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风反革命集团鬼蜮伎俩之一例

　　<于晴>

　　胡风特务匪帮所进行的公开的反革命活动，是不但把恶魔的咒语在“字面”上伪装成“马克思主义”来攻击党和人民，而且还阴险地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战术”。他们施展这种种花招的“阵地”之一，是文学的翻译工作。

　　很早以前，胡风分子吕荧为了和胡风一同向党、向人民、向革命进攻，就心怀叵测地把卢卡契的反动的文艺理论翻译过来，企图利用当时的读者学习进步文艺理论的迫切要求和对於苏联文艺界思想斗争情况的不够了解，散布毒素，进行欺骗和迷惑，并为胡风的进攻建立“理论根据”。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加阴险的手段。那就是以介绍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苏联先进文艺理论为名，用佛头着粪的办法，在译文的后面别有用心地加上自己所写的各种说明或“附记”，对许多伟大的作家和原文的论点颠倒黑白地横加歪曲，并且用旁敲侧击、借题发挥、指桑骂槐等等无赖手法，向党和革命文艺喷出他们有毒的唾沫。胡风分子满涛，就是在胡风的唆使之下，遵照着他们这个特务组织的“组织原则”，用这种恶毒的办法进行了他们的所谓“点滴斗争”的（见“人民日报”关於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胡风给满涛的密信）。

　　满涛在他所译的论文集“文学的战斗传统”的每一篇文章后面，都加上了“译者附记”；在他所译的“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中，也附了名为介绍别林斯基、实质上是彻头彻尾地歪曲和诬蔑别林斯基和含沙射影地向党进攻的长文。在“文学的战斗传统”的“校后小记”中，他更直认不讳地招供了自己的罪恶企图：“在翻译过程中，我始终怀着激动的心情，想通过这些文章，对庸俗社会学的‘理论’进行反击”。用什么来“反击”呢？自然是用臭名远扬的胡风的反动理论。

　　在“关於别林斯基”这篇文章里，满涛不仅故意抹煞了别林斯基的哲学上从唯心论走向唯物论的发展道路，而且完全抹煞了“热切地探寻正确的革命理论”（列宁）的别林斯基在古典唯物论哲学上的巨大贡献，把他说成仿佛是由於完全抛弃了进步的哲学思想，即所谓“超越逻辑概念上的障碍”，抛开了“逻辑平面”和“空泛的原则”，没有“向冷淡的哲学命题投降”，才得到了“前进”的。满涛三番四覆地写道：“琐碎的哲学概念决不能局限他整个的精神存在”，“他不是一个……玩弄哲学术语的侏儒”，说他“在哲学方面所发的言论”是“错误的、平庸的”，“他的伟大不在建立什么哲学体系”。并且一再鼓吹别林斯基之伟大，只是由於他的所谓“活的战斗经验”、“热情而大胆”、“巨大的热情”、“热情而坚强的性格”、“战斗精神”和“无私的人格”等等。把他描写成仿佛是单单只有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而与人民、与当时的革命斗争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是坚决地排斥了先进的哲学思想的某种“奇特”的“天才”。满涛这样无耻地歪曲和抹煞别林斯基在古典唯物论哲学上的伟大建树，以及其哲学思想与其美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妄图以此来“证实”胡风的作家必须排斥先进的世界观等等的反革命滥调。

　　对於别林斯基的美学见解，满涛则更是故意恶毒地加以歪曲。他完全抹煞了别林斯基美学思想中最主要、最本质的东西，即为了建立和保卫文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传统，向一切所谓“纯粹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逆流斗争的巨大意义。说他肯定和宣扬文学为人民服务而向“纯艺术”所作的斗争是无关紧要的，他的主要斗争目标，不过只是反对“冷淡和客观主义”等等而已，妄想用这样的办法把别林斯基诬蔑成仿佛是胡风的“同调”。同时，满涛也根本否认别林斯基在美学思想上的发展，把他在早期由於唯心论的影响而存在的承认艺术具有独立的意义（“诗歌除了本身之外没有目的”）的某些论点，说成这是别人的“误会”和“误解”，是“对他最恶毒的诬蔑”。并且有意把这些受了唯心论的影响而存在的观点说成十分正确，仿佛它们正是别林斯基美学思想的“精华”。

　　满涛告诉读者，要他们拒绝用正确的观点来理解和学习别林斯基，要他们只是“用心灵来感受他所传播的真理”，而且含沙射影地说：“讲究空泛原则（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贯是把马克思主义诬蔑为“空泛原则”的——引者注）的人自然不能够懂得他，……在他们心里信仰底火已经熄灭。”而他之所以这样，也是为了便於对别林斯基作任意的歪曲。他从别林斯基的著作中摘出只言片语，妄加曲解或附会，使之成为胡风反动理论的注解。在这篇文章中，就充满了这样的摘引：“典雅法则……基植於感情”，“在艺术的畛域上，倾向要不是被才能支持着，是不值一文钱的”，“读到或听到，甚至正当地被理解，但没有被自己的天性所融化，没有受到人格底印证的思想，不仅对於诗，就是对於任何文学活动，都是不生产的资本”等等，并且横加歪曲。在这种别有用心的摘引和歪曲之下，别林斯基这一伟大的名字就被他们涂抹成仿佛是反对文学进步的倾向性、反对文学的社会意义、反对作家必须具有进步思想的胡风反动理论的先驱者了。胡风不是在他的那个反革命的所谓“意见书”中，叫嚣着对於作家，马克思主义无论怎样也是“不生产的资本”吗？

　　不仅这样。满涛的这篇文章写於一九五二年六月，正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检讨，并在按语中指出了胡风集团的错误的时候，因而他就在文章中，装成义愤填膺地为别林斯基“辩护”的模样，大大地指桑骂槐了一通。满涛几次三番、连篇累牍地在文章中说什么“论敌最恶毒的一种战法，就是……把一切化为人事纠纷，例如说他树立小集团，吹捧朋友等等，……如果相信了这些话，那就是正中了他们的鬼计”，说什么“把这种无赖战术无情地揭露出来，……不正是非常必要吗？”说什么“如果真像论敌所诬蔑的，是一个勾心斗角培植私人势力的阴险的人，会这样吗？”……等等。我们知道，俄国当时的反动势力对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迫害，是无微不至的，他们自然也会诬蔑别林斯基是“小集团”之类，但这种诬蔑比起其他的政治上的迫害，还是很轻微的；别林斯基只是由於逝世，才使他免於判苦役或者被投入彼得保罗要塞的危险。满涛这样地大肆渲染什么“小集团”之类，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一致崇敬别林斯基的中国读者，还会怀疑别林斯基是什么“阴险的人”吗？满涛这种毫无必要的声势汹汹的“辩护”，显然是另有目的，即指桑骂槐地对党和人民对於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谴责进行谩骂和攻击，企图以此来影射这种正义的谴责是“反动势力”对於“革命作家”的“迫害”。要是我们想到，胡风这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就是被他手下的特务匪徒无耻地吹捧为“中国的别林斯基”的，那末，满涛的这种“无赖战术”，其用意就更加明白，无可抵赖了。

　　在“文学的战斗传统”的许多“译者附记”中，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和人民“反击”的“点滴斗争”，就更加明目张胆和猖狂。在一篇文章的“附记”中，满涛赤裸裸地辱骂革命的文艺理论是“干跪用浅薄的社会学代替文艺，说来说去总是几句江湖诀”。——“江湖诀”之类，正是胡风和他的党徒们一贯用来辱骂马克思主义的无赖口吻。

　　集中地散布了他们的反动理论的，是这本书的“校后小记”。作为胡风反革命的“挖心战”的同谋者，满涛也信口雌黄地妄图抹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根本区别，说那是“庸俗社会学把复杂的文艺思想问题给以简单图式化的解决”，诬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机械地把革命前和革命后的文学分为两截，仿佛认为古典作家出生在革命前，天生就带了黑暗的胎记”，说这是“蔑视”了古典文学。和胡风一样，他也胡说什么我们是“把接受古典文学遗产的问题缩小为单纯的学习‘写作技巧’”，是“形式主义”，诸如此类。

　　同时，为了重覆地鼓吹他们的那个“艺术即政治”的反动透顶的滥调，在这里也歪曲了马林科夫同志的关於典型的定义，企图把“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句话作为他们的“艺术即政治”的注解。并且，企图诬蔑毛主席所指示的关於作品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正确理解，咒骂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标准是“把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机械分割开来的二元论”，是“向形式主义的理论投降”。

　　在其他的许多“译者附记”中，也充满了对於伟大的古典作家的歪曲，和种种样样的对革命文艺的诬蔑。譬如，在罗曼·罗兰的“我所认识的梅森堡”一文之后，满涛就大放厥词，妄图根本否认罗曼·罗兰所经历的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艰巨的道路，而且对认为罗曼·罗兰是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人大肆谩骂。说什么那是“和尚念经式地念动一套教条理论，似乎今天自己是站在至高无上的高峰上，对先辈就失去了敬意，先就怀着轻薄”，“随便给加上个人主义者……等等的恶谥”，“有人喜欢给历史上伟大的人物作阶级分析，……然而事实证明：浅薄者的诬蔑终究不能窜改历史，他们的教条理论才正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观的污辱”。这些，都是胡风反动论调——诬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胡乱审判古人”等等的重覆。我们还记得，在抗战时期，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曾经企图利用和歪曲罗曼·罗兰及其他作家的某些作品，来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思想，他们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当时进步文艺界的斥责，为了纠正胡风集团的这种歪曲，进步文艺界并对罗曼·罗兰这样的作家作了正确的介绍。满涛这种咬牙切齿的谩骂，也显然是对此而发的。

　　为了无耻地把所有的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们都歪曲成胡风反革命理论的“传统”的“先辈”，满涛也恶毒地对果戈理作了同样胆大妄为的涂抹。在一篇“附记”中，满涛就胡说什么“果戈理一生的战斗包括着……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即“反对冷淡的客观主义”和“虚伪的浪漫主义”，以影射或“证明”胡风把革命文艺诬蔑为“冷淡的客观主义”之类，是继承了“文学的战斗传统”。此外，为了替胡风的“到处有生活”、“日常生活”等等的滥调找到“根据”，还大肆渲染地说什么果戈理也只是主张写“平凡性格”，反对描写“理想英雄”的。

　　假借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的先驱者之名，妄说他们主张这样那样，以宣传胡风的反革命思想，对党和革命文艺进行诬蔑，在满涛的“译者附记”中是不胜枚举的，例如，说对於作家，主要的不是别的，而是所谓“对於人生的爱”、“激情”和“愤怒”；说“发掘否定现象的全部深度就是正确地表现崇高理想”，以鼓吹应当来暴露人民群众的“黑暗”；说抛弃了“民间音乐形式”，也可以成为“民族性的作曲家”，以宣扬应当拒绝对民族传统的学习，等等。

　　应该指出，由於我们对於外国的古典作家的研究还进行得很不好，由於在一些古典作家的著作中，原来统有着唯心论的成分，因而胡风集团的这种歪曲，就可能在读者中起迷惑作用。我们必须揭穿胡风分子的阴谋，彻底肃清这些匪徒们在这方面造成的毒害！

　　最后也应该提到，在曾经为胡风集团篡夺了领导的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小译丛”的前几辑中，同样有胡风分子采用了类似满涛的卑鄙的“战术”向革命进攻。在那套丛书的某些“译者附记”里，同样可以听到什么要描写“日常生活”、“必须结束批评家的‘棍子’统治”等等胡风的反革命叫嚣。这显然也是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一种“战术”。

　　不仅这样，根据初步的查对，胡风分子翻译这些著作的时候，还极其无耻恶毒地大段删改原文，歪曲原意，妄图将这些著作变成自己的反革命宣言。对於这种罪恶行为，我们应该进行彻底的追查。

　　我们并应提高警惕，识破胡风及其反动集团的一切鬼蜮伎俩，彻底粉碎一切蟠据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胡风特务匪帮的“据点”和“阵地”！

　　来源：《文艺报》195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