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痛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毒害了我两个儿子

　　<嵩山区教友、熊秉辰>

　　我是一个有九个孩子的父亲，两个大的，一个名叫熊国良，现在徐汇中学念高三，一个名叫熊膺华，在一九五三年反帝爱国运动中，被第二医学院开除了。想起过去的事，我就痛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

　　记得在一九五三年反帝爱国运动中，我积极投入了这个斗争，我的儿子国良，那时不满十七岁，却在同学面前，公开反对，竟敢说出他和我——他的亲生父亲——“势不两立”。当时有人还以这句话来讽刺我，打击我。我现在明白了是什么人给了他这个胆，教他这样忤逆？这都是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平日给青年教友灌输反动思想毒素，才使这班青年连骨肉也不认得了，天主十诫第四诫，命人孝敬父母，爱护祖国。而他们教青年与父亲与国家“势不两立”，这是传天主的教吗？

　　说起我的儿子熊膺华，受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毒害更是严重，也更可怜。他是旧震旦大学医疗系的学生。震旦新生后，改名第二医学院，他继续读到一九五三年。那时他已读完了四年级，只要再读一年，他就可以踏上工作岗位，为祖国服务。那晓得这批反革命豺狼，抓住了他不放松，用歪曲了的道理：什么“神修”呀，什么“帮助传教”呀，什么“圣堂服务”呀，这些甜言蜜语来哄骗他，外表看来，是一个教友青年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可是什么是他们的“神修”呢？冷淡国事，举凡国庆日及一切爱国运动节日，他们就叫这些青年集合堂内，或往佘山“避静”，使青年们不能参加游行等等活动。他们叫教友青年怎么“帮助传教”呢？就是叫他们向儿童们灌输反共的思想毒素。在圣堂内“服务”什么呢？是叫他们监视爱国教友，不给领圣体，打击爱国教友。我的儿子就是这样和许多“公青”一样，被他们麻醉后，逃避开会，逃避政治课，不参加任何爱国运动，听大报告竟溜出会场。最严重的是一九五三年反帝爱国运动开展时，一批所谓“公青”（我的儿子也附和在内）竟集体走到学校青年科“示威”。因为这一系列的不法行动，我的儿子和不少别的同学就被学校开除了。开除后，我的儿子觉得对不起父母，又眼看自己的前途丧失，也很觉痛苦。全家为他也不由得掉泪。可是谁把我儿子的前途这样葬送了呢？今天龚品梅这夥反革命分子落了网，这不是他们罪有应得么？还有更可恨的，就是这批反革命分子，看见这许多青年学生遭受了这样大的牺牲，他们还想继续对他们进行欺骗。称他们“为天主受磨难”，叫他们“要有勇气”并警告他们“无论如何不得控诉神长”。因此我的儿子吃了这样大的亏，也不敢出一句怨言。我的儿子是一个痛恨蒋匪帮的人，在解放前的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中，他总是参加震旦高中生示威游行，又参加当时一连串游行集会。就是这样一个有爱国热血的青年，在解放后却被龚品梅这夥杀人不见血的反革命集团毒害了，他们用包着宗教糖衣、内藏反动毒素的歪曲教义，麻痹了我的儿子和许多教友青年。这里我要举出他们惯常用来欺骗青年的鬼话，而同时要戳穿这些鬼话的荒谬。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平日总以“小宗徒”的称号送给这些教友青年，叫他们“勇敢反抗，准备致命”。可是耶稣向宗徒说过：“你们要多做善事，好叫教外人看见你们做的善事，来光荣你们的在天圣父。”这不是说得很明白么？传教，使教会广扬，最好的方法，是用好的行事来感动人心，使人赞扬我们教会。而这批反革命分子唆使青年做出许许多多反人民的坏事，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痛恨，这是帮助传教呢，还是败坏圣教美名？再说致命，耶稣明白地指出：“为义而被窘难，乃真福。”可见，为“义”而被窘难，才算得致命。如果是为了不义即不应该做的坏事，而被人民处理，也能算是致命吗？试问这批反革命分子，策使“公青”监视爱国教友，破坏政策，对抗政府，哪一件是应做的事呢？我耐心地将这些道理教育我的儿子。我也希望教会内一切青年记住耶稣的话，祂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也只听我的话。”我们是耶稣的羊群，我们就得辨认祂的声音。就是要做好事，不要做反革命坏事。耶稣又说过：“凡不依照耶稣的道理，而用迷人的邪道，走进羊圈的，就不是好牧童而是羊贼。”我们要能辨认耶稣的声音和羊贼的谎话，才不致被他们所把持、窃走。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欺骗利用教友青年的事实，实在一时讲不完，正好像我对他们的痛恨，也是说不尽。我要好好教育我的儿子，叫我受了害的儿子明白，这批反革命分子仇恨新中国，我们就更要爱新中国；反革命分子要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要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更幸福。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想在青年身上施行阴谋毒害，是枉费心机的。终究我们还是在高呼着他们所不愿意听的口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来源：《信鸽半月刊》1955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