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发胡风分子刘雪苇在安徽所进行的反动活动

　　<《安徽日报》编辑部>

　　本报最近连续收到巢县文化馆、烔炀文化馆吕济民、郜纯等，芜湖专区文化工作会议与会者聂浚、刘廷蕙、毛凤翥等，省文化局程肇麟等共三十个同志写来的四封信，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刘雪苇在安徽所进行的反党、反革命的活动。

　　刘雪苇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打到共产党的组织里面来的，他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间，以前华东文化局副局长的身份，来安徽检查文化馆站工作。据上述同志的来信揭发，他曾在检查工作中，以及在检查之后所写的“调查报告”中，大力贩卖胡风集团的反动的文艺思想，并企图使我省文化馆站，按照他所提出的反党、反革命的方针、路线来进行“工作”。现在把上述三十位同志所写的揭发信件，综合发表如下：

　　首先，刘雪苇曾露骨地反对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工作方针和工作路线。他在许多地方，都强调地说：“小城镇里的工人等於市民，市民等於工人，都是劳动人民，为市民服务与为工人服务是没有区别的”，因此，他认为应该毫无区别地“面对全部市民，为市民服务。”这种论调是十分荒谬的。小城镇中的市民中，固然有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但是也有资产阶级或其他分子，因为市民通常是指住在城镇中的所有的人而言的。在市民中，有些是我们首要的服务对象，有些是一般的服务对象，有些则不是。刘雪苇提出为全部市民服务，这就是企图取消我们文化馆站工作中的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所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路线。不仅如此，他还公然提出：文化馆站可以为地主和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服务。他认为有些文化馆站不吸收地主和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参加文化活动，是“唯成份论”。巢县烔炀区，农民群众参加球类运动很普遍，在组织篮球队时，也一般地注意到了成员的阶级成份，但其中也混有个别的地主、被管制的反动军官和反革命分子。关於这一问题，当时有许多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认为不能容许地主、反革命分子混到这些文化活动的组织中来，这会模糊了阶级界限，而且可能会给一些反动分子以进行反动活动的机会和条件。刘雪苇到了巢县烔炀区之后，便打击这种正确的意见，说这些同志犯了“唯成份论”的“错误”，认为应该把一些地主、被管制的反动军官和反革命分子保留在球队的组织里。他荒谬地说：“地主、被管制分子打篮球又不会把球向圈外投，更不敢在球场上打人……。”

　　文化馆站应该依靠谁作为骨干来进行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刘雪苇反对依靠劳动人民作为骨干的工作路线。他提出应该广泛吸收有条件、有文化的人作为骨干。他所说的有文化、有条件的人是指谁呢，主要是指地主、富农、商人，他在调查时把这些人称之为“特种群众”。在巢县卧牛镇作重点调查时，工农群众的积极分子向他反映情况，他认为不完全可信，还找了一批他所说的这种“特种群众”来进行调查，拜访了一些地主、富农和商人。他认为文化馆站必须通过这些人并取得这些人的支持，才能开展工作，认为这些人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所不可缺少的“骨干”。他写的“调查报告”中，把十三个地主、一个富农、两个当过伪军的、四十三个商人，列为文化馆站开展文娱活动的“骨干”，而且写了下面一段话来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事实上，在小城市里，一般群众文化水平都不高，难以胜任读报工作，只有曾任伪职的或地主家的人文化水平较为高些……巢县湖滨镇，曾有这样一件事，该镇读报组的读报员是个地主出身的军属，文化水平不错，读得明白、讲得清楚，很受群众欢迎，后来经调整组织，撤了他的职，换了一个成份好的人做读报员，这人文化水平低，读得不好，不到一个月，这个组就垮掉了。”这就是说：文化活动不能不以这些人为“骨干”，因为他们有“文化”，而人民群众则是没有文化的。他也曾在一些座谈会上，用类似的例子，来“批评”所谓“唯成份论”。我们可以问一问：难道在我们的城镇的劳动人民和青年学生中，连一个足以胜任“读报员”工作的人材都找不到，非要任过伪职的或地主来当读报员不可吗？这当然是说谎。其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企图竭力把一些剥削阶级的分子和反动分子，拉到群众文化的组织中来，以便篡夺群众文化组织的领导权，并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劳动人民的活动。这种用心，是极其恶毒的、无耻的。

　　关於文化馆站的工作任务问题，刘雪苇藉口“重点业务不明确”，反对党和政府所提出的文化馆站的工作应该为政治服务、为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服务，反对文化馆站所开展的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认为文化馆站的“中心工作”或“重点业务”应该是开展文娱活动和文艺活动。为了这，他曾经无耻地把一些赌博、盗窃、迷信等现象的存在，归罪於党和政府强调了文化馆站应该首先为政治服务、为中心任务服务的结果。他来安徽调查时，当时正是宣传总路线，进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时候，我省许多地方都上演了“卖粮路上”一剧，这个剧本是配合中心任务进行宣传的，曾经比较普遍地受到我省各地群众的欢迎。他看了之后，即鄙视地说：“这不是艺术，这不过是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他并且命令一些文化馆站的同志说：“类似的没有艺术生命的东西和化装演讲的东西，今后可以少演或不演。”至於“旧内容的东西，今后也可以少搞或不搞”。配合中心任务，受到群众欢迎的现代剧，他认为是“没有艺术生命”的“化装演讲”，地方戏剧他认为是“旧内容”，这些都不在文艺之内，那么，他所说的应该作为馆站“重点业务”的文艺，究竟是指的一些什么东西呢？问题很清楚，他是在贩卖为艺术而艺术的反动思想，是在企图使文化馆站的工作脱离政治、脱离党与政府的中心任务。当他把这种所谓“以文艺活动为中心”的意见，提向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时，曾经受到省委宣传部的反对，可是在他写的调查报告中，却撒了一个漫天大谎，说：“这意见，调查接触中，得到馆站干部及各级党委宣传部及文教领导同志的普遍同意。”并且以此作为“根据”，要求中央文化部和前华东文化部修改有关的指示，把文化馆站工作应该配合政治任务和中心任务的意见从那些指示中一笔勾销，采纳他这个所谓“以文艺为重点业务”的工作方针。

　　为了反对文化馆站工作为政治服务、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服务，他还提出：“文化馆站应首先集中力量做好所在地的工作。”当然，做好文化馆站所在地的工作是需要的和应该的，但是作为县、区的文化馆站来说，应该是面对广大农民，依靠广大农民来开展工作，如果按照刘雪苇的意见，首先把力量集中来搞文化馆站所在地小城镇的工作，这就是说许多农村文化馆站可以脱离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的中心任务，可以拒绝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他这个意见当时没有被省文化局所接受，直到一九五四年五月间，安徽省召开第二届文化馆站工作会议时，他还责令省文化局指派科长、科员各一人，到这个会议上去贯彻他所提出的这个“方针”。

　　刘雪苇在安徽期间，还曾施展胡风反革命集团那一套“联络人、拉拢人”的鬼蜮伎俩。在文化馆站工作的干部中，有一部分同志思想上有“苦闷”，或则是因为个人主义，看不到群众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或则是对群众文化工作应该为政治服务为中心任务服务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同时缺乏工作经验，感觉到工作任务多，难以胜任。他就假惺惺地对这些同志表示“同情”，对於前一种同志，则提出：“你们总是不能一辈子搞文化馆站工作的”，“现在有苦闷要沉着地忍耐，……路是人走出来的。”企图促使这些同志个人主义的更加发展，甚至因此对党不满；对於后一种同志，他就提出工作繁忙，主要是因为党和政府强调了文化馆站工作要为政治服务、为中心任务服务，说为中心任务服务、为广大农民服务，便是“业务范围太广、没有头绪”，便是“茫茫大海、无边无际。”企图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拉拢这些同志，支持他反对党的文化工作方针的反动行为。

　　在上述三十个同志的来信中，都以无比的愤怒，一致指出：刘雪苇到安徽来如此猖狂地进行反党、反革命的活动，这是我省广大革命文化工作者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一致要求对刘雪苇的这些反动活动继续予以揭露，并彻底肃清刘雪苇这些反动的思想影响。

　　原载“安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