥巴腿’强！” ## （四）目前农民对经商的认识 　　目前，纸坊、丁字、龚家桥三乡的干部、党员，因听了省委工作组关于总路线与农民两条道路的宣传，已经认识并检讨了经商的错误（前述该三乡情况多为乡干部本人暴露），表示今后坚决不再做生意，但只限于理论认识，尚没从经商的实际恶果上来具体领会。 　　一般农民群众和其它乡的大部份干部对经商的坏处尚没有认识，虽然很多人经商赔了钱、使农业生产受了损失，或被政府下令不准贩粮而停止了经商，仍然认为经商好，可以多赚钱。赔钱还是运气不好；农业生产虽受了损失，并不痛心，因经商赚的钱，抵偿些损失后仍绰绰有余；政府不准贩粮只得不贩，但贩粮赚钱是事实，明里没说的，背地有怨言，有些农民还公开向制止农民贩粮的干部说：“我公粮交了，又不欠哪个的，你还管什么？”反对限制贩粮。目前除听到总路线宣传的农民已不再经营粮食外，而没有听到总路线宣传的农民，现在仍继续做着各种不同的生意。（崔葆章） ## 四 川 省 　　【四川分社11月23日讯】四川省各地农民存在土地改革后，经济上升很快。据省委估计：目前各地农村中中农户数已占总农户数的50%以上。随着经济的迅速上升，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也有了普遍、迅速的滋长。从各地揭发的材料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普遍发生卖地、出租、雇长工、放高利贷、买青苗、典地等剥削行为。据什邡县今年1-10月的统计：该县农民互相买卖田地90亩；房屋98间。隆昌县第六区在一个月内，农民出卖土地的即有四起。彰明县河西乡栽种附子（药材）的农民，因今年附子价钱高，差不多每户都买了田。各地中、富农放高利贷的情况也很多，他们以“自由借贷”为名，但利率均在50%以上（以三个月或半年为期）。荣昌县有20-30%的区乡干部放高利贷，隆昌县锣星乡中农僮光富借给贫农徐建章三石谷子，仅三个月时间即收回六石。各地买青苗以青黄不接的时候为最多，隆昌县一个乡在秋收前买青苗的即有十二户，他们以低于市价40-50%的价钱买进黄谷100多石。 　　（二）数量相当多的农民弃农经商。据什邡县的统计，今年1-10月全县有1110多户农民申请经商，奉节县朱衣乡在今年秋收后做生意的农民共达230多户。隆昌县四合乡农民魏兴齐把土地佃出去不种，自己到重庆去做花生生意，回来时戴上了手表，穿上了皮鞋。他认为：做生意钱来得快，比做庄稼有出息。中江县柏树乡农民龙怀全从今年五月起一直在成都、理县等地贩卖鸡蛋，把庄稼全不放在心上，以致他今年的水稻有1/3白了穗。农村党、团员、干部做生意的也不少。双流县金华乡18个党员中，有10个做买卖，因而支部会都开不起来。壁山县青杠乡98个团员中，有28个经商；中兴乡五显村11个团员中，除一个支委与三个妇女外，其余七个均从事商业活动。该村团员常常在开团小组会时，不是讨论工作，而是讨论如何做生意。青杠乡党、团支部大会常常开不起来，有的团员长期不参加团的会议，但参加工商联召开的公议却很积极。工商联在农村中有很高的威信，全区二百多个手工业工人也归它领导。许多党、团员与私商的关系很密切，有些竟已到了彼此不分的地步。青杠乡安乐村村主任、共产党员刘开义将自己的团章放在粮食奸商任子云家里。任子云今年秋后曾四次出抢粮食破坏政府收购，经政府发觉后将其逮捕法办，刘开义还替他辩护，说他没有买粮食。 　　（三）抢购粮食，囤积居奇。这种现象在农村很普遍。据双流县调查：该县每个乡都有三、四户囤粮50石以上的，个别有100石以上的；每个村都有二、三户从事粮食投机剥削，他们囤粮10-30石（每石约合300余斤）。另据该县黄甲乡七村调查：该村共有150户，囤粮50石者一户，10左右者六户，7石者一户，一石至五石者九户，一石以下者41户。囤粮户占全村总户数的32%。这些囤粮户中以中、富农为最多，如双流县杨公乡富农叶玉成开有纸厂，现存有七、八年的菜籽，他利用亲友或拦路截购，以高价抢购大米，凡到他家卖米的，一斗要多得1400元至2000元，因此他家比上公粮还热闹，现他已囤大米2万斤以上。 　　（四）互助合作组织涣散。表现在：一、农民普遍存在单干思想。各地不少农民认为互助组“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不如单干强。因此要求退组，或即使留在组内，也挂个虚名，不肯互助。双流县的旗帜卢胡林互助组，九户人中由于有五户人退组做生意，该组现已垮台。什邡县尹泽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因为今年自己多收入了2000斤大米，想多种烟田发大财（而在合作社内不能多种），因而坚决要求退社。隆昌县四农、石碾等乡有22%党、团员退组单干。二、组内剥削逐渐盛行。有些互助组内，故意把农具的价格提高，隆昌县四合乡李立文互助组，秋后规定使用犁头一天1000元，耙子1000元，水车1000元，使缺农具的组员大吃其亏。有的互助组并以招收牧童为名，进行雇工剥削。三、合伙买地方做生意。如隆昌县新民乡杨聪文互助组全组凑了84万元买了一块地方，修了一家饭馆做生意；和平乡冯正久互助组，专门给合作社加工大米稻谷赚钱，群众叫他们为“赚钱互助组”。 　　（五）由于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滋长，不少农民抗不交粮。有的农民说：“一年不交公粮小翻身，三年不交公粮大翻身，合作社买不到我们的粮彻底翻身。”温江县兴隆乡一村农民在今年夏征时曾集体抗交公粮；双流县一个特等农业劳动模范，因为政府对他的川芎征了15%的农业税，竟“理直气壮”地向省上告状。有不少地方的农民拖了两三年的公粮不交，他们说：“不交，他（指政府）还是没有办法。” 　　四川省各地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如此迅速普遍滋长的原因，主要是：一、四川农村没有直接受到抗日、解放等战争的破坏，农村经济恢复起来快，发展也快。四川省农业生产去年已恢复到战前水平，今年已经超过。二、四川自然条件好，灾荒也不多，加以连年丰收，目前每个农民平均已有粮1000斤以上。三、城乡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引诱，农民在小私有的经济基础上，最容易接受他们的影响。四、今年过份强调了对农民的宣传保护私有财产和“四大自由”，对农民进行互助合作、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前途等教育不够。（宋禾） ## 甘 肃 省 　　【甘肃分社1日讯】甘肃省最近召开了互助合作会议，据参加会议的代表反映，甘肃省各地农村干部、互助组农民中，较普遍地滋长着资本主义倾向。 　　（一）互助组经营商业。张掖县四区南庄乡互助组合伙开小铺，组员们说：“不搞商业，光靠几亩地能顶个啥事。”渭源县五区一个互助组，从银行贷款400多万元，来往陕西省南郑县等地做生意，结果地里的草没人锄，庄稼熟了没人收。臬兰县新城川河乡党支部书记苏有良，和别人合资1000余万元，做投机生意，并准备卖地。灵台县马区聚良互助组，用贷款烧瓦两窑，赚钱400多万元；该组原计划以烧窑所得的款购买解放式水车，扩大再生产，但现已改变计划，准备继续烧窑做生意。 　　（二）雇佣长工现象逐渐增加。临洮县漫洼区乡支书张文蔚，以结兄弟为名雇长工二人。古浪县有些农民说：毛主席给咱们分了地，将来也雇个长工享几天福。张掖县四区南庄乡贫农冯保林，自己好劳动，只有11亩地，今年也雇了一个长工。 　　（三）放高利贷。成县青年团员工张光俊把一匹马和三间房子卖了，买青苗、放帐；仅放帐即收粮达90多石，干部问他时，他说：能允许自由借贷，为什么不能放帐！宁定、镇原等县农村借贷，春借一斗夏加半，或是借粗粮还细粮。兰州市郊区农民借贷利息，有高出月息十分的。 　　（四）囤积粮食。永登县保家湾一户富农在修铁路中赚得1000多万元，全部囤了粮。隆德县兴隆区农民魏文长，有牛、驴共六头，他以卖了四头的款买粮存。兰州市农民李含福（劳动模范）将卖菜所得的700多万元，购买面粉80多袋。渭源县首阳乡农民陈波（翻身户）把分到的五亩地买了贩粮，现他家存粮百余石。定西县二区高峰乡青年团组织委员王世海，不但自己将粮食卖给私商，并动员其它农民把粮食也卖给私商，从中取利。静宁县东乡农会主任何永发自己有余粮不但不卖，还以卖瓜菜的钱囤积粮食。 　　此外，卖土地、牲畜的现象也很严重。隆德县今年屠宰牲口1700百多头。华亭县高山区四乡有三十多户农民出卖了土地、耕畜。渭源县连丰乡有十三户农民出卖土地六十三亩五分，其中除两户因生活困难，一户卖地打算囤粮外，其余都系二流子等，有的还说，反正政府不会让咱饿着，卖完了再说。清水县一个行政村今年出卖土地四十多垧。（冯森龄） ## 青 海 省 　　【西北总分社2日讯】青海省全省共有互助组25000多个，其中当年互助组占7.3%。部分互助组曾进行高利贷、经商、包工等资本主义的活动。如西宁市白寿银互助组放弃农业生产，专门组织农民在小桥包工，白寿银充当“把头”，从中渔利。民和镇四区六、七两乡有九个互助组开布店； 一区二乡王永泰互助组用油菜籽放青苗到庄稼成熟时，每斤菜籽收回小麦五升或豆子六升，从中获利七、八倍。湟源县有的互助组甚至将从银行贷到的款，再以高利转贷给农民。以上偏向，青海省各地正在注意纠正。（胡越摘自“青海省各县建设科长联席会议总结”）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3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