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风在土地改革中的反革命活动

　　<林向北>

　　一九五一年，胡风随北京土改团来西南区参加土地改革。在土改中，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我与胡风一起参加土改，并在一个点一个村工作过，对他的情况了解得较多，现在将他的主要活动揭露如下：

　　正如“人民日报”“关於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所揭露的，胡风曾恶毒地嘲弄和他同行参加土改的同志说：“去的时候，和‘原始的’状态的一些同行者们玩得很好。如果和‘改造’了以后的他们一道回来，当会玩得更好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大特务头子胡风对於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对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极端仇视和敌意。事实也正是如此，反革命分子胡风参加土改，他自然不是来帮助农民翻身，也不是来改造自己，而是来破坏土改运动，来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挂上“革命”的面具，并收集材料，作为他日后反动宣传的资本。胡风就是怀着这样的目的而来的。

　　到西南后，他被分配到巴县。到了县委和区委，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有啃头没有？”（即有没有可以做为他日后反动宣传的材料）当本地干部将地主的破坏活动与农民的斗争情绪作了些介绍后，他马上就诬蔑地说这是“宣传”。

　　在进行土改时，党号召我们要与当时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两大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便进一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和主人翁思想。而胡风却蔑视和反对党的这一正确的指示说：“我是来搞土改的，不是来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当上级号召群众订爱国公约时，他又公开反对，说这是“形式主义”。他把农民自觉自愿用增产节约来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的爱国主义行动，诬蔑地说成是“被迫的”，并散布错误言论，说这种做法是“多余的”，“分散了土改力量”，说农民的诉苦运动也是“不必要”的，“形式主义”的，把培养诉苦典型说成是“包办代替”。他反对党对农民的领导和宣传教育，而把对农民的必要的启发工作，诬蔑为“粗暴”、“包办”和“强迫”等等，来破坏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由於我们一部分人没有认真地坚持党的政策，曾有一段时间因为他的反对而放松了当时三大运动的结合，使工作走了一些弯路；又因为没有很好地通过诉苦教育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在个别地方曾产生了和平土改的倾向。

　　在土改运动中，为了帮助干部了解时事，当时各村都订有“新华日报”。胡风在村里从未看过报。为了纪念党的三十周年生日，在“七一”前后，报纸上发表了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文件对土地改革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很多同志如获至宝地争先恐后地阅读研究，可是反革命的胡风却对之非常冷淡，并诬蔑这些伟大的经典著作说：“还不是那一套！”

　　为了破坏土改运动，胡风对村干部和积极分子采取了粗暴侮辱的态度。他所在村的农会副主任是个贫农，过去做过很长时间的雇工，并抬过多年的滑杆。解放后一贯积极肯干，为了忙着土改，他的地荒着，家里没有吃的，经常饿着肚皮来工作，从不埋怨，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有一次开村民大会时，这位副主任在下面清点人数，未被胡风发现，到晚上胡风就藉机在村干部会上大骂副主任，说他不参加会议。当副主任解释时，胡风竟破口大骂：“还要狡辩！你这样还配作干部？你还叫人吗？”副主任因此竟伤心地痛哭了几场，他说：“我饿着肚皮来干工作，还说我不叫人！”竟想辞职不干。胡风认为当时的青年团员和村干部都不好。他硬说这些人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并讥讽为“活动分子”、“勇敢分子”、“冒险分子”（其意均诬蔑他们为不用脑筋地横冲乱闯的人）或“投机分子”。闹得干部思想混乱，普遍不想干。事实上，这些干部与青年团员中除了极个别的以外，大多数是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胡风竟用这样狠毒的办法打击土改中的农民积极分子和党团干部，破坏土改运动。由於县委、区委抓得紧，胡风的阴谋才未得逞。

　　胡风还把自己领导的那个村当成独立王国，拒绝按照领导上所规定的统一步骤去进行工作（如查田定产、三大运动的结合、爱国公约等）。他不但自己不去参加点的定期汇报会议，同时还煽动其他村的干部也不去参加。他说：“路远费时间，得不偿失”，以致这个点的情况掌握不起来，决议贯彻不下去，影响工作推进。

　　在土改中，胡风利用着某些青年学生对他的盲目崇拜，进行着有意识的笼络和挑拨。如点里有一个立场糢糊的女同志，因为经常与他倒茶打水，喊他叫“胡老伯”，他就认为又收了一个信徒，有一次胡风在她的纪念册上写了一首诗，大意是：“你是一个善良的母性，你有一颗纯朴的心；相信自己吧，不要盲从轻信！”一方面进行拉拢，同时又鼓动她不要服从点的领导。又如他所在村有一个刚由学校出来参加土改的女同志，性情急躁，作风生硬，曾拍桌大骂农民和村干部，引起群众不满，但胡风却别有用意地来袒护，说这女同志一切都好，是一个很难找的好干部。正由於他的这种阴谋播弄，使这个点的干部闹不团结，在工作的进行上遭到许多人为的阻难，以致这个点的工作搞得不好。

　　胡风认为农民是绝对地自私和愚蠢的。在查田定产时，他恶毒地想方设法来愚弄农民，并破坏党的威信。例如，他指定几个被认为有经验的农民（多半是中农），先到田边“估计”一个产量，然后再叫耕种那块田的农民去猜（事先将产量写在竹牌上，不给农民看）。猜低了，说是自私、保守；猜高了，就按照高的定产。直接违反了党的政策。不但拖延了时间，且引起农民对党的不满，和农民内部的不团结。

　　胡风下村后，既不深入到邻（村下的小组）和户，也不在各种集会上和群众见面，他整天拖着鞋，摇着扇子，住在村农会里，由於场上买不到好烟和好茶，所以经常有一人到重庆（往返六七十里路）去给他买华福牌香烟和西湖的龙井茶叶，胡风并在一个资本家家里搭伙食。当时很多农民怀疑：“这是毛主席派来的人吗？”农民当面称他“胡同志”，背后却叫他“北京来的老爷”。

　　胡风就是这样利用着一切机会来进行他的反革命活动，破坏土改运动的。当时，由於他的反革命阴谋尚未被揭穿，我们还总以为他是思想问题，因而对他采取着团结、甚至是迁就的态度。现在，从所揭露的他的特务活动的材料看，十分明显，这正是他反对党、反对人民的反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

　　来源：《文艺报》195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