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接触到的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

　　<《文艺报》编辑部整理>

　　胡风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在解放后一直是十分猖獗的。他们利用着一切机会向党及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进行着有组织的攻击。自然，他们的触角也不能不伸到编辑部来。下面所揭露的，就是几年来我们在编辑工作中所接触到的关於胡风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的一部分事实，这些材料是很不全面的，但就是从这些很不全面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出胡风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的一些面貌。

　　一九五○年，一卷十二期“文艺报”上发表的“新诗歌的一些问题”（笔谈）中，萧三同志和沙鸥同志的文章在谈到当时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时，批评了胡风的“安魂曲”和“欢乐颂”，认为它们夹杂着个人“牢骚”，并且采取着自然主义的方法描写劳动人民的受压迫，因而不仅不能引起人们对压迫者愤慨的情绪，反而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二卷四期上发表的何其芳同志关於这一问题的文章“话说新诗”，也批评了胡风的“光荣赞”和“欢乐颂”，认为这些诗的作者“发了一些不应该有的牢骚”，对批评了他的人表现了“咬牙切齿的”“气愤”。同时，当时在北京出版的“大众诗歌”第六期上，也发表了黄药眠同志对於“时间开始了！”的批评，这些批评今天看起来，无疑是十分不够、十分温和以至有错误的。因为，这些诗的错误的性质也不仅仅是“发牢骚”和什么“创作方法”的问题，而是胡风在用诗的形式，贩卖他的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宣泄他的对党、对中国人民以至进步作家的疯狂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和对他们进行诋毁。但尽管这些批评是如此地温和和不够，它们的发表却立刻招致了胡风反党集团的仇视和敌对；起而攻击批评者和“文艺报”，维护和保卫他们的大主教。其中最突出的是张中晓（即罗石，原来在浙江绍兴，后调新文艺出版社）等一夥胡风反党集团分子，他们用各种伪造的社团的名义，化成几十种名字：如张筱中、张荫栖、张分、张芬、胡栗、黄人、方志、张天、王洪……写信到编辑部疯狂地谩骂和诋毁批评胡风的人为“蛆虫”、“低能兼下流”的“昏话”、“低能的蚊子”、“泼妇”、“瘪三”，骂“文艺报”为“蛆虫们的独占物”，甚至用在胡风反党集团中所常见的彻头彻尾的流氓口吻谩骂：“谁要再说昏话，我就要×他祖宗十八代……。”把革命文艺工作者对於胡风的批评，说成是：“因为历史的奔流（即胡风反党集团的势力）过於强大了，弄潮而戏的蛆虫们是免不了的。”真是气焰万丈。甚至用几十个人的假座谈会记录，威胁和恐吓“文艺报”以后不许再发表所谓对胡风“泼污水”的批评！

　　这是解放后我们所接触到的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第一次大规模地向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的进攻。而这进攻就是在胡风亲自指挥之下进行的。胡风认为他的狂热宣传个人野心家的“光荣赞”等“发表了后，在读者里面引起了热潮，但文坛却想抹煞它，压下它。”（舒芜：“关於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所谓“文坛想抹煞它，压下它”，就是指的这些批评。胡风恨透了这些批评，但他还不曾亲自出马，而是在幕后指挥，鼓励他的走卒们为他冲锋陷阵，开拓阵地。在胡风一九五○年十一月十日写给以罗石、张中晓为首的所谓“探索文艺社”的信（此信现存编辑部）中，这样写着：

　　……

　　谢谢你们对於“时间开始了！”的注意和关心。……你们诚挚的心把它的力量读大了，但我当然是得到了鼓励的。它能使读者真诚地去生活，去斗争，这对我是太大了的欢喜。

　　那些批评，我一言未发。由於自己说话很困难。读者里面有所感的似乎不少……因为我是作者，所以还不便说什么。我想，如能展开讨论，不同的看法就有可能现出内容来的。

　　……

　　接着便是要他的走卒们“写文章来”，公开“打笔战”。这一群走卒便在胡风的这一授意下，摇旗呐喊起来了。

　　一九五○年三月“人民日报”对阿垅的反动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批评，“文艺报”二卷三期转载了它。如袁水拍同志在去年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所指出的，阿垅对这批评展开了进攻。配合着阿垅的进攻，罗石、张中晓这群胡风反党集团分子也立刻动作起来，对於这一批评发出狂吠，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他们所谓“‘主角’论的提倡者”，企图树立起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理论旗帜，证明阿垅的反动思想是“重要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推翻的”。

　　但是，胡风反党集团的这种进攻，是无论如何动摇不了我们的。

　　於是，胡风反党集团改变了进攻的策略，他们师承着胡风的所谓找“缺口”突破的策略，纷纷写稿来，批评何其芳同志在“人民文学”一卷二期上的“文艺作品必须善於写矛盾与斗争”，认为它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借尸还阳”（这也正是胡风长期以来反对工人阶级世界观的藉口之一），反对文艺作品去写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在反对的同时，就宣传着、贩卖着胡风的主观唯心论，诸如什么“我们认为，所谓艺术创造，是作家主动的把握深入，和对象进行相生相克的冲击过程”，以及“现实客观只有通过作家主观的把握力，……才能创造出活生生的形象”；批评胡绳同志过去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批评荃麟同志在“文艺报”三卷一期上发表的“论文艺创作与政策任务相结合”……批评和谩骂进步的作家，说碧野等是“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分子”，臧克家是“虚伪的”、“投机的市侩”……企图转移斗争目标，混水摸鱼。甚至还想钻批评萧也牧的空子，来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卑鄙而阴险的用打击三个作家抬高另一位作家的办法来破坏我们文艺界的团结，并且还提出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问题：如杜勃罗留波夫的“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中有一句“人民的自然追求的”“活的追求之力”，於是就提出了一系列的关於“生命力”的问题，以及很多关於波特莱尔、易卜生等一类奇奇怪怪的问题，想从我们的回答中找出“错误”或“缺口”，作为他们反击的藉口。

　　“武训传”批判运动开始后，胡风反党集团又乘机活跃起来，利用着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肃斗争，进行着他们可耻的、阴谋的反党活动。他们敌对党所领导和号召的展开普遍的批判和学习的运动，认为这样大张旗鼓的批判，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轻视和污蠛，是否定文艺工作者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它只是少数人的事等等，在这样的藉口下，企图把锋芒指向党的领导及党的领导干部。当时，胡风反党集团的罗洛、耿庸等在上海各报上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如“论诚实和负责”（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文汇报”），“论‘武训传’问题讨论中的一些偏向”（同年七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中心思想就是宣传这样的论点。“文艺报”五卷四期上所发表的胡风反党集团分子张禹对於夏衍的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批评，就正是胡风集团这种情绪和阴谋的一种反映。张禹的文章极力地攻击着上海市文化局和其领导者夏衍同志，企图把全部责任推到“领导”身上，包庇着耿庸、罗洛等在反对“人人有责”的藉口下，企图缩小思想改造的意义和范围（只是追究个别人的错误和责任），认为展开全面的批判运动，是不“真诚”的，是对文化工作中的“严重思想混乱获得分摊的安慰”。当时，由於我们缺乏警惕，为胡风反党集团的狡猾手段所欺骗，错误地发表了张禹的文章。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风反党集团为了达到反革命的阴谋，简直像托洛茨基匪帮一样，怎样恶毒的、无孔不入的从革命内部对於我们的革命事业进行着阴险、卑鄙的破坏，利用着我们工作中的任何所谓“缺口”。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

　　而在我们的编者按语中指出了耿庸的论点的错误后，胡风反党集团的分子还化名写信到编辑部进行攻击：认为我们是“官官相护”。

　　在此先后，罗石在“文汇报”（同年五月十五日）上发表了“略论我们的文学批评”的文章，企图抹煞所有的一切批评，正像胡风在最近的“意见书”里所做的那样，罗石在那时就认为批评使得我们的文艺创作“空虚”、“脆弱”、“枯萎”起来了。并且反对着文艺批评的“政治原则”，宣扬着胡风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作品的“思想程度渗透与艺术程度，艺术程度包含着思想程度的。它的成败完全根源於作家对於人生现实底拥抱和深入”，并用主观唯心论的“强烈的人生愿望或人生要求”的批评标准，代替文艺批评中的政治原则。

　　过了没有多久，路翎先后又两次写文章到“文艺报”编辑部。对於批评他的文章展开了反攻，认为对於他的作品的批评是“诬栽”和“陷害”等等。这不能不说是胡风反党集团有预谋的一种配合。

　　一九五三年，据通讯员反映，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在新文艺出版社胡风反党集团分子的支持和授意之下，拿到胡风反党集团的根据地——泥土社出版了。耿庸像胡风一样，企图打着鲁迅的招牌，抗拒党的思想改造运动。

　　胡风集团的另一分子朱谷怀（原“泥土”杂志编者）及其他胡风分子们则来信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於胡风的批判（载一九五三年“文艺报”第二、三期），认为对胡风的批判是“莫须有”的罪名，其他分子则到处散布着这一斗争是所谓“宗派纠纷”，是所谓“上海香港之争”等等，破坏对於胡风反动思想的批判。

　　而实际上被胡风反党集团所操持着的新文艺出版社，则打击着进步作家，出版着、并极力推荐着胡风反党集团分子的著作，扩大着自己的阵地和影响。这问题因另有专文谈及，这里就不详加介绍了。

　　在这一个时期内，他们并且采取着这样的“战术”，即写别的文章来借题发挥，如谈契诃夫，即大谈“卑微的感情”、“琐细的生活”；谈公式化、概念化，即大谈“真实的人生态度”等等。

　　去年，“文艺报”的错误发生后，胡风反党集团开始了有组织的、全面的进攻。像“武训传”批判运动时一样，他们想藉机把锋芒指向党的领导。不过这次来得更猖狂。胡风和路翎一唱一和地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带头对党、对人民进行了挑战，胡风狂妄的挑衅性的发言大家已经在“文艺报”上看到了，路翎也赤裸裸地向党向人民进行了挑拨和诬蔑，并且卑鄙无耻地造谣生事（见一九五五年三月号“戏剧报”上当事人吴雪的驳斥），用“宗派主义”“军阀统治”等一切恶毒的字眼诬蔑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和胡风的进攻相呼应。紧接着又写了长达四万余字的“为甚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极尽诡辩、诬蔑的能事，把文艺界对他所进行的原则性的批评，说成是对他的阴谋陷害。接着各地胡风反党集团分子便起而响应。例如，据上海的通讯员反映，在上海，胡风反党集团也是把主要的锋芒针对着文艺领导和“文艺月报”，与在北京的胡风符节相合。在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这一集团的分子耿庸、王戎、冀汸的发言，都说“文艺月报”不发表他们的文章或批评他们的作品是压制他们，并诬蔑说是“政治上的陷害”等等。而且王戎曾向“新民晚报”提出“包干”一个“时事小品”的专栏，并提出三个条件（1）这一栏由他个人负责，报社不得干预；（2）这一栏其他任何人不得搀入写文章，所有文章均由他供给，（3）他所组织的作者姓名、地址一概秘密，报社不得查问。企图为胡风反党集团开辟据点。而且还要阴险地保持秘密。同时，为了“安定人心”，他们并造谣说，“毛主席是支持胡风的”，“‘人民日报’发表许多批评胡风的文章，读者是不同情的”等等。

　　胡风反党集团的其它成员差不多同时都开始了进攻。据上海通讯员反映，阿垅在运动开始后，曾写了三万多字类似胡风的意见书的材料寄给“文艺月报”，反击对於他的一切批评，并且要胁编者必须发表；朱谷怀屡次写信到编辑部来，对於这一运动进行抗拒和诬蔑；欧阳庄写了“从四年来批评路翎中看文艺批评的党性原则”，企图彻底否定所有一切对於路翎的基本上是正确的批评，诬蔑这些批评是“宗派主义的阴谋”；张中晓写了长达万余字的反对对於“这里没有冬天”的批评，宣传着同样的论点，为胡风反党集团的另一成员冀汸吹捧辩护。他们并且都用一种狂妄的态度，一再“命令”编辑部，认为编辑部没有权利不发表他们的稿件。而据通讯员反映，冀汸自己也写了反批评。

　　运动开始后，胡风集团并且采用了这样的“战术”，这就是：他们化成很多名字，写了很多和运动无关，或虽有关系但却十分琐细枝节的问题的文章，到处投寄，企图混水摸鱼把斗争的步骤打乱，目标转移。例如，胡风反党集团骨干之一的耿庸以郑炳中之名写给“文艺报”编辑部的批判张禹为“野草探索”所写的序文，就是明显的一例。耿文中谈了一些十分枝节的问题，企图用这些问题把人们从当前所全力进行的对於胡风的批判的斗争中引开。

　　但是运动还是继续深入了。人们对於胡风反党反人民的阴谋活动的愤怒浪潮愈来愈凶猛地冲击着胡风反党集团。这不能不使他们考虑到这样公开的、明目张胆与广大人民为敌的行动对於他们可能带来的溃灭的结果，於是他们就又狡猾地、迅速地转成了退却的策略，企图用虚假的检讨，继续蒙骗人民。在胡风的虚假的带头之下，路翎开始了假检讨，在剧协召开的胡风思想批判会和作家协会召开的路翎小说批判会上，路翎隐瞒起自己和胡风反党集团的真实关系只字不提，却虚伪地、简单地用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把自己遮盖起来，并且写了两万余言批评什么胡风的所谓实践观点，来掩护胡风退却。据通讯员反映，在上海，很多原来准备公开在会上发言的胡风反党集团分子（如罗洛），转入了沉默状态；王戎原先谁也看不起的，现在居然也奇怪地见人就点头握手，执礼甚恭了。张中晓以“需要修改”的藉口，从“文艺报”编辑部要回了他的反对孔罗荪同志对於冀汸的批评；阿垅也匆忙地从“文艺月报”编辑部索回了自己的稿件。并且在最近天津文艺界举行的阿垅思想批判会上，像念经似地三番五次唱起骗人的思想方法问题来了，想把他的长时期以来积极的反党活动，轻描淡写地说成只是由於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绝对性”，想在这样的欺骗下蒙混过关。胡风反党集团的另一重要的骨干方然，也向“文艺报”编辑部送来了类似的假检讨，并且还写了反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章。……所有这一切难道只是一种“偶合”吗？从上述的胡风反党集团的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和他们有计划的对党的敌对行动看，绝对不是的。它说明了胡风及其反党集团中死心塌地尾随胡风的分子在进行新的巨大的阴谋，想用退却把自己保存起来，等待时机再来进攻。

　　但是，不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批判自己，揭露胡风，重新作人，”（“人民日报”五月十八日“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编者按）而想用两面三刀的办法继续与人民为敌，这种欺骗的伎俩，二十年来人们已经受够了，绝对不会允许其继续随意玩弄的。胡风反党集团分子应该在“重新作人”和与人民为敌到底二者之间选择自己的道路。

　　来源：原载《文艺报》1955年第9、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