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风的骨干分子张中晓的丑恶嘴脸

　　<徐慧弟、王牧群、刘东远、楼费林、王文华、顾伦>

　　张中晓是彻头彻尾替胡风反革命集团服务的忠实走狗。他诬蔑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屠杀生灵”的东西；他谩骂我们的人民政府和希特勒相去无几。这样一个坏到透顶的家伙，竟被刘雪苇及其他混进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捧成为“理论家”。他在进新文艺出版社以前，用罗石笔名，通过梅林在当时“文汇报。的副刊“文学界”上发表了几篇胡风式的“理论”文章，在批判“武训传”运动中，他和其他几个胡风分子发表谬论，造谣中伤，进行破坏活动。他们串通起来，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党的文艺领导，对“武训传”本身都不感兴趣。张中晓在那时写给罗洛的信里这样诬蔑党说：“武训传问题……那些先生们，真是活见鬼，虚张声势，捉只猫儿当虎打，好像面临什么大敌一样。然而，改良主义啊，什么什么啊，恐怕除了糟蹋些纸墨以外，不见得会有什么用处的。”就凭他这点罪恶的反党的狂热，刘雪苇等胡风分子把他带进出版社介绍给大家时，吹嘘他的文艺修养如何如何高深，大捧他为“理论家”。

　　张中晓既被他们自己人捧上“理论家”宝座，他在编辑部也就大施“砍”“捧”的战术了。

　　他当编辑，是一手拿着刀子，一手拿鲜花的。对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往往不问情由的乱砍一通；不但砍作品，还砍作家。他审读作家峻青的作品时，一笔抹杀作品的价值，最后还向作家砍上一刀：“作家是一点也没有经过改造的！”审读作家何家槐的诗集时，也同样的向作者砍上一刀：“这说明在作者思想中有无可救药的堕落思想！”（不管这诗集本身是好是坏，这种辱骂总是非常恶劣的）对待作家的来稿如此，对一些青年作者的来稿更不必说了。胡风式的“刀子”，就是如此。

　　张中晓和其他胡风分子一样，看到胡风分子的稿子，就捧出鲜花，大唱其赞美诗，例如：胡风分子鲁藜的诗稿来了，张中晓尖起喉咙，大大歌颂一番：“这些是朴实的花朵，每一朵都有它的香气和色彩。”不仅如此，他还会鼓动别人来“捧”他们的“作品”。有个编辑同志将要审读芦甸的坏剧本“第二个春天”时，他就向这个同志大吹特吹这个剧本好得不得了，“这才是真正的戏剧，任何剧本赶不上它”。另一个胡风分子罗洛就跟着唱和，一唱一和，使那个同志受了他们迷惑，跟他们说好，中了他们的奸计。

　　张中晓还更“聪明”的把这战术活用到我们资料室的图书上。他到资料室去“巡视”时，看到他所敌视的进步作品，拿起来一丢，轻蔑地说：“这个瘪三，笃掉它！”“这种书只能卖给旧书摊，四分钱一斤！”更恶毒的，他在好多书上圈圈划划，有意识的加上许多“评语”——这些“评语”也是“砍”和“捧”，使别人借书时上他“评语”的当。

　　张中晓另一个“砍”的方式是流氓一样的“骂”。胡风给张中晓的密信（见“人民日报”揭发的“关於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说：“但重要的是要读者说话”，张中晓立刻“奉命”“说起话”来了。他化了很多名字向“文艺报”抗议，用流氓口吻来谩骂批评胡风的人是“蛆虫”“低能的蚊子”……这就是所谓胡风的“读者”的“声音”。他在出版社内骂党支部书记，骂工会主席，骂不是胡风集团的编辑干部“低能”。看吧！被刘雪苇捧之为“理论家”的张中晓，原来就是这样一副流氓的嘴脸。

　　张中晓这样“忠心耿耿”的为胡风集团“工作”，自然得到集团头子胡风等“宠爱”。他曾经化了一年的时间（这是他自己的宣传）替刘雪苇写华东文艺动态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他曾假装生病，请了病假，偷偷坐火车（平时在社里总是推说身体不好，办公时坐在沙发上打盹、看小说，不参加群众性的会议）到北京见胡风“面聆机宜”，曾经替胡风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上寻找“外衣”，替胡风又臭又长的意见书准备“材料”；去南京秘密讨论胡风意见书的“提纲”。并把提纲带回来，“传达”给其他反党分子罗洛、方然等人。胡风的意见书发表后，又与一批胡风分子聚餐庆祝“胜利”。总之，他是死心塌地的忠於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集团的骨干分子，顽固的坚决进行反革命活动。

　　张中晓表面上摆出“理论家”的风度，自鸣清高，道貌岸然，暗地里他藏了许多春宫照片，还用这些照片去引诱一个女佣，并且露骨地进行反革命宣传：“我爱你，因为你身体很强壮，将来逃难（！）时，你可以背我逃。”他的灵魂是多么腐朽肮脏啊！

　　我们是新文艺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过去受了他这“理论家”的外衣的蒙骗，没有察觉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狰狞的真相，对他罪恶的行为无法容忍下去。我们再次警告张中晓及其他一切胡风分子，一定要彻底交代！你们不投降，我们是决不宽恕的！

　　来源：《文艺月报》1955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