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露和谴责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 叶圣陶的发言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胡风的问题还不在他在什么思想上理论上犯了错误，胡风的主要的问题在他一直在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本月十三日报上披露的胡风给舒芜的那些信，已经够叫人愤怒了。二十四日报上又披露一大批他的信，那些信更叫人愤怒。看了胡风的那些信，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胡风一直在对他的喽罗发号施令。胡风指使他的喽罗混进党里，混进人民团体里，建立据点，探听情况，偷窃文件，收集材料，积蓄力量，积极准备对党和人民政权的疯狂进攻。最近，胡风集团的全面进攻完全失败了，胡风又赶忙布置，叫他的喽罗作假检讨，暂时全线退却，等候时机再来反攻。

　　这种两面派的阴谋手段，跟“联共（布）党史”里讲的托洛茨基分子相比，可以说丝毫没有区别。他们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让反革命政权复辟。看最近出版的“文艺报”，从曹禺先生的文章里，知道台湾的广播已经为胡风的“勇敢”的进攻喝采了。这更叫我们认识清楚，胡风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跟美蒋特务机关的罪恶活动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必须把胡风清洗出去。

　　我完全同意开除胡风的会籍，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并且建议四川省撤销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对胡风集团的组织和罪恶活动，还要继续调查，直到水落石出，彻底弄清楚。

## 夏衍的发言

　　从我们革命文艺队伍里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的一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身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

　　这个毒瘤长在我们身上已经二十多年了。看了现在已经揭发出来的材料，再回想一下过去，我们真是太麻痹、太缺乏敌情观念了。

　　二十多年以来，对于胡风及其一派人的思想言论，我们是不是一点也没有觉察到他们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呢？应该说，早已觉察到、认识到、而且也作了斗争的；对这一派人的行动作风，是不是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诡秘、狡诈、不正常呢？应该说，很多人是感觉到、而一直认为难以理解的；对胡风这个人的政治背景，是不是一直没有怀疑过呢？也应该说，早已怀疑过的。在抗日战争前怀疑过，在重庆时期怀疑过，去年他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言之后，更是一直怀疑着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怀疑过，有没有斗争过，而在于我们缺乏足够的政治警惕性，没有彻底弄清楚这一派人的政治本质，所以直到最近为止，我们始终只把他们看作思想上的异己分子，而没有认识他们是巧妙地隐藏在我们队伍里的最阴险的政治上的敌人。

　　现在，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帮助之下，终于把这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的本质在广大人民群众前面揭露了。认清楚了这个反动集团的性质，看清楚了这个反动集团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我们就更有勇气和决心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来把这个反动集团从我们队伍里清除出去了。

　　二十多年，我们实在被迷惑、被欺骗得太久了。由于缺乏应有的政治敏感，缺乏对阶级敌人的高度警惕，我们就听任胡风“联络人”、“争取人”、“从事开辟工作”，甚至听任他们在上海利用刘雪苇、彭柏山等担任文教宣传工作的党内干部以及新文艺出版社这样重要的出版机构，来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而使我们的革命事业遭受到极大的损失。

　　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长期隐藏在革命阵营里面，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主要是由于他们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用马克思主义的言辞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用拥护共产党的姿态来反对共产党；第二是他们有一整套反党反人民的政治纲领、行动纲领，而进行这种反革命活动的时候又有十分缜密的战略战术部署；第三是他们用极其隐秘的方法，组成了一个组织得很好、又很狡猾的反动集团，而这个集团中还竟有少数党的干部。他们就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来迷惑我们，麻痹我们，一直钻到我们的要害地带，从内部来瓦解我们，破坏我们。毒瘤长在我们身体内部，毒蛇就蟠踞在我们身边。

　　在这一次斗争中特别使我们触目惊心的，就是胡风反动集团每一次发动对党和革命文艺事业的进攻，都巧妙地利用了我们思想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利用了我们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麻痹大意，警惕性不高，对阶级敌人缺乏辨别能力，他利用了我们文艺队伍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脱离政治倾向，和某些不团结的情况。阶级敌人一时一刻也没有睡觉，他们处心积虑地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们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在此，我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伟大战士伏契克的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警告。

　　胡风及其反动集团的阴谋活动，已经被揭露了，这个反动集团的本来面目，已经大体暴露了，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阶级斗争只会更加剧烈，更加尖锐。我们必须从这次斗争中取得足够的经验教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认真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改进工作，来保证我们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伟大胜利。

　　最后，我完全同意许多同志们的建议，开除胡风的作家协会会籍，撤销他在文艺团体的一切职务，并建议撤销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

## 孜亚的发言

　　胡风及其反党集团在文学上散布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活动和反党反人民的阴谋，今天在全国人民面前被揭穿，这是全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又一次很大的胜利。这一斗争的浪潮在政治上思想上再一次清醒了我们的头脑，更加武装了我们的队伍。

　　新疆十三个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同全国文艺工作者一道，对胡风及其反党集团进行坚决斗争，这也是我们为党和人民应尽的义务。

　　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反动本质说明它不仅是文艺工作者的敌人，同样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当我们听到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反党反人民的阴谋活动时，感到非常愤怒，感到它的阴谋活动在我们进行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上是莫大的罪行。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时期与各种敌人作斗争中得以巩固发展和取得胜利的。全国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我们党的利益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党是不可战胜的。它领导全国人民能够战胜一切敌人，今天又一次战胜了胡风集团的活动。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着我们的一切行动，因此我们的事业是永远胜利的！

　　我们各族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团结一致，提高我们的警惕性给那些混入我们队伍里面的各种破坏分子以应得的回击，把它们从我们的队伍里面洗刷出去。

　　最后，我代表新疆十三个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建议撤销胡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和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

## 冯雪峰的发言

　　由于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揭露胡风的材料，二十四日又发表了一批胡风的密信，胡风及其集团反党、反人民的阴谋罪恶活动，已经充分地揭开来了。这些材料已经足以证明胡风的行为是反革命的行为，他的集团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阴谋组织。

　　这是一件震动全国的事件。凡是站在人民方面的人，没有一个不愤怒，不痛恨，并且都要毛骨悚然的。二十多年来，我们竟受骗了，我个人也许受骗得还要更多些，特别是在解放以前。胡风混进革命阵营里面来，是在一九三三年左右，那时他参加了“左联”（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我也在上海，但我并没有看出他的虚伪来。后来我离开了上海，于一九三六年夏初回上海工作，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胡风显然已经在从事革命文艺内部的分裂活动了。主要的是，当时的上海是在白色恐怖之下，鲁迅先生同群众和地下共产党员的接触是十分困难的，胡风利用了这种困难条件和我们工作上的一些缺点，在鲁迅先生面前进行了挑拨离间活动。他首先是想破坏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其次是挑拨鲁迅先生和党员作家——如当时在上海的周扬同志和夏衍同志等之间的关系，企图把鲁迅先生从同我们党的亲密关系中拉开，成为他的实现个人野心的资本。当然，胡风的企图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因为鲁迅先生和我们党之间的巩固关系，是任何反动分子的挑拨离间都破坏不了的；但胡风的恶劣行为也起了一些作用，引起了当时文艺界的一些纠纷，带来了工作上的一些损失，而且使当时在病中的鲁迅先生的心情曾经有一度不愉快。当我到上海时，正是鲁迅先生心情很不愉快的时候，我当时觉得他的不愉快是和革命文艺界内部的一些纠纷有关的。但最使鲁迅先生不快的，是一九三六年六月间，反革命汉奸托派分子写信和寄刊物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当即猛烈地给托派以公开的打击了。可是在这之间，鲁迅先生告诉过我，说革命文艺界中曾经有人因为他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左联”自动解散后在一九三六年初在上海新成立的进步作家团体），就企图污蔑他是托派，而这是胡风告诉他的。鲁迅先生当时心中不快，显然也和这种事情有关系；但我当时只把这种情况和托派阴谋污辱鲁迅先生的事实向党作了汇报，却没有去追究鲁迅先生所听到的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更不会怀疑到胡风把这种事情告诉鲁迅先生有什么用意。但今天回想起来，我实在不能不怀疑这种恶毒的谣言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的。看现在所揭露出来的胡风的阴谋的伎俩，至少可以断定，胡风是在进行挑拨离间。这种手段既伤害鲁迅先生的心情，同时又显然是政治性的破坏行为。回想起来，我是觉得毛骨悚然的。

　　胡风以他曾经和鲁迅先生一度接近为资本。但如大家所已经明白的，他并不是真的尊敬鲁迅先生，更没有为鲁迅先生伟大的、牺牲一切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所感化；他只是企图利用鲁迅先生为他达到个人野心和反人民活动目的的手段，从而侮辱和毁坏鲁迅先生，因为鲁迅先生是人民的光荣。胡风在公开的文章中硬要把鲁迅先生说成为开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决不只是胡风理论上反历史主义的错误，而是有意降低鲁迅先生的伟大，这也是符合胡风反党反人民的意图的。但伟大的鲁迅先生决不是任何卑鄙龌龊的反革命分子所可能玷污和利用的。在当时鲁迅先生没有发觉胡风的卑劣行为，这并不是鲁迅先生的过错，在那时我们大家也都没有警惕。实际上，鲁迅先生在逝世前也是曾经对胡风有过怀疑的，许广平先生后来曾经对别人说过，也对我说过，鲁迅先生曾经以怀疑的态度对她谈到了胡风，说：“真摸不透胡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到这里来，总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到我个人，据后来许广平先生告诉我，胡风也曾经在鲁迅先生面前诽谤过我；可见胡风不仅要离间鲁迅先生和周扬、夏衍等同志之间的关系，也想离间鲁迅先生和我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员，我们和鲁迅先生的接近，首先是建筑在党和鲁迅先生的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但我在当时并没有怀疑和警觉，完全被骗了。后来在抗战后期的重庆，以及抗战胜利后在上海，都并没有警觉到他竟是一个戴着假面的反党反人民的阴谋分子。当然，我也一天比一天的感觉到他的狂妄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种种表现，有时觉得他简直象一个恶霸；同时我也感觉到他的思想感情中有极阴暗的一面，好象革命日益临近全国的胜利对他反而不利似的。但我只以为这是他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和没落阶级的意识在他那里的反映罢了，始终认为他在政治上总是跟着我们走的，而错误的思想和意识以及文艺理论上的错误的观点，在政治的前提和同志们的批评之下将会得到改正。但我完全想错了，这说明我的政治警觉性很差，斗争性非常不强，简直是麻痹了；现在完全清楚：胡风坚持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以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政治立场为前提的，他有时流露出来的没落阶级的心理（如他后来在“时间开始了”那丑恶的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样），也和他心中的不可告人的黑暗思想相一致的。在解放以后，由于他的那种坚持错误理论的顽固态度，使我时常联想到他所流露的阴暗心理，有时也就引起了我对他的怀疑，但仍然不曾想到过他会如此恶毒阴险地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有组织的罪恶活动。这里应该指出，我们的警觉性不高，怎样便利了阶级异己分子的长期埋伏；这是一个应该时刻记住的教训。但当然，这在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始终都是以好意的团结的精神对待胡风的。

　　不料他就是人民的敌人！长期以恶毒的手段和阴谋在危害人民、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文艺事业的敌人！我们再不能不提高警惕，认识戴着假面的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性了，他比公开的敌人要阴险得多。谁曾经想到过二十多年来自称在“党的政治纲领”之下“奋斗”的胡风，竟时刻用了包着侮蔑的“微笑”、“集束手榴弹”、“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在对付我们呢？我们有无数同志曾经在反动派监狱中受过敌人特务的毒打，有无数同志是被杀害了，那时我们是知道敌人是谁的；但胡风及其集团在我们身边谋害我们，在未被揭露之前，我们的确不知道敌人是谁。所谓两面派，就是善于用假的一面掩盖着阴险害人的一面。我们必须从胡风阴谋的揭露中得到认识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经验。

　　胡风集团阴谋的揭露，说明了目前阶级斗争的激烈和尖锐。这个集团的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决不只是反对我们在文艺工作中的一些同志的，也不止是他们在文艺界的所谓宗派活动；这是反革命对于革命的进攻。胡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揭露，也不能以为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危害性就减少了；而是相反，恰恰更加证明了他的反动理论的危害性。对于胡风的反动理论以及胡适的反动思想和一切反动思想，必须继续斗争。胡风和他的集团，就是以胡风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而实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武器的。在人民革命时代，反革命的政治活动必然要披着进步的“理论”外衣，在外衣掩盖之下传播反动思想；同时这种采取两面派的手段，进行反动思想的宣传，并始终坚持反人民立场的分子，必然是要发展到反革命的政治活动的。

　　胡风和他的集团已经发展到反革命的政治性的阴谋活动，是完全明白了。

　　同志们，我们必须重视胡风和胡风集团的反革命阴谋，必须继续予以彻底的查究，必须完全揭露和肃清这一阴谋活动。我们必须重视这次事件的经验和教训，提高警惕，把暗藏在我们各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予以肃清，虽然他们是极少数，但危险是极大的！

　　今天的会议应该做出决议，首先把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中清洗出去，撤销其一切职务，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同时号召全国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彻底粉碎这个反革命阴谋组织而奋斗。

## 鲍昌的发言

　　我是天津市的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这几年来，我曾亲眼看到天津文艺界的胡风分子怎样在天津猖獗地进行宗派活动、怎样肆无忌惮地反抗组织、散播反对组织的言论；我看到了天津市党组织怎样在过去向他们进行了批评和教育，而他们怎样狂妄地抗拒了这些批评和教育，我也看到了他们的腐化堕落，把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文联”）搞得乌烟瘴气。同志们！我有许多话要说。我要在这个地方提出我的控诉，我控诉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天津市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首先我要提到的就是胡风思想在天津市的传播。大家知道，自从一九五○年开始，胡风集团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骨干分子——阿垄就来到天津了。他在天津文联当了委员。编辑天津文联的机关刊物，他担负的社会职务虽不很多，但却利用了一切机会进行反动的宣传。他所写的“论倾向性”等反动文章都是在天津发表的；他又出版了“诗与现实”、“诗是什么”、“作家底性格和人物的创造”等数十万字的著作；他并且在南开大学讲课，在工人业余艺术学校讲课。他疯狂地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艺术即政治”“生活内容就是思想内容”这些反动论调都是他在天津的“杰作”。他给我们的工人讲些什么呢？什么“生活就是一条链子，不要考虑去抓哪一环，你随便抓起哪一环，整个链子就抓起来了”；什么“战士打敌人总是找最近的敌人打，写作和这道理一样，写你最接近的生活吧”！“写地主时要用农民的眼光去写，写农民时要用地主的眼光写”；“解放后没有好作品，都是描写技术过程的东西”，等等，就是这样一些反动思想。他给我们的学生们讲些什么呢？“诗是人的主观感情的表现”、“诗就是感觉”等等，就是这些错误的论调。而胡风集团另外一些分子——芦甸、鲁藜等人，也极力鼓吹胡风思想。他们在文联组织创作座谈会，在会上大肆宣扬“到处都是生活”的论调。他们也写诗，在诗里说：“时代的诗人们！请你们来写这样的诗，写我们日常的生活吧：写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也强调“主观战斗精神”，根本否认政治理论的作用。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者”的金字招牌，迷惑了不少人。不是有那些受害的人吗？他们在创作上脱离生活，脱离政治，结果在创作上接二连三的失败。几年来，天津市受过胡风影响的人没有写出任何成功的作品来，这就彻底地证明了胡风理论的破产。

　　中央和天津市的党组织，在过去不是对他们没有批评和教育的。我们知道，阿垄的“论倾向性”、“诗与现实”，芦甸的“女难”，鲁藜的诗，都曾受过善意而公正的批评。但他们却以狂热的仇视进行抗拒。他们根本看不起一切革命作家，经常地对文艺界领导同志和党外进步作家加以恶毒的污蔑。阿垄甚至公然诋毁党和政府。但对他们自己人呢！则是极端卑劣的互相吹捧。芦甸说过：“胡风就是当代的别林斯基，超过鲁迅。”鲁藜说：胡风的话简直就是“一个对人生是非常严肃的生命的声音”。而胡风也把鲁藜捧为“中国少有的诗人”，把阿垄封为“中国少有的理论家”，阿垄也在作品中捧鲁藜为“赤子之心”等等，那些词句是非常肉麻的。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狂妄的卑鄙龌龊的小宗派。

　　以这个小宗派为中心，他们展开了一系列的组织活动。早在一九五○年，他们就开了许多座谈会宣传胡风思想。一九五二年文艺整风时，他们抗拒整风，曾经对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宣传部长黄松龄同志的整风结论联名写信“抗议”。在给党的市委员会写报告时，芦甸并且把报告交给阿垄来“审查”“修改”。他们这种非法的反党活动日甚一日地猖狂起来，直至最近以前还没有完全终止。而且，他们还要发展组织，在青年学生和教师、干部中，物色了一些人，参加到他们的反动组织中来。

　　目前，根据许多被揭发的材料，我们才进一步看到了：这个猖狂的宗派组织原来是和胡风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是反革命性质的。阿垄、芦甸、鲁藜都是胡风的忠实走狗，他们的行动都是根据胡风指示来进行的。阿垄对于“人民日报”的反批评就是这样的，不是别人，正是胡风指示他怎样向批评者反攻，甚至替他找来“论据”帮他作战。他们中间的密信是不断的。方式非常隐蔽，信中还有许多代号和隐语。而他们也经常到胡风家里汇报工作，研究工作。阿垄和芦甸等人不仅在事前看到过胡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那个反动的文件，而且还参与了这个“报告”的写作和讨论。芦甸还奉胡风之命，在今年年初配合胡风向党的进攻，向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提出所谓“申诉”的反动信件。他们也曾替胡风布置疑阵，到处写匿名信。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他们还假借工人名义写信表示反对。他们串通一气，通风报信，当“解放军文艺”社准备批判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时，第一个把这消息告诉胡风的就是鲁藜。更为卑鄙反动的是他们盗用了许多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各种党刊，芦甸都曾给胡风、阿垄看过。

　　同志们，当我谈到这里时，我抑制不住愤怒了。我对这些胡风分子感到无比的仇恨。我要求中国作家协会把胡风——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坚决地清洗出去。难道他配得上“作家”“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吗？他是钻到革命文艺队伍中的“咬心虫”，他是披着画皮的恶鬼，他是窝藏在“蛇窟”中的反革命的毒蛇。

　　同志们！我们——天津市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们，过去对于胡风分子们的警惕性是十分不够的。我们过去只觉得他们是不好的，不愿同他们来往，但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本质。今天，在党的教导下，我们算是认清他们的反革命真实面目了。我们是感到多末地愤慨和痛恨呵！现在，天津市的文艺工作者正在警惕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正和胡风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们是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心的。胡风不是要把天津变成他的一个有力的“据点”吗？那是妄想！罪恶的阴谋永远不能让它得逞。我们倒是要把天津变成一个反对胡风集团的战斗的前哨。我们一定要把胡风集团在天津市的反革命活动和它的影响，坚决地、果断地、全部地、彻底地加以粉碎。这是人民的意志，也是我们——天津市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面前，在人民面前的宣誓！

　　来源：《人民日报》1955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