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风分子彭燕郊在湖南的破坏活动

　　<高岳森、傅紫荻、王以平整理>

　　凡是看过舒芜揭露的“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的人，都会记得一九五○年三月胡风给舒芜的信中说的那句话；“……武汉，湖南似乎茫无头绪……”看来反革命的罪魁胡风很为这“茫无头绪”感到焦急，於是在他写出这封信后的两个月，就把他的忠实信徒派遣到湖南来了。这就是前任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副教授的彭燕郊，——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湖南的代理人。

## 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形成之时起，彭燕郊就是这个集团的一分子

　　有充分的材料证明，很早以来，彭燕郊就和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还在一九三九年彭燕郊在新四军的时候，就通过给“七月”杂志投稿和胡风结识了，并从此建立了通讯关系。

　　彭燕郊在新四军吃不得苦，常发牢骚，看不起工农干部，在一九四○年便离开了抗日前线，偷偷地投到桂林的胡风的怀抱里去了。

　　当胡风反革命集团刚刚形成的时候，彭燕郊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他是胡风一手“培养”出来的。甚至连彭燕郊这个名字也是胡风给他起的（彭燕郊的原名叫陈德矩）。彭燕郊自己也说：“我是以胡风先生的追随者开始我的文艺写作生活的。”又说“对於胡风先生，一开始我就是极其敬爱他的，我愿意为他作任何事，而且也的确作了一些……。”这个胡风的忠实的追随者，真是为胡风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出了很大的力，一九四一年他在广西“力报”所编的“半月文艺”，就是胡风集团进行反革命文艺活动的一个据点，在这个副刊上，大量地发表了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稿件。一九四二年又在他的创议之下与胡风办了一个“南天出版社”，并由他担任了这个出版社的经理人，先后出版了阿垅的“无弦琴”，绿原的“童话”和冀汸的“跃动的夜”等诗集。而胡风也把彭燕郊当作自己的亲信，将“七月”作者的“通信录”（这个“通信录”实际上就是当时胡风集团分子的名单）交给了彭燕郊，使他从一九四一年起就和胡风集团的阿垅、绿原、路翎、曾卓、方然、冀汸、彭柏山、庄涌、吕荧等许多骨干分子发生了密切的交往。但是彭燕郊却在这次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逢人便说他从一九四二年在桂林时就和胡风“闹翻”了，或“交恶”了，并说在重庆时见面都不打招呼。这类话，在中南作家协会召开的会员大会上讲过，在湖南文联召开的批判胡风反动思想的座谈会上讲过，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面前讲过，后来在他写了多次的揭露胡风的材料中又一再地这样说，其目的无非是想藉此来欺骗党和人民群众。可是扯谎并没有帮助彭燕郊“滑过去”。正是他举出的可以证明他与胡风“闹翻”的人，证明了他在一九四四年在重庆时还和胡风有来往，并且从没有听他说过胡风的坏话。再者，如果说彭燕郊真的和胡风“闹翻”了或“交恶”了，那么为什么在一九五○年当他在“光明日报”编“文学周刊”时还去登门拜访胡风，并把“人民日报”退了稿的胡风用以诽谤革命、诽谤人民的长诗“时间开始了”第四篇“安魂曲”发表出来了，而且随后还把读者对胡风的批评文章送给胡风去看呢？这还不算，为了帮助胡风筹措去上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路费，彭燕郊曾尽力周旋，为胡风预支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稿费。并且从群众揭发的材料中知道，彭燕郊到湖南以后也还与胡风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此外，他对学生曾自诩为“胡风派的诗人”，利用了一切机会，采用了各种方法声嘶力竭地传播胡风反动的文艺思想，难道这都是与胡风“闹翻”或“交恶”的表现吗？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揭露和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彭燕郊并没有把他与胡风来往的全部密信交出来，没有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人民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真实情况；相反的却在今年三月间去汉口与胡风分子曾卓等秘密商议如何“揭发”和“声讨”胡风。他为“文艺报”所写的关於“揭露胡风”的材料就是经曾卓看过后寄出的，而他在“长江日报”为揭露胡风所写的“必须激起最严肃的责任心”一稿，也是经曾卓删改了之后发表的。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彭燕郊过去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分子，现在仍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分子。

　　胡风分子彭燕郊采用了假投降的策略。早在批判胡风反动的文艺思想时，就把“揭露”胡风的文章写好了。但在他那写了一次又一次的“揭露”胡风的文章中，并没有触及到胡风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底细，只不过是鸡毛蒜皮地对胡风进行了一些人身攻击。使人不能容忍的就是他藉这种假揭露来掩盖胡风反革命的本质，说胡风的“全部理想”是“重建一个文坛”，而他对胡风“总的印象”是“坚决地离开党的路线创造他自己的事业”，并把胡风说成是“一个奋勇奔赴自己目标的事业家，而他的事业家的热情是用不健康的思想燃烧起来的。”从以上的话谁都能看出彭燕郊是用揭露之名有意地在为胡风解脱，但是彭燕郊这样做还惟恐触怒了他的主子，接着便解释说：“现在人们还常常提到胡风先生经由他办的刊物，对新文学运动有着一定的劳绩，特别是对青年的培养。胡风先生是可以不必担心人们抹煞它的，像我这样的青年人，对於胡风先生直到现在是感激着初期对我的某些积极的影响。”在彭燕郊说了这一片向胡风献媚讨宠的话之后，他还向胡风表白：就是写这样的假揭露的文章也并非是出於自愿的，他说：“提起这些，我的心情是胡风先生目前无法理解的。”

　　此外，彭燕郊从其反革命的立场出发，除了作以上的假揭露之外，还千方百计地对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施行破坏，他唆使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的学生不学习报刊上批判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文章，而去阅读胡风分子路翎歪曲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并把时间安排了七周之久；当全国人民由批判胡风反动的文艺思想进而展开揭露和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时，他在省文联常委会上却强调应该批判胡风的思想，以图分散斗争的火力。举出这些事实之后，让我们再看看彭燕郊在湖南省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上说了些什么话，他说：“我知道了，我应该用最严肃的态度投入这一场斗争，毫不犹疑马虎。”又说：“我感谢解放以后党给我们的教育，我的眼睛逐渐明亮……我逐渐地有了战斗力量。”另外在他写的检讨中又说：“现在经过半年来对胡风反动思想的批判和对胡风及其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的揭发，我刚逐渐的醒悟过来！”还说甚么“激起了悲愤和对敌的仇恨，激发了战斗的热情，而且知道了这个斗争不但向敌人，也是同样重要的，向自己，必须革自己的命，这使我走上了健康的道路。”看！彭燕郊在这儿不是在要两面派的手法吗？

## 一贯地宣扬胡风反动的文艺思想

　　在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由於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揭发了胡风分子彭燕郊的大批材料。这些材料说明：彭燕郊来到湖南以后，便采取两面派手法，利用各种机会和各种场合，从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

　　彭燕郊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所有角色一样，是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忠实宣扬者，他一贯地仇视和诽谤革命文艺事业，单以解放以后的事实来说，他不但利用当时在“光明日报”担任报刊编辑的职权，於一九五○年二月五日发表了被胡风称为“有猛烈的射击”的诽谤革命、诽谤人民的长诗“时间开始了”第四篇“安魂曲”，而且在他来到湖南大学以后，立即把“时间开始了”列为现代诗选教材中的第一篇，利用讲坛向学生广为传布。他无耻地吹嘘这首诗具有“庄严的基调”等八个优点，并说胡风是“中国主要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最大贡献是“介绍了很多优秀的诗人”，“大力培植青年作者”等等。当时黄药眠、沙鸥等会写文章对“时间开始了”进行批评，彭燕郊在讲授时辩护说：“这首诗虽有人批评过，但却是一首好诗。”同时，他在向学生讲到新诗的发展时，还歪曲地说“七月”是中国最盛的诗坛，把阿垅、鲁藜、冀汸、绿原、庄涌等这帮胡风分子，吹捧为当时的主要诗人并加以介绍。而对於解放区的诗人和诗歌的成就则尽量加以抹煞，他所提到的解放区诗人只有李季、王希坚、阮章竞三个名字，在谈到解放区诗歌的特点时，更恶毒地诬蔑为“押韵、好记，但也容易忘记”，“带勉强的艺术性”和“感情的自流状态”等，还诋毁“解放区只有艺术，但没有艺术家”，对解放区的文艺采取极端轻蔑的态度。

　　彭燕郊为了隐蔽起来长期作战，他是深知如何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而将自己巧妙地伪装起来的。在某些公开的场合，如省人民政协和省文联召开的会议上，他善於装成“诚恳”、“谦虚”、“要求进步”的样子，在“字面”上很站稳立场。发言时不是“顺着”引用一些“马列主义和苏联文艺理论批评”的词句，便是采取“积极的、无‘距离’的态度”进行一点“批评与自我批评”。比如他今年二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学习手记”中，便曾坚持要选进“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我们的指路明灯”这篇他所谓的“应景文章”，“以明心迹坦荡”。而在今年二月省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还伪善地说：“我要请每一位同志留心，假如我们不很好改造自己的思想，那就是给各样的思想敌人留下了活动的空隙。”但在另外的场合，即在他认为可以欺骗的某些青年面前，却乘着“空隙”大量散布反动的思想毒素，为胡风和胡风分子大肆吹捧，对其他革命作家则横加诬蔑。

　　彭燕郊常常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歪曲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引导青年脱离政治。一九五四年六月他在中南矿冶学院作关於诗的报告时，故意造谣诬蔑，说某某是老诗人转变最彻底的一个，但因为在做党务工作时投入了政治斗争的圈子，人太理智、太实际了，解放以后没有写过一首好诗。又说某某富有艺术家气质，所以不宜搞实际工作，在土改中曾被撤销工作组长的职务，但写出了一些诗来。企图以此说明不过问政治才能成为诗人，而政治则会“窒息”诗人的写作才能，使诗人写不出诗来，宣扬他的极端反动的文艺理论。同时，他还藉口攻击某些诗的缺点，在“文艺学习手记”的“关於诗的几个问题的讨论”中，反对描写朝鲜停战、鞍钢恢复、解放台湾等具有重大意义的题材，说是对这些题材，我们只有“简单的冲动”，藉以阻挠青年作者去关心和表现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情，这和胡风的反对作家表现重大题材的反动理论是一个版本。而对於我国某些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他却以“艺术性不够”加以抹煞，甚至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这些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的著作，在学生面前都诬蔑地说是“只有形象，没有典型”。此外，像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他都尽量地进行攻击或贬斥。

　　彭燕郊利用讲课、写文章、作报告、和学生个别谈话等各种机会，经常狂热地鼓吹胡风唯心主义的“主观战斗精神”和“到处有生活”的滥调。他用强调诗的感情作为幌子，否定文学作品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他在“关於诗的几个问题的讨论”一文中说：“感情之於诗，像水果之有水分一样，不可能从外部贯注进去。”把感情说成脱离客观现实的，纯然为作者主观的东西，这正和阿垅在“诗与现实”中的“诗是自内而外的，不是自外而内的”的说法，弹着同一个调子。这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於认识的客观性的真理直接违背的。在彭燕郊强调诗的感情的同时，也竭力散布胡风的“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有诗”的论调，鼓吹“生活中到处有诗”，“现实生活中间充满着的诗意，和有时候甚至‘俯拾即是’的诗材”。当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一年级一个学生到他那里“请教”时，他说“只要到田野里去走一趟，就可以写出诗来。”这实际是阻挠青年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使他们陷滞在所谓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狭小的圈子里。

　　彭燕郊更常常向青年和学生宣扬作家的二重人格，否定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家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一再宣扬他的“作家品质不好也可写出好作品来”的腐朽的理论。如文艺界的腐化堕落分子孔厥被开除出中国作家协会以后，彭燕郊在学生面前，竟将孔厥卑鄙的行为归咎於被欺骗的女孩子，说是由於这些女孩子的品质不良而造成的，并说孔厥的品质虽然不好，但能够写出“新儿女英雄传”还是不错。其目的一方面是藉以毒害青年，另一方面也是为他自己一贯地玩弄女性、极端腐化恶劣的品质作掩护。

　　彭燕郊常常在他可以进行欺骗的场合，狂热地吹捧胡风分子和诽谤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以及革命的作家。而在讲坛上和与青年作者、学生交谈时，曾一再吹嘘“胡风是了不起的文艺理论家”，“胡风是中国比较成熟的理论家，他培养了一批后进，对文坛大有贡献”，“只有胡风才能发现新生力量，并把他们培养成材”，“鲁藜、绿原都是有才华的诗人”，“路翎的作品是有热情的，以后要读读路翎的作品”。湖南教师进修学院有几个教师上他家谈诗的问题，他指着桌上摆着的亦门（即阿垅）的“诗是什么”加以推荐说：“现在谈诗的书，只有这本好些。”而对於党的和其他进步的作家，则加以诽谤和轻蔑，如他曾对人说：“茅盾很世故”，“艾青的‘诗论’简直不通”，“黄药眠什么也不懂”等等。一九五二年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发表批判胡风思想的文章以后，他更利用一个爱好诗歌的机关青年的无知，进行造谣和诽谤，说“这是以周扬为首的解放区文艺队伍和以胡风为首的国民党地区文艺队伍互相排斥，看不起，争夺文艺的领导权”，还说“国民党地区的文艺队伍看不起解放区的文艺队伍，是因为他们没有艺术水平；解放区的文艺队伍瞧不起国民党地区的文艺队伍，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改造。”

　　不久以前，彭燕郊在他的虚伪的检讨中谈到自己所受胡风及其集团的影响时，说道：“有一个时期，我一写文章，就会变成他们的传声筒，宣传‘文学即政治’和‘生活即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桂林），和青年朋友接触时也喜爱宣传那一套理论，别的，简直不能从我的嘴里说出，肚子里尽是这些东西！”然而根据广大群众所揭发的以上这些事实，都证明他并不是“有一个时期”而是从他追随胡风之日起，到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露之后，一直是胡风反动思想的一个忠实的传教士，一直是革命青年凶恶的敌人。

## “联络人”、“争取人”的恶毒手段

　　也和所有的胡风分子一样，彭燕郊一到湖南，就开始了他“争取人”、“联络人”的活动。他利用某些青年的幼稚和虚荣心，到处进行欺骗和拉拢。他的反革命黑手，不但伸向青年学生，文艺工作者，而且也伸到了一些爱好文艺的国家机关干部、革命残废军人和部队、厂矿青年的身边。五年来，这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胡风分子，一直利用着我们的课堂、讲坛、报刊、以及文艺团体，来扩大他的影响，一方面向无数纯洁的青年灌输反动思想，一方面以“诗人”、“教授”、“青年导师”的面貌在青年中间出现，和青年交“朋友”，建立他从事反革命的群众基础。事实证明：彭燕郊对许多青年起了非常严重的毒害作用。

　　从一九五○年彭燕郊在“民主报”编副刊“文艺服务”的时候起，就开始向他投稿的青年作者当中物色可以“争取”、“联络”的对象。凡是他认为可以“一试”的，就特别“热情”地加以接待，请他们上馆子，用小恩小惠进行拉拢。他选择了各种最动听的词句去阿谀他们，说什么“你们青年人最有前途”啦，“你有诗才，应该多写诗”啦，还有什么“我们一起出名编刊物、编民歌集子”啦，以及“你的作品，我已经选作湖南大学的教材”啦，等等，把这些爱好文艺的青年捧得头昏脑热。有一个在国家机关工作的青年曾经以自己练习写作的诗稿向彭燕郊请教，出乎意外地得到了彭燕郊的称赞，说他有天才，可以成为诗人；原来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一个干部在报刊上发表了两首诗以后，也得到了彭燕郊廉价的喝采，连声说：“你有天才！”甚至吹捧她是“最有前途的诗人！”使这些青年自以为真的是天才，因而变得狂妄起来。

　　除了对青年的习作大加吹捧收买人心以外，彭燕郊还用过种种卑劣的手段，来讨好青年。他惯於装成十分“关心”、“爱护”青年的姿态，使一些青年堕入他的圈套。和他曾经有过一些联系的一个文工团员，在一九五一年下乡参加土改的时候，没有写信给他，於是，彭燕郊就连忙给这个文工团员写了一封热情的信。信中间他没有写信是不是没有钱买邮票，并随信附寄了五千元邮票。这样一来，那位文工团员就和他交往起来了。另外有一个被彭燕郊“联络”“争取”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在一九五四年的紧张的防汛斗争中开了小差，曾因此受到了本机关领导上和团组织的严厉批评。正当这个青年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彭燕郊装出一付“关心”的样子问他“怎么样？”这位青年文学工作者当时流下了眼泪。彭燕郊见有机可乘，便进一步地给以“温暖”，说：“不要紧，这是小事情，外面人（？）不会这样来看你，年轻人要有勇气，栽了跟头就爬起来！”结果很清楚，这位青年中止了自己的错误的反省，投入了彭燕郊的怀抱。

　　彭燕郊善於利用某些青年盲目崇拜的弱点，用来吹嘘自己，俘掳对方。在他和青年接近时，总要藉各种各样的机会把自己伪装成是最革命的，最进步的诗人，一再吹嘘自己过去参加过新四军（当然忌讳谈到自己是个逃兵），并一直把自己吹嘘为革命文艺工作者。在解放以后，更把自己说成是如何得到党委重视，他已参加了“党员八项标准”的学习，“马上就要入党”（他并且真已向党递上了申请书，积极要求入党！），等等，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红色教授”、“革命诗人”；同时，又经常把自己解放前的一大堆“诗集”向青年们炫耀，以致当具有一些青年对他崇拜到五体投地的程度了。

　　对已经堕入他的圈套的青年，彭燕郊就开始不断地向他们灌输毒素，极力宣扬胡风的反革命文艺理论，介绍胡风分子的书给他们看。有一个青年，就在彭燕郊的“指导”下，像吸食毒品一样的大量阅读胡风分子的作品，接连买了牛汉、冀汸、鲁藜、绿原等胡风分子的诗集。有些青年感到自己写不出东西来，彭燕郊就乘机宣传胡风的“主观精神昂扬”，对这些青年作者说：“你们写不出东西，主要是热情不够，写诗，应该使自己达到发狂的程度，我过去写诗总要发狂，每天都要写几百行。”

　　既然彭燕郊已经挖了这些青年的心，随后就道出自己的“私房话”来了，这就是散布对现实不满的言论，来欺骗青年，毒害青年。有个十八岁的中学生，他的父亲被管制，初中读了二年辍学了，成了彭燕郊的好对象，在彭燕郊的影响下，加深了他对人民、对新社会的不满，彭燕郊曾经出了一个题目：“人间的丑恶”，叫这青年写诗，这青年在诗里面表现了极端疯狂的反革命情绪，经过彭燕郊的修改之后，就成为这两句：“共产党你要再猖狂，你就要灭亡”（“人民日报”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后，彭燕郊曾指使他将这首诗稿和其他许多经他指教并修改的诗文稿烧毁）。这是胡风分子彭燕郊毒害青年的铁证。

　　在这些被毒害的青年当中，也有年轻的共产党员。省人民检察院有一个候补党员石俊超，早在一九五一年，就被彭燕郊看中了。彭燕郊看了他的诗稿以后，就说他“很有才华”，“在湖南大学都找不出这样有前途的诗人。”石俊超被捧得昏头昏脑，认为自己是彭燕郊培养、发现的“未来的诗人”，马上就和彭燕郊交结上了。彭燕郊利用他不安心检察工作，想升学、想作诗人的要求，进行挑拨，说机关工作忙不能写作，应该到文艺部门去，并且鼓励他考大学，说湖南大学招生过了期，不然可以投考，而且包准他录取。此后，石俊超对工作更加不安心，请了一个月的病假来写诗，还闹着要求调动工作，后来竟拿着彭燕郊的私人介绍信到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去找工作。当时，这个青年所在机关的党组织及时对他进行了教育和批评，但是由於他中毒已深仍不醒悟，继续把彭燕郊当作亲密的“老师”和“朋友”，彭燕郊又千方百计地笼络他，鼓励他继续“大胆”地写诗，并且说要把他的诗介绍出版。石俊超去北京学习，彭燕郊又说要介绍他同诗人艾青、田间认识。这样一来，石俊超对反革命分子彭燕郊更是“感激不尽”，感到彭燕郊比党还要“温暖”，什么话都愿意和彭燕郊谈。彭燕郊恶毒的阴谋实现了，就开始向石俊超探听起国家机密来了。作了彭燕郊俘掳的共产党员石俊超，就是在这种“亲切”、“温暖”的气氛中，谈出了一些案件的情况，泄漏了国家的机密。

## 藉搜集民歌为名破坏土地改革

　　从一九五一年冬天到一九五二年春天，胡风分子彭燕郊随着湖南大学土改工作团，参加了益阳、溆浦等县的土地改革运动。但彭燕郊并不是真正参加土地改革的工作，而是以搜集山歌为名，实际上进行着破坏土地改革的活动。

　　当时，湖南大学师生参加土改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农民翻身，并通过参加土改来改造思想。但是，就是这个当时担任土改大队长的彭燕郊，一到溆浦瑶头村，自己却整天呆在农会里，睡的是农会的红漆大床，吃的是农会专为他准备的伙食，尽管外面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而彭燕郊却埋头干他的搜集山歌的工作去了。在彭燕郊的布置下，使许多学生都不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去，而是专心致意地卷入到他的搜集山歌的“运动”中去了，有的学生甚至不管土改工作搞得怎样，只怕没有搜集山歌，无法向彭燕郊汇报。一到集中开干部会的时候，他们凑到一块，就看谁搜集的山歌多，谁搜集的山歌好。当时，中文系的学生有的就是为了完成彭燕郊的任务，对实际斗争采取了马马虎虎的态度。除了湖南大学的学生以外，还有一些青年干部，也因为彭燕郊布置他们搜集山歌而影响了工作。

　　然而，彭燕郊在他编辑的“湖南歌谣选”的前书中，叙述到他们在土改中如何搜集山歌时，却无耻地写道：“第二次在湘西，我们并有计划地利用山歌进行宣传，把它拿来当作对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成绩相当好。”到底有什么“成绩”呢？一位当时和彭燕郊在瑶头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所揭露的事实是：当时，一间房子里是农民进行血和泪的控诉，向地主阶级展开翻天覆地的斗争；另一间房子里，搜集山歌的人们却在大唱其情歌，气氛极不调和。当地农民看到他们不问对象地到处搜集山歌，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来干什么的，说：“这些干部到底是唱山歌的，还是帮助我们斗地主，分田地的？”有些农民就说他们是“念本本”的，“做客”的。

　　这些事实说明：彭燕郊虽然到了农村，但是他并没有参加土地改革，甚至也不是参观土地改革，而是在土改运动中借着搜集山歌的名义，巧妙地进行破坏活动。他不仅使这批青年学生的力量，不能全部地投入到反封建斗争中去，因而削弱了斗争的力量，直接地破坏了土地改革运动；并且妨碍了青年学生通过这一阶级斗争，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不能在思想上得到应有的改造和提高；而他自己则借搜集山歌之名，来显示他重视民间文学，为自己装点门面。

## 一定要查清彭燕郊的全部罪行

　　还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开始的时候，党和人民政府为了给彭燕郊以改悔自新的机会，曾经对彭燕郊进行多次的劝告。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宣传部的负责同志，湖南师范学院行政和党组织的负责人，都曾一再找彭燕郊谈话，动员他老老实实批判自己，揭露胡风，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然而，这个狡猾而阴险的胡风分子，却一再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来欺骗党、欺骗人民，企图蒙混过关，以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就在他最近写的检讨中，仍然一面虚伪透顶地说什么“这伟大的运动向我大喝一声，我听到那警钟在响，我相信我是比较清醒了。”又说什么“感谢党，我已经有信心回头，向康庄大道前进了。”还说什么“为了使自己成为真正符合新时代建设工作的要求的工作者，这一次斗争中的胜利，对於我是有着再生的意义，我欢呼这伟大的胜利。”而在另一方面，却又说“庆幸着自己到底没有再和他（指胡风）混在一起了”“我没有沦落为胡风分子”之类的鬼话，拒不坦白，顽抗到底。同时，他还到处对人发牢骚说：“湖南没有人了解我，只有在北京才弄得清我的问题”。仿佛他是含冤莫白，而实质上是企图混淆群众视听，对党进行恶毒的污蔑。可是，这一切鬼把戏，骗不过党和人民，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擦亮了眼睛的人民群众从各地检举了大批材料，揭露了彭燕郊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各种罪行。本文所揭发的事实，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从这些事实中，便足以看清胡风分子彭燕郊反革命的真实面目。尽管胡风分子彭燕郊至今仍百般抵赖，但是他的伪装再不能欺骗我们了。如果说在过去我们因为警惕性不高，或丧失了警惕性，一直和老虎睡在一起而不自觉，甚至让这个胡风分子窃据了省人民政协委员、省文联常委、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副教授等重要职务，并挂着“诗人”的牌子，在革命阵营中为非作歹，毒害人民，那末，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容许他继续玩弄两面派的手段了，我们必须剥下胡风分子彭燕郊的假面，为彻底追出他的全部罪行而斗争到底。

　　来源：《新湖南报》1955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