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和湖北浠水县等地农村干部学习总路线中暴露出的糊涂思想

　　<高方>

　　【西北总分社二日讯】目前，陕西省各县三级干部会议大多数接近结束。陕北地区大部分县的干部正在学习总路线，陕南地区已开始布置粮食统购任务，关中各县於本月底即可先后结束。渭南、宝鸡、南郑等专区均已开始试办。

　　各县在三级干部会议初期，一般干部对总路线总任务认识模糊，对统购粮食工作感到困难很大，甚至有抗拒情绪。经过学习后，上述情况已有改变，但仍有以下一些反映：

　　(一)对总路线总任务的认识：一般干部在学习后普遍感到对目前总的形势较前明确了，但有许多干部对总路线缺乏全面的了解，如只谈工业、农业，不谈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不能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总路线联系起来理解等。有的把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理解为啥事都不作了。光发展重工业。有的干部认为国家已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因而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有的干部还存在着许多错误的看法。如兴平县九区乡乡长贾崇斌说：“百人百性，那还能组织起来，亲兄弟还分家呢！”有的说：“互助合作运动搞了几年了还是那个样子，还不如让农民自发的发展哩！”有的人顾虑：“将来工业发展了，人都到工厂去了，怎么发展农业呀！”中共兴平县九区二乡支部书记王生义说：“社会主义到时候一定能来，这是社会发展规律。”有的认为“到时候把拖拉机开来，农民自然就组织起来。”另外，有个别干部认为：“我们应该发展资本主义，将来把资本主义一没收就到了社会主义。现在何必找这么多麻烦。”长安县郊杜区十一乡乡长卢志敏说：“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香香穿洋洋，穿绸挂缎，坐汽车随便”。渭南县有个干部问：“过去对民族资产阶级是联合，现在为什么要排除?”有的干部说：“国家总路线为什么要统购粮食？”

　　(二)对於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反映：有的干部认为实行粮食统购是“把农民搞穷了，逼着农民走社会主义”。有的认为：“统购对农民没有好处，是整农民。”或说：“说农民自发势力是反动的，是否过火？”“国家可以储备粮食，农民为啥不可以？”“统购粮食是违反私有制。”“国家工业化没有粮食，为什么不可以少搞一点工业？”“工业化没有粮食，为什么不多出一些钞票？”各地干部对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能够刺激小农生产积极性和促进互助合作的发展思想上都搞不通。

　　(三)对接受任务的态度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对总路线总任务有了一些认识，对完成统购任务的信心也因此提高了，因此情绪高涨。如富平县在讨论任务时，有一百五十九个干部(占参加大会干部总数百分之二十八)自动报名要把家里余粮卖给国家，自报卖粮数目共计十万多斤。

　　二、口头上接受了任务，但思想上还未完全通，因此抱着边走边看的态度。如有的干部说：“任务来了干着再看吧，能完成多少算多少。”长安县细柳区一个乡长看别人挑战他也挑战，问他为什么，他说：“不挑战怕人家说落后。”

　　三、接受了任务，但认为说服教育不能解决问题，非强迫命令不可。如乾县某乡干部侯振远说：“农民如不把余粮卖给国家，依法惩办几个就完成任务啦！”该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四百一十六人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认为非强迫命令不可。有的干部对困难估计不足，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咸阳县一区王守仁说：“只要根据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原则就行了。”长安县三桥区一个团委干事说：“这次下去和农民来一个三下五除二就把事办了。”

　　(四)家中有余粮或感到完成统购任务有困难的干部，思想上有抗拒情绪。如有的干部说：“任务越大越好，虱多不痒，债多不愁”。有的干部说：“越大越有抗头”。兴平县九区建设助理员陈绍俭说：“完不成任务谁还能把人问个斩罪。”有抗拒情绪的以乡级和区级干部居多。有个别干部甚至根本不接受任务。如咸阳四区龙岩乡乡长刘瑞林说：“把枪支放在老子头上，用大炮轰也是收购不下粮食。”高陵县和耀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由於区、乡干部抗拒情绪较大，到十一月二十七日统购任务还未分配下去。

　　另外，郿县干部在学习总路线时，一个副区长王相杰因过去曾将“五反”中商人罚款擅自退还一部分，在会议上坦白后投井自杀，经抢救后头部和腿部已受伤，但生命还无危险。汧阳县一个乡长过去工作中有缺点，听了总路线报告后，以为要整风，一天早晨私自逃跑回家。临潼县一个乡支书张明汉在会上讨论总路线时，自己把头上打了个洞(原因不明)。(戚元珍)

　　【湖北分社七日讯】土改后，浠水县各级干部对许多基本问题都存着不同程度的糊涂认识与错误思想，最主要的表现是：

　　(1)对农村工作的总方向不明确，认为农村工作单调、没前途，不安心农村工作。自从反对向农民进行关於社会主义的歪曲宣传(如说社会主义是吃大锅饭)后，干部们就不敢再提“社会(主义)”二字了；工作更被动，上级布置一件作一件，不布置就不知作什么。有些干部的看法更简单，认为土改后农村工作就只两件：征粮、抗旱，因此感到没有什么搞头；对农业生产和国家工业建设的关系，更是模糊，他们说：“搞工业有毛主席，有国家，我是农村干部管不着!”有人觉得“土改后干部没本钱了，农民疲蹋，不好发动。”因此很多人不安心农村工作，知识分子干部想进城；农民干部想回家生产当劳动模范。

　　(2)对农村中的斗争对象不明确，相反竟有意无意地支持了城乡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不少干部认为土改后农村中的主要斗争对象是“大自然”(风、旱、水、虫等灾害)，认为过去革命是“流血斗争”，今后是“流汗斗争”(生产)。对资产阶级没想到要改造，只觉得共同纲领上规定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四大朋友之一，认为目前是发展资本主义，“养肥猪吃大肉”，将来社会主义一到，一道命令全是国家的；为了“彀服友和不犯政策”。不少人对资产阶级就束手束脚。不少区干部公开替私商叫苦、抗税、打击税收人员，直到最近区干部来县集中学习总路线时，很多人还准备告税收人员的“状”，说把商人逼得太“苦”了；很多区干部轻视、厌烦国营经济和合作社部门，财经干部到区工作时，就嫌其麻烦，“防碍中心工作”，说：“你们是来做工作呢?还是破坏工作?”蔡河区政府秘书南汉章想把私商大大发展一批“建设蔡河”，对税收不满，漫骂税局不执行六项措施，并让私商写对税收干部的意见向政府反映；原来他已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他到私商那里，点烟、倒茶殷勤招待，买一千元的糖比别人两千元的还多，他已经无论什么东西都到私商处去买了。该区干部郭少斌积蓄的“包干”，都拿回家去让他哥哥放高利贷。据全县十一个区(缺一区)不完全统计，区干部有资本主义剥削行为(雇工、经商、放高利债、囤粮)者七十七人，占区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

　　经过学习总路线后，该县各级干部明确了今后长期过渡时期之总方向和斗争对象，懂得了党的政策、农村工作的内容和重要性，绝大部分干部都很兴奋，情绪普遍高涨，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许多人沉痛检讨、批评了自己的错误思想，表示坚决克服，提出保证做好这次的宣传总路线和购粮工作。三店区全体区委并写出书面保证，一个过去运动一来就跑回家“避难”的区干部也表示：“绝对不回去，坚决干到底”；有些干部并表示在这次购粮宣传运动中立功、争取入党。团坡区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干部，原已为自己年岁大了，想回家种田、喂猪，收入吃用不完，小孩上学，自己努力生产当“劳模”，过舒服的家庭生活；学习后情绪很高，取消了原来打算，表示：“老了，我也要到社会主义去看看，不落人后!”

　　但学习后还有些人存在着以下几种错误的认识：

　　(1)对资产阶级有“左”的情绪，想一脚踢开。县银行副行长觉得对资产阶级又要利用，又要限制、改造太麻烦，说：“懒费事，一下子搞掉算了！”汪岗区委书记说：“国旗上的五个星有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干脆把五个星改成一个独星算了。”

　　(2)对农民，有些人强调其落后、保守自私、自发势力严重，不好教育、改造；有些人对农民参加互助合作共同富裕共同上升的道路认识不够，说：“不准做生意，农民今后怎样会发财？”也有个别人反对领导互助合作运动，说：“不互助一样生产、增产，抗旱车水时自然就组织起来了！”

　　(3)认为过去许多政策，如共同纲领上规定的“四个朋友”，农村的“四大自由”，中南行政委员会颁布的活跃初级市场的“六项措施”，发展农村生产“十大措施”等等，都错了；“查田定产”也错了。认为过去做的许多工作都不符合总路线的精神。

　　(4)学习粮食政策时，许多干部有单纯任务观点，怕给自己的购粮任务分多了。(崔葆章)

　　【东北总分社三日讯】黑龙江省各县为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开展计划购粮工作所举办的区村干部训练班上，反映出区村干部对总路线的认识上存在如下问题。(一)缺乏领导互助合作的决心和积极性，各县有不少干部提出：“总路线好是好，就是互助合作不好领导。”他们把总路线与实现农业合作化对立起来。(二)有些干部一提到大约十五年左右实现社会主义，便考虑到自己的马怎么办?车怎么办？有的党员觉得“自己是是党员，该添车买马扩大生产；但一想到买马，又担心将来这马会白给大家夥。”(三)某些地方对“小农经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讲解的不清，引起了区村干部的误解。如海伦训练干部中有的干部认为“小农经济”是“经济犯”，“改造”以为像“劳改队”、改造二流子那样改造。因此有的村干部提出叫“小农经济”不好听，应当叫“小门小户”。海伦县委在学习总结时决定不准向农民讲“小农经济”和“改造”。还有的县在宣传时，把总路线改称“大路线”。中共黑龙江省委发现上述问题后，已通报各县县委加强教育，注意纠正。(高方)

　　来源：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53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