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露胡风分子在南京文艺界的罪行

　　<理明>

　　解放战争期间，胡风集团集中了路翎、阿垅、欧阳庄、方然、冀汸、化铁等等一批骨干分子在南京进行种种破坏革命的活动。他们活动的阵地之一就是“蚂蚁小集”（杂志），他们攻击的目标，主要的是针对着党的文艺方针和革命的文艺事业。编者欧阳庄恶狠狠地说，“蚂蚁小集”上的文章，“务求每篇东西都是致敌死命的子弹”。那时，他们的反革命意志是非常坚定的。

　　一九四八年，南京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曾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五四纪念周”，举起反内战、反饥饿的旗帜，向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当时，青年学生曾邀请“作家”路翎参加他们的“文艺晚会”，但这些活动正和路翎他们一帮人的情绪是敌对的，路翎拒绝了。不但拒绝了，而且在他们“蚂蚁小集”上还登出了一篇表面上虚伪地同情学生，但实际上是在打击和嘲笑这次晚会的文章。骂青年学生们化装朗诵郭沫若先生的“斥反动文艺”和“马凡陀山歌”是“令人恶心”的“符咒”，“不是战斗”，等等。

　　解放前集中在南京的这一帮胡风分子，就是以这类破坏活动作为他们的“事业”的。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反动王朝的首都——南京——解放了，蒋介石二十二年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南京人民欢欣鼓舞地迎接新的社会生活，可是路翎这帮人却心情异常阴暗，以“迎接苦难”的心情来迎接“新的风暴”。接着，这批人就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分头混进革命队伍里潜伏下来，化铁混进了解放军，欧阳庄混进了工厂，他们不再以文艺为幌子，而是披着另一种外衣来进行反革命活动；路翎则以作家身份混进了南京文联创作组。

　　路翎在创作组期间，又团聚了一帮反动军官，特务分子在自己的周围。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胡风分子，有的则是和胡风集团反革命目标一致，反革命情绪一致的人。於是，路翎就展开了“坚实的、更好的”反革命工作。

　　混进了文联的胡风分子，就和隐藏在当时“南京人报”、“新民报”的反动分子相勾结，包办了“每周电影”、“新戏曲”等数个专刊，积极宣传胡风反动思想，疯狂打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例如，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受到千百万观众热烈赞扬的、描写解放军战士崇高品质的影片”钢铁战士”，他们污蔑为“木头战士”。表现陕北人民革命斗争的“陕北牧歌”和表现初解放时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劳动热情的“高歌猛进”，都是有强烈教育意义并且很感动人的影片，可是胡风分子却破口大骂，说是“叹为观止”的“公式主义”。他们对优秀的苏联电影也狂热地仇视，骂为“高级公式主义”。可是，与这些疯狂谩骂的同时，胡风分子郑造等却写一些毒害人们灵魂的黄色电影脚本，偷偷地寄给香港。

　　为了反对工农兵文艺的所谓“公式主义”，胡风分子郑造发表了论“主观的燃烧”，宣传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谰调。为了反对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他们曾宣传“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到处有生活”谰调的翻版。

　　路翎自己伪装得更为巧妙些，他不大公开地写这类文章，可是在背地里，他却在创作组里积极进行各种反动宣传，骂解放区的作家为“土豆子”、“小耗子”，看到有的人写及时反映政治斗争的作品，就说：“写这类东西，赚点花生米吃吃还可以，但写多了就无聊了。”创作组到被服厂体验生活，看到女工进出大门时卫兵的态度很严肃，这原是很正常的情况，可是路翎却向创作组的人挑拨性地宣传说：“你看，这就是工人和农民的矛盾。”当时，有些人却在称赞路翎“观察细致、深刻。”路翎常常就这样在所谓“创作体验”的掩盖下，进行种种挑拨性的反动宣传，比如他给创作组的人说：“描写解放军战士赔老乡的碗，你要把这过程写得很单纯，写他很痛快地就赔了，这就不现实。因为他只有那末一点钱，并且来得不易，你要描写他对钱的留恋，后来还是拿出来了，这样才典型。”革命军队里自觉遵守政治纪律的革命战士，在这类反革命“作家”的心目中都丑化成跟他们自己一样的极端自私者。

　　路翎在南京大学兼课，郑造在金陵女子大学兼课时，常常把学生找到鸡鸣寺等地，藉所谓文艺座谈会之名，在青年学生当中宣传说：“解放区的作品没有社会内容”，以所谓“社会内容”来和“政治内容”相对抗。在一女中等校演讲时，宣传什么“鲁迅是在生活中掌握马列主义，没有经过思想转变阶段”。唱着胡风那种臭名远扬的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反动调子。

　　胡风分子在宣传反动思想的同时，又进行各种挑拨离间，打击、拉拢等等反动活动。他们到处造谣生事，说文艺领导同志甲打击乙，丙又和丁闹宗派，等等。他们仇视党，骂党员是“官人”，骂积极要求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是“歇”（神经病）。他们自称为“鸟人”，称创作组为“自由之宫”，封“自由之花”。闹得文联内外乌烟瘴气，古怪问题不断发生。

　　当时南京解放不久，许多工作摆在最迫切的日程上等待我们去做。当文艺界集中全力来肃清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反动文化市场，大力提倡工农兵文艺方向，积极配合各项社会改革工作的进行时，这些胡风分子却从文艺战线内部来进行种种阻挠、破坏的活动。当时还不知道他们是一帮反革命分子的集团，党耐心的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可是这些却引起胡风的仇恨，就是“跟外地小耗子们缠，实在吃力”，於是把路翎召到北京，另有重用去了。在文联给路翎的送行会上，领导上又对路翎进行教育，指出他“看三年”的阴暗心理，跟当时热火朝天的人民革命情绪很不一致。那时，还不晓得路翎的“看三年”也就是胡风的“以五年为期并不算悲观”的反革命计划的翻版。可是在送行会上，甚至连那一点规劝性的批评，也遭到了路翎和别的胡风分子的仇恨，当晚，这一帮胡风分子又到馆子里去，按照他们自己的反革命气氛，重又为路翎再饯行一次，表示对抗。

　　路翎离开南京以后，胡风分子的活动就由那个从不在文艺界公开露面的欧阳庄在暗中指挥一切。欧阳庄是个很狡猾的狐狸，他一方面“建议”胡风“写几篇新人物”，用对新社会虚伪歌颂的手段来掩护反革命活动；同时，他自己则吹嘘是“工人出身、党员、历史清白（现在查明并非如此）的工业干部”，用这些漂亮的外衣来掩护他的罪恶活动。解放以后这些年来，欧阳庄从来不参加文艺界任何一项公开的活动，可是他却一直躲在阴暗角落里搞反革命的地下文艺活动。文艺界的人们只知道欧阳庄与文艺界的某些胡风分子相识，有一些来往，但还不知道他是一个用“工业干部”的身份巧妙地伪装过的、躲在地下作积极破坏活动的指挥官。

　　当欧阳庄假藉工作之名跑到北京去参加胡风反党意见书的起草、修改，并择好时机送向党中央之后，一回到南京，欧阳庄即向胡风分子无耻的吹嘘说胡风的意见书如何高明，要是按照胡风的反革命纲领来领导文艺的话，“能保证每年像缴粮食一样，向国家上缴多少小说、剧本和电影”。只可惜国家无法接受他们“上缴”的这些像粮食一样多的小说、剧本和电影，因为这些年来，路翎式的诽谤工农兵的反动作品我们已经“领教”够了。

　　为了配合胡风向党的进攻，欧阳庄和胡风及南京的胡风分子密议，写了一篇“从四年来对路翎的批评中看文艺批评的党性原则”投给“文艺报”，这是一些为路翎辩护的文章中最粗暴、最狂妄、最虚伪的一篇。欧阳庄在所谓“党性愿则”的虚伪词句的掩护下，仇视真正按照党性原则来对路翎进行批判的所有文章。欧阳庄的这篇文章，经过胡风、路翎反覆修改，作为掩护巧妙、反革命党性很强的样本，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胡风分子中传观、研究。欧阳庄特别得意的是他利用了“工业干部”的“客观态度”，从文艺战线“外面”来配合胡风向党的进攻。

　　去年秋，江苏省文联撤消了长期为胡风分子所把持的创作组，欧阳庄马上就把这作为“宗派主义”的例子汇报给胡风，并且积极在暗中鼓动创作组内的胡风分子反攻。黄天戈写了一篇诽谤性的小品文，污蔑党的领导像渔翁奴役鱼鹰一样，鱼鹰捕不到鱼了，渔翁就凶暴地把它杀死。企图要“江苏文艺”登载这篇反动“作品”，当时领导上只批评作者对党的态度不够正确，现在看来是多么软弱无力的批评，可是欧阳庄在听了他们的汇报之后，就积极支持胡风分子到处写信控告，说是“宗派主义”的打击，“不要知识分子的拉普”，说什么“小品文是反领导的，但不是反党”，制造出什么“反领导并不是反党”的反革命谬论。

　　等到去年冬天中国文联检查“文艺报”工作时，胡风认为“缺口已经打开了”，於是动员了他整个反革命集团向党大举进攻，此时，为了密切配合胡风在北京的攻势，欧阳庄就鼓动原文联创作组的胡风分子趁机反攻。欧阳庄像督战似的站在后边叫喊着：“你们为什么还不赶快轰啊！”

　　与此同时，文联内另一个善於伪装的胡风分子苏汛，一面数次向党“送上入党申请书”，但同时却又和欧阳庄一同在北京参加胡风、路翎的反革命聚会，并且拿起笔来将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未定稿中太尖刻的地方改得更为隐蔽些、伪善些。

　　欧阳庄不但以“工业干部”伪装的“客观态度”，在暗中指挥南京的胡风分子，并且按照胡风的指示，积极策划上海的一部分胡风分子的反革命活动。事实是这样：

　　去年八九月间新文艺出版社根据广大读者意见，着手检查该社出版的胡风分子作品的情况时，欧阳庄即赶到上海，和张中晓、罗洛等设计了一套破坏这次检查的办法。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检查“文艺月报”工作时，欧阳庄又赶到上海，和冀汸、罗洛、张中晓等密议如何转移斗争目标，趁火打劫的向党进攻，并拟好了一个准备“抛出去”的发言提纲，先由冀汸出面担任挑战的角色。

　　这个向来不大在公开场合下露头的胡风分子欧阳庄，一直自以为隐蔽得很巧妙，因此在胡风已指示他的整个反革命集团暂时退却，准备用假投降的手段隐蔽下来待机再起时，欧阳庄还肆无忌惮地串通另一个胡风分子，把一份重要的党内文件从一位负责同志那里偷去。等到另一些胡风分子“提醒”他“要主动”的假投降，“不能再拖”时，欧阳庄仅只向企业领导上试探几次，他以为自己是“工业干部”，党不知道他在文艺界所干的秘密的破坏活动，所以他连假投降的仪式和手续都没做，以为这样就可以一点不露声色的长期埋伏下去，继续在暗中进行反革命活动。可是尽管他用两面派的手段伪装得很巧妙，但党和人民还是识破了这个躲在阴暗“蛇窟”里进行破坏活动的胡风分子。

　　来源：《文艺月报》1955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