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翎的反革命的小说创作

　　<康濯>

　　路翎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最主要的骨干分子之一。胡风集团一方面秘密通过各式各样的反革命活动以至於直接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行为，妄图配合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消灭”和“肃清”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更公开以文艺为幌子，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招牌，通过他们系统的反革命的理论、创作和翻译活动，干着毒害人民的“灵魂的刽子手”的罪行。路翎这个反革命分子，这个把全国解放当作“苦难”的暗藏分子，就是胡风集团中最猖狂的灵魂刽子手之一。路翎一直以自己的创作忠实地服务於反革命的政治目的，路翎创作中的反革命的毒素，浸透在他全部作品的每一个字句中间。

　　大家知道，对人民的态度和看法，这是一切阶级和个人的革命、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政治标帜。而路翎作品中所表现的对於人民的看法，恰恰是实践着胡风的反革命理论，跟美蒋匪帮眼中的人民达到了异曲同工，毫无差别。

　　在全国解放以前，路翎小说中所描写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或其他劳动人民，全都充满着一种所谓原始的野性、极端的疯狂性、痉挛性和所谓卑微的求生愿望的感情，全都是一些处在混乱状态中的盲目反抗与互相拚杀甚至是自我摧残的畸形的人物。这些人物面对自己悲惨的生活所采取的行动，不是对於剥削阶级的反抗，而是互相间的狠毒的嫉恨，互相间的处心积虑的欺诈和争夺，互相间的野蛮的殴打：或者是弄死自己的儿女，在女人的身上发泄一阵原始的残暴的色情，把自己的老婆痛打得鲜血淋漓，以至於自己也来一个自杀。这些人物有时候也有互相的爱护或自我的安慰，但爱护往往是在互相殴打以后的一瞬间，不知怎么又互相抱头痛哭；安慰却几乎只是表现在人物临死的时候，望着广阔的蔚蓝的天空，心里忽然涌起了一种什么柔和的甜蜜的感情。路翎的那些人物，都是完全没有理性的动物式的疯子；被路翎的人物引为唯一的最大的希望的事物，就是阴暗的绝望和死亡。

　　请看看路翎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写的“在锻炼中”吧：小说描写一个眼睛红烂得快瞎了的何姑婆，带着两个红苕，去镇公所看她的因为欠了豪绅的债被抓去劳动队里囚禁起来了的丈夫何德祥老汉。这是一对平日感情不坏的老夫妻。当老太婆在镇公所门前碰见了在囚犯队里挑石块的丈夫，马上就大叫着跑了上去，但老汉不理她。老太婆又托人把红苕送给老汉，老汉却光跟送红苕的人瞪眼睛，不要吃。后来何德祥跟着囚犯们“冷酷地爬上盖房的高架，毫无犹豫地工作着”。何姑婆走去叫他，给他红苕，他却暴怒地喊：“我不吃！你自己吃去！滚！”有人劝何德祥接住红苕，老汉却在架子上跳着叫：“我不要！我讨厌死了她！叫她滚！”当何姑婆正为老汉的无情而伤心的时候，被作者描写为“给一些老板娘、保甲长、小夥计爱着”的豪绅和镇长来了。於是，“在温暖、明媚的阳光下”，何姑婆跑上去为丈夫哀求豪绅。正在这时，何德祥迅速地拿起一块瓦片，准确地砸中了老婆的后脑；老婆倒下了，他却涌起了“残酷的欢乐”：以为复了仇，即刻重新开始了工作。但当镇长命令把何德祥抓走，老汉却又可怜起了他的受伤的老婆，说她一生辛苦，对人慈善；并且哭着和她谈了一阵关於命运的话，拿起了红苕，走了。

　　这就是“在锻炼中”的生活和人物的形象。这也可以说是路翎的其他许多作品中的所谓劳动人民的形象。但何德祥夫妇的形象还远不是路翎所创造的人物中的突出的例子。在作为代表作的“饥饿的郭素娥”中，路翎热情地描写着什么“肉体的饥饿”和“灵魂的饥饿”，让一个所谓劳动人民刘寿春猛烈地从腹部下面拉下郭素娥的裤子，然后把烧红的火铲贴到女人的大腿肌肉上去，“使丰满的肌肉嘶嘶发响，变黑，冒出一股混着血的焦气……”在“罗大斗的一生”中，盲目疯狂的流浪汉罗大斗冷酷地虐待着跟他相好的女人，毒打，恶骂，让女人躺在地下同他睡觉，然后他就在一块巨石上一头撞死。而“蜗牛在荆棘上”里的黄述泰，结局是只能凝视门外流浪者的无穷的天地；“燃烧的荒地”里的郭子龙，只能绝望地叫着，喷着血，然后死掉。此外，在“易学富和他底牛”与“王老太婆和她底小猪 ”中，作者把劳动人民的互相的关系；描写成仇敌一样地没有任何彼此的同情。当易学富疯了的时候，只有他那头牛“显得很安宁，躺在易学富的身边；人们的吵叫也不曾惊动它”。而当王老太婆死了，也“只有她的小猪悄悄地爬过来，挨着她的身体在泥泞里睡下”。甚至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在我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转入全国规模的反攻的时候，路翎竟在他的短篇小说“屈辱”里，编制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翻砂工人何德银的老婆到工厂来找她丈夫，老婆正怀着孕，在厂房里生下了孩子，於是工厂老板抓住何德银，要他马上挂红放鞭炮，否则冲坏了运气就要他赔；工人何德银便在这时疯狂地扼死了他的刚落地的婴儿，并且“还觉得这非常痛快，觉得他已经从那屈辱、劳苦、疲惫可怕的生活，那非人的痛苦里挣脱了……”

　　原来我们的处在解放前夕的伟大革命斗争中的劳动人民，竟是这样一群野兽般疯狂的卑微的人物！这是怎样一种猖狂的毒辣的反革命宣传！从上述全国解放以前路翎的主要代表作品，我们看到这个灵魂的刽子手是在怎样顽强地为美蒋匪帮的血腥统治服务！路翎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严密地封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伟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不让有一个字给读者看到这个伟大革命风暴的影子；另一方面就以全副的精力布满阴暗无边的云雾，并又费尽心机地大喊大叫，把中国人民的形象捏造成如胡风曾经描写过的那样在玻璃窗子上乱碰的苍蝇，而且越临近全国解放就骂他的前途的“苦难”叫得越凶，请看呀，“劳动人民”的命运就是永远生活在冲不出去的玻璃窗子里面！你们像凶猛的野兽一样互相疯狂地闯闯吧！或者像驯顺的家畜一样卑微地劳动吧！然后，你们可以喷着血残酷地死去，或者躺在小猪的身边平静地死去！死就是你们唯一的安慰、出路和前途！——路翎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在读者当中散布着反革命的毒害灵魂的细菌，妄图把我们伟大的劳动人民，变成为巩固反革命统治的或疯狂或驯顺的动物式的奴才。

　　然而，反革命的奴才不是别人，恰恰正是胡风集团和路翎自己，路翎笔下的劳动人民，不过是对於劳动人民的彻头彻尾的敌视、仇视和诬蔑，不过是把他自己和胡风集团的奴才的灵魂无耻地硬加在劳动人民身上而编制出的所谓形象、但路翎还并不满足於他的这些“劳绩”，他还要狂热地为他的反革命阶级捧场，还要狂热地歌颂像他自己那样反动透顶的知识分子，并且抑制不住地要把这样的知识分子摆在反革命的最尖端，以便公开地攻击革命——这就是被胡风捧上了九重天的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的主题，也是路翎描写知识分子的其他作品的总的主题，听听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中极力歌颂的那个反动的知识分子蒋纯祖；对於革命集体的咒骂是何等猖狂的吧！

　　“你们这些室里面的革命家，你们这些笼里的海燕！——我在这里说明：假如你们容许我，一个小布尔乔亚〔一〕，在这里说几句话，请你们尊重发言次序，”他猛烈地大声说。“我诚然是从黑暗的社会里面来，不像你们是从革命底天堂里面来！我诚然是小布尔乔亚，不像你们是普罗列塔利亚〔二〕！我诚然是个人主义者，不像你们那样卖弄你们底团体……你们害怕打碎你们底囚笼！你们说自我批判，你们的批判就是拿别人的缺点养肥自己……压迫别人的心，什么批判也不行的！我们都是痛苦的人，我们都是活人，我们都有苦闷，爱情的苦闷，事业的苦闷……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不理解的苦闷……”

　　注〔一〕即小资产阶级。

　　〔二〕即无产阶级。

　　这不是赤裸裸的反革命的声音，不是不久以前胡风集团和路翎自己向党和人民发动猛烈进攻的时候所“抛掷”出来的声音么？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等作品中所创造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正和他笔下的劳动人民一样，不过是对於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狂暴的诬蔑，不过是胡风分子们的反革命的灵魂的自白：其目的同样是为了散布反革命的细菌，妄图骂倒和打败我们的革命队伍和革命事业，以便把我国千千万万革命的知识分子毒害成和他们一样的奴才。

　　总之，全国解放以前的路翎的作品，以其深深浸透着的反革命的毒素，胆大包天地全部攻击着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他的反革命事业开辟着思想阵地，直接支援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和反革命的战争。路翎便是这样通过自己的创作，在解放以前就充当着美蒋匪帮的忠实的出色的走狗。

　　路翎创作的思想基础本源於胡风的理论体系，胡风的理论又来源於柏格森〔一〕和弗罗伊德〔二〕，来源於曾被希特勒奉为至宝的尼采〔三〕，来源於托洛茨基和一切为法西斯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学派；胡风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正如水火之决不相容。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动力是人民，是阶级斗争和人民的创造性的劳动，历史的阻力是剥削阶级及其经济基础。胡风却和国民党陈立夫的反动哲学“唯生论”一样，认为历史的动力是人民的求生的愿望，或者叫作求生的野性，或者叫作人类靠它繁衍的卑微的感情；历史的阻力也根本不是剥削阶级，只是人民的安命精神，或者叫作精神奴役的创伤，但历史的动力又是以历史的阻力为内容的；於是，胡风所谓的人民的“内容”，就是求生的愿望被精神奴役的创伤所包围的统一着但却对立着、激荡着、纠结着、相生相克着的一片浩漫的大洋，而这又正跟托匪叶青把中国人民看作是最落后、最野蛮的安命的奴隶的论调达到了完全的一致。因此，当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全国文艺界“大喝一声”，号召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深入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改造思想，歌颂工农兵劳动人民的时候，胡风紧接着便在国统区针锋相对地“大喝一声”，说当时当地的知识分子原来就已经和人民结合，甚至说当时当地的知识分子都已经是在向工人阶级输入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用不着什么改造；并说知识分子作家的庄严的任务只在於发现并反映人民的自发性和描写人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对这个“创伤”的昨天性痛恨、鞭打、痛哭甚至不惜用流血手段，对这个“创伤”的明天性就热爱、赞颂、歌唱甚至沉醉地愿意为它们死去（以上均参见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和“为了明天”）。请看：作家赞颂和歌唱的，也应该是从剥削阶级的精神奴役而来的人民的“创伤”！这真要感谢剥削阶级的“奴役”，否则我们的人民将没有什么可以歌颂的束西！这是任何人能够丝毫容忍的论调么？这是对人民、对历史、对革命的狂妄透顶的诬蔑，这是十十足足地跪倒在美蒋匪帮跟前的反革命理论！这种理论饱含着没落阶级极端反动的虚无、颓废、破坏和疯狂，饱含着剥削阶级的世纪末的猖獗的报复！这种理论和胡风在另外的地方高呼的“一个人是一个世界”、“只要具体的活的个人，不要抽象的死的阶级”等等论调互为呼应，构成了胡风的不要阶级、不要世界、我就是阶级、我就是世界的法西斯主义的唯我论。而路翎在解放以前的作品中创造的人物，就极为深刻地体现了胡风这一整套为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反革命理论。

　　注〔一〕柏格森（1859—1911）反动的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神秘主义者。他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最凶恶的敌人，影响最大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家之一。柏格森的反动的、亲法西斯的思想是替剥削和军事侵略作辩护的。它认为阶级的统治和支配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状态，战争为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

　　〔二〕弗罗伊德  维也纳精神病医生。他认为意识是受“下意识”支配的，而“下意识”的内容就是“性爱”。意识由於“性爱”和“社会环境“的冲突而生。德国法西斯主义者曾利用它为自己的仇视人类的行为作辩护。美帝国主义者正利用意识受“下意识”支配的“学说”来为人们的最卑鄙丑恶的欲望和本能辩护，并促使这种欲望和本能继续增长。

　　〔三〕尼采（1814—1900）极端反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资产阶级剥削和侵略行为的公开辩护者，法西斯“思想家”的先驱。他认为劳动是耻辱，人民群众是“奴隶”，是““畜群”，而奴役是“文化的实质”。尼采的哲学就是唯意识论。尼采否认客观规律性，认为意志具有决定性的、第一性的意义。他为“老爷等级”鼓吹极端的个人主义（崇拜“超人”），鼓吹兽性的侵略。过去，尼采的哲学曾被希特勒分子广泛地利用过，今天，它又被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利用着。

　　全国解放以后，路翎创作的反革命性质发展得更为顽强。比如解放初期的“女工赵梅英”，就是把胡风集团反革命的唯我独尊的思想卑劣地硬加到女工赵梅英的身上，极力歌颂赵梅英对於革命集体的狡猾的欺骗和疯狂的反抗，因而恶毒地侮辱与攻击了工人阶级。“朱桂花的故事”更把一个工龄很短的农村妇女描写成模范工人，她的模范事迹却只是所谓态度好，笨，老实；而当她的刚被我们从蒋匪军中解放过来的丈夫叫她回农村去种地的时侯，她马上就找军事代表要求回去；农民出身的军事代表像儿戏一般地跟她谈了一阵庄稼人的生活，劝她不要回去，她却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要求，但又意外地走了出来，突然从一个平日不爱唱歌的人反常地跑去和女工们一起高声大唱，而且马上决定不回去了，她的丈夫也同意了；第二天，工厂给她发奖的时候，她那个觉悟很低的丈夫，还居然上台去讲了话，就这样，路翎满怀仇恨地把我们的工人劳模捏造成为精神失常的躺在地下爬不起来的卑微的人物，把我们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军事代表捏造成为听任反革命的作者恶意嘲笑和玩弄的形象，路翎忍耐不住对於我们新社会的强烈的憎恨，竟在作品中公开诽谤工人阶级，借助着我们新社会的主人的外衣，散布着他那人民的卑微感情和疯狂的精神状态的反动观点，散布着他那反抗革命集体的细菌，妄想继续毒害我们伟大的人民。

　　那末，“洼地上的‘战役’”和“战士的心”又是怎样的呢？诚然，这些小说的面目有些改变；但这不过是用另一种毒素更大的东西装扮了起来，因而反革命的细菌更为浓密。并且，这些描写抗美援朝斗争的小说中的细菌，实质上依然不折不扣地继续着路翎的一贯的反革命观点，把他这种一贯的观点隐蔽得也即是发展得更加尖锐和猖狂。

　　首先，作者给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披上战斗中的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的外衣，捏造出一些所谓战斗生活的故事，并给这些人物打扮成充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充满对和平的幻想和丰富的内心生活的面目。你看，这样的作品难道还不是好作品么？然而，剥开上述的装潢，我们看到路翎用他的灵魂刽子手的笔，把我们传大的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横暴地涂改成令人不能容忍地渺小的个人主义与低下和卑微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思想基础，不是怀念家乡和亲人，就是幻想老婆烧烧火、丈夫扫扫院子的所谓和平生活；也即是胡风分子们的所谓人类靠它繁衍的那一点卑微的感情，或者是陈立夫的“唯生论”所宣扬的那一点人生的根据。路翎就是这样巧妙而恶毒地全部推翻了伟大的中朝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觉悟的基础，全部推翻了伟大的中朝人民对於英雄主义的战斗劳动的自觉和对於保卫和平与创造幸福生活的远大的向往与追求，全部推翻了我们人民志愿军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武装和性格，并以胡风们的那一点卑微的感情狂妄地代替了上述的一切，这种偷天换日的代替，不仅没有任何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子，不仅永也无法通达到共产主义，而且是与共产主义针锋相对，甚至是与任何一个普通的中朝人民或普通的个体农民的思想觉悟针锋相对的。当反动的作者怀着他的强烈的感情，让我们志愿军的战士不论在火热的战斗中或是在日常生活里，日夜低回着家乡小河边摸鱼的生活和邻家姑娘的调皮的大笑的时候，作者是在多么专横地硬把他的人物和读者拉向虚无缥缈的世纪，拉向“世外桃源”〔一〕！如果说，在我国历史上封建阶级混战的年代，陶渊明写出了某些人的世外桃源的幻想，那是自然的合理的事情；那么，在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正义的朝鲜战扬，路翎却要把中朝的战士和人民拉向世外桃源，这难道不是在存心布置渺茫的阴暗的天地，以便瓦解我们的部队，瓦解中朝人民的斗志，去为华尔街的老板帮忙么？

　　其次，在路翎的描写抗美援朝生活的小说中所安排的故事，都是捏造出来的同部队和战争的纪律与要求完全敌对的所谓战斗生活和场景。路翎把我们有着高度自觉的纪律的部队和我们的部队所进行的高度现代化的严肃的战争，编制成为可以任他那些卑微的人物独来独往与自由发泄的环境。侦察员可以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儿戏般地随意摸自己的哨，副连

　　长可以把一场极甚重要的战斗随意提早发动的时间。团政治委员也可以听凭个人的喜爱毫无原则地调动任何人的工作；而这一切都被路翎歌颂为天经地义。路翎并让他的战士在激烈的战场上各干各的，各自想入非非，各自发泄个人的一切；并且据说这还是路翎对於我们的战士的最大的表扬，理由是在战场上“一个战士就是一个建制”，於是就显得我们的战士有着更高的“觉悟”。不用说，这是胡风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的反革命观点的绝妙发挥，这是发泄胡风们的个人疯狂性的美好环境的布置；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战士对於各自的家乡亲人的想入非非的所谓“丰富的内心生活”的安排，不过是作者有意要跟激烈到间不容发的战争场景画上尖锐的对比，以便於使作品中的战士疯狂地走向死亡，或是阴暗地走向牺牲，并且也把读者带向或疯狂或阴暗的心境。路翎就是这样散布着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攻击着革命部队的纪律和整个的革命集体，妄图腐蚀和瓦解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注〔一〕世外桃源，晋朝诗人陶渊明，对当时的社会深表不满，他写了篇“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和现实社会隔绝的境界。后人称这种与隔绝的境界“世外桃源”。

　　最后，路翎还在“洼地上的‘战役’”里严密地设计了与尽情地歌颂了一个反动的罪恶的爱情。路翎一方面在字里行间以革命的纪律不容许小说中的爱情作幌子，一方面却又不遗余力地让那个爱情悱恻缠绵地发展到难分难解。一方面在幌子上卑鄙地写着那个爱情是在中朝人民深厚感情的基础上发展的什么高贵的爱情，一方面却又暴露了那个爱情其实只是建筑在老婆烧烧火和丈夫扫扫院子的卑微的基础上。路翎并且狠毒地把王应洪的班长和连指导员以及团政委都涂抹成儿女情长的丑陋不堪的人物，这些人物打着要把王应洪和金圣姬引导到割断爱情与走向更高觉悟的幌子，实际上却是以反动的温情，强烈地惋惜着也即是强烈地鼓励与助长着这一个罪恶的爱情的发展。这就使从班长到团政委都自觉地成为了这一件爱情的媒人，因而当作者在最后不能不把王应洪在战场上任意牺牲掉的时候，作者竟公开地经过从班长到团政委的意愿，把金圣姬送给王应洪而又染上了王应洪牺牲时候的血迹的手帕，又送还给金圣姬，就这样批准了并且完成了一件中世纪的剥削阶级那一类“英雄与美人”的所谓高贵的节烈的爱情，也即是完成了我们时代的斗争生活中的一个爱情悲剧的结局。於是王应洪和金圣姬的世外桃源的幻想，只落得一个“可怜无定河边骨”〔一〕的收场。请看呀，抗美援朝就是这样的悲惨和阴暗！这是以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还是反动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战？这是在高呼保卫世界和平，还是在叫嚣反革命的和平主义〔二〕？路翎的回答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路翎通过他所精心设计的这一件爱情，高高举起了挑拨中朝关系、反对抗美援朝和反对革命的旗帜。

　　注〔一〕“可怜无定河边骨”这是唐朝诗人陈陶写的“陇西行”里的诗句。全诗说跟北方的胡人作战，战死在无定河（在现今陕西北部）边的人，“犹是深闺梦里人”，他的爱人还在梦见他。写出了诗人反对那种不义战争的情绪。

　　〔二〕  和平主义  和平主义在拉丁文中就是调和的意思。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它抽象地宣传和平，反对战争。但它抹杀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战争的最深的基础和根源这一事实。它同样也否认：反对资本主义奴隶制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战争是合乎规律的和正义的，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指出：“和平主义及抽象地宣传和平，乃是欺骗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只有在对世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才能完全消灭产生战争的一切根源。但这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前，劳动群众、一切和平拥护者反对战争的斗争都是徒劳无益的。目前，全世界的和平拥护者，在世界和平堡垒——苏联的领导下成立世界和平大会，反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之一。

　　路翎在他的反对抗美援朝的小说中举起的旗帜并且是那样地不可动摇，以至成为胡风集团的一张王牌，当这些小说受到严厉的批评以后，胡风们就在藉检查“文艺报”的错误向我们的国家发动猛攻的时机，由路翎“抛出”了一件猛烈的武器——四万字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妄图推翻我们的革命事业，以便顽强地树立上述几篇小说中的旗帜和胡风集团整个反革命的旗帜。路翎那篇批评文章的反革命气焰达到了高峰，并把他们整个集团的政治阴谋在文章中全部加在我们光荣的革命文艺队伍的身上。现在，反革命的面目被党和人民全部地揭露了，胡风路翎们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旗帜全部倒进了垃圾箱中，这是我们革命事业和革命文艺事业的一个伟大胜利。但路翎在反批评文章中的狡辩还必须彻底地给以戳穿。

　　路翎在他的反批评文章中，把他的战士们阴沉地怀念家乡的心理和黯淡的牺牲与罪恶的爱情，无耻地描画成好像都是共产主义的观点；这是瞎说，这是对於共产主义的疯狂的侮辱。这里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人民的战士不能想家或不能牺牲，恰恰相反，我们的战士决不会不怀念家乡，我们的战士在战斗中也决不会没有牺牲，我们的战士甚至就在朝鲜的生活中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发生爱情的纠葛。但是，我们人民战士的思想基础却根本不是单纯纠缠在家乡儿女的幻想中的反动的和平主义，而是与对家乡的热爱联系着的高度的革命的觉悟。我们的战上当然有着丰富的内心生活，但他们决不只想着个人的琐事，而会想到更多的更主要的把战斗、劳动和幸福交织在一起的远大宽阔的事物。我们的战士只会在为了远大的理想而需要的时候英勇壮烈地牺牲，却决不会仅仅带着个人的卑微的痛苦或疯狂或阴暗地送掉性命。至於人民战士的爱情，鼓舞人们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战斗的爱情，也即是为纪律所允许的爱情，这就可能获得成功；而一切与此相反的爱情，也即是一切有害的爱情，就必然会在政治觉悟的引导和铁的纪律的面前坚决地割断。如果要照路翎安排的那样，让我们战士的思想基础建筑在和平主义的反动幻想上面，试问这对於在革命战争中被敌人闹得家破人亡的战士将何以安插？试问在这样的基础上作者的人物即使偶尔也想想毛主席，但这难道不是把我们伟大的领袖侮辱成为和平主义的维护者？在这样的基础上作者的人物即使偶尔也想到立功，但这难道不是反动的个人主义的虚无的妄想？在这样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战士的爱情和牺牲，难道不是同样满含毒素的东西？路翎在他的反批评文章中，引用了许多苏联优秀作品中的例子，企图为他的关於家乡和爱情等等反动观点当作武器；但那些例子恰恰是充分证明我们的革命观点的有力武器，也恰恰是粉碎路翎自己的反动观点的有力武器。路翎的那篇反批评文章，不过是一纸反革命的罪证和供词。

　　十多年以来，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最主要的骨干分子之一，路翎的全部小说创作，就是走着上述一条始终如一的道路。这是一条胡风们的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一条跟美蒋匪帮的命运相同的疯狂的没落的道路。路翎在他的近十本的小说当中，把我们革命的人民涂改成千篇一律的盲目的疯子和卑微的动物，把我们革命的背景涂改成千篇一律的灰色和模糊，把我们人民革命事业的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无比的胜利涂改成千篇一律的死亡、绝望和阴暗。路翎在政治上是一个何等猖狂的反革命的奴才！在文艺上又是一个何等猖狂的反革命的灵魂刽子手！不过，这个灵魂刽子手的反革命的感情虽然达到了强烈的高峰，但他的反革命的文艺才能倒并不见得多么了不起。这不仅表现在作品中的人物、背景、故事和结局一贯都是千篇一律的疯狂和阴暗，而且甚至连语言也是千篇一律，解放前是什么“残酷的欢乐”一类不通的词句，解放后又是什么“眼睛里闪耀着强烈的光辉”一类概念的词句。反革命的强烈的主观，对於革命的伟大的现实，到底是无能为力！这就使路翎在文艺创作上，不得不深深地掉进了彻底的反现实主义的公式主义的泥坑，掉进了没落阶级的颓废主义的泥坑。

　　法捷耶夫在“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一〕一文中说：

　　“左琴科……是把一切最贪婪、最无耻、最庸俗的东西，强加於苏维埃人……”

　　阿赫玛托娃……干脆不承认有苏维埃人，却把读者的意识引入云雾朦胧虚无缥缈的空想，和带着僧侣和性欲的混合物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境地中去。”

　　“西欧的颓废主义是沿着两条时常合流的河床发展的。这一方面，就是把人描写成肮脏、下贱的生理上的人，描写成为龌龊的动物……但是另一方面，这又是把人引入神秘的境界，引入某种朦胧超世的境界……它底精神贫乏了，丧失了社会性的内容。”

　　注〔一〕这篇文章是法捷耶夫在中国文联大会上讲词，发表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上。

　　这几段话确切无比地给路翎的颓废主义的创作作出了总结。路翎就是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忠实学徒，就是西欧颓废主义的两条合流的河床的混合物；路翎的创作精神是彻底的堕落和贫乏的。

　　不过，作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的胡风集团中的骨干分子，路翎在创作上的反动的“功劳”也许还要远远超过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路翎这个灵魂刽子手的全部的大量的作品，十多年来所散布的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的、托洛茨基匪帮的各种各样反革命的细菌，由於我们的政治警惕不够和政治嗅觉不灵，应该说是曾经任其毒害了一些读者的。甚至就在去年，“洼地上的‘战役’”还曾经使得少数在阶级本能上和胡风分子们有着某些相通的糊涂的善良的读者流洒过感动的眼泪。因此，我们不仅要和全国人民一道，从政治上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也要从文艺上坚决肃清路翎和胡风分子们的一切反革命细菌的毒害，文艺上的肃清毒害的任务主要应由我们文艺工作者来担当，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必须在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切实提高革命警惕和政治嗅觉，进行猛烈的、细致的、深入的肃清文艺毒害的战斗，以便为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扫清道路，开辟出更加广阔的美好的前途。

　　来源：《文艺报》195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