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张光年>

　　现实主义的根本要求是反映生活的真实。我们已经看见，按照胡风的以主观唯心论为基础的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谓主观克服客观、主观战胜客观的荒谬的创作方法，是不可能反映出客观真实的。但胡风或许要辩解，他不是说过在主观克服客观的要求下，客观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底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底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吗？因此，我们接着就应当考察一下，胡风对於客观世界的认识，对人民、对历史的认识，即对客观真实性的认识，这就接触到他的世界观的核心部分，接触到他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内容”或“唯一条件”，接触到他的最得意、最独创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学说”和“疯狂性”“痉挛性”的“学说”了。

　　胡风把人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看成是“支配历史命运的潜在力量”。那么，这个“创伤”是如何形成的呢？

　　胡风说：“生活在以经济关系为基石的社会诸关系里面的人民，在重重的剥削和奴役下面担负着劳动的重负，善良地担负着，坚强地担负着，不流汗就不能活，甚至不流血也不能活，但却‘脚踏实地’地站在地球上面流着汗流着血地担负了下来。这伟大的精神就是世界底脊梁。要说健康，还有比这更健康的么？然而，这承受劳动重负的坚强和善良，同时又是以封建主义底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态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前一侧面产生了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但后一侧面却又把那个要求禁锢在、麻痹在、甚至闷死在‘自在的’状态里面；这个惯常是被后一侧面所包围的统一着但却对立着的内容，激荡着、纠结着、相生相克着，形成了一片浩漫的大洋。每一个人民底内容都是这样一片浩漫的大洋。”（“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一六页）

　　这是说，人民在旧社会被剥削被奴役下面的“劳动的重负”，是被动的、苦痛的、但却也是健康的伟大的精神，从这里产生了解放的要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人民受到封建主义的各种影响和毒害，造成了所谓安命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把它的解放要求禁锢了、麻痹了、甚至闷死了。前一方面经常被后一方面包围着，优点被缺点包围着，人民的解放要求被他自己的安命精神，即精神奴役的创伤，“一层一层地”包围着、封锁着。同时，前一方面又是以后一方面——封建主义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人民的优点是以他自己的缺点为内容的。这两个方面相生相克，形成了矛盾的统一，构成了人民生活的历史内容。而且每一个人民的精神内容，都逃不出这个范围。

　　胡风认为作家的任务，就是深入这个“除了这个以外绝对不能是其他任何东西的实际内容”，“在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人民里面去担受那带着血痕和泪痕的人生，寻求支配历史命运的潜在力量，开辟从创伤里面逐渐把潜在力量解放出来，生发起来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二一页）

　　胡风很重视他自己的这个独特的发现，把它说成是他的现实主义的“唯一条件”，说是“别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而且应该‘无条件地’抛弃，但这一点……却是无论冒什么‘危险’也都非保留不可”（“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二○页）。那么，我们看看，在这个必须拼命加以维护的独特的“学说”中间，有没有一点唯物论的成分呢？

　　（一）首先，我们检查一下这个“学说”的理论根据。我们说，在旧社会，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是有的。不管在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在物质生活上，精神生活上，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统治者一定要用一切力量通过一切方法，把他们的统治思想——封建奴隶道德，资产阶级的剥削思想去影响人民，被统治者的人民也难免在不同的程度上接受这种影响，受到这种影响的毒害。所以“共产党宣言”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底思想。”但是对“共产党宣言”上的这句话，必须作深入的全面的理解。要知道，有统治的思想；也有被统治的思想；有居於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有居於被统治地位的人民的思想；而后者总是力图摆脱前者的影响并和前者尖锐地对立的。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列宁建立了他的“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两种文化”的学说。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毒害，看成是天衣无缝地构成每一个人民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精神奴役的创伤一层一层地包围着它，而被包围着的所谓健康伟大的精神，又是以封建主义的安命精神为核心的，——这样的理解，当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人民的反抗精神最露骨的虚无主义的态度。

　　（二）在旧社会，劳动人民的伟大，在於用他们的劳动创造不断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扩大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成为旧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掘墓人。劳动人民的伟大，特别表现在对统治阶级的自觉的或半自觉的反抗；这种反抗，经常迸发为群众性的有组织的斗争，不断冲毁着旧制度旧基础，推动着历史前进。

　　但胡风却把以“安命精神”为内容的劳动重负，“善良地”担负着被剥削被奴役的重担，说成是健康的伟大的精神，这实际上是宣传奴隶道德，这种宣传只是对剥削者奴役者有利的。

　　（三）而且胡风所描画的以“安命精神”为内容的“创伤史观”，首先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是完全不符合的。毛主席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於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於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於农民暴动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九三页）而胡风的“创伤史观”，只不过是对人民、对人民的历史的诬蔑。

　　（四）胡风对於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对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状态，不是从压迫者剥削者那里找原因，不是从穷凶极恶的封建制度那里找原因；而是从被压迫的人民意识内部去找原因。按胡风说来，人民“解放要求”之所以不能实现，不是由於封建阶级的残酷镇压，而是由於人民自己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把那个要求禁锢在、麻痹在、甚至闷死在‘自在的’状态里面”了。这是说，你受压迫，因为你自己不好，你安命，统治阶级是不负责任的。你上了统治阶级的当，接受了封建主义的安命精神，自己把自己包围起来了，所以统治阶级也是不能负责的。在这个“学说”里，胡风做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最恶毒的代言人。

　　（五）胡风把人民的解放要求，看成是人民的“原始的强力”，这已经是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诬蔑了。胡风又进一步地诬蔑人民，诬蔑人民的革命斗争，说什么“那精神奴役的创伤……当‘拓展着’，特别是在进入了实践过程的成员身上拓展着的时候，会以为一种怎样的虐杀千万生灵的可怕的屠刀。是不是如此，三十年以来的光辉而又痛苦的鲜血淋漓的历史道路当会站出来作证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一八页）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写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年来光辉而又痛苦的历史，当然指的是“五四”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的历史。那么，在这段光辉历史中，精神奴役的创伤，怎样“在进入了实践过程的成员身上拓展着”？怎样成为“虐杀千万生灵的可怕的屠刀”？历史是怎样“站出来作证的”？——对於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创造的光荣而伟大的历史，竟然丧心病狂地做出这样的诬蔑！请胡风自己想一想，当他做出这种恶意宣传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滚到什么可耻的立场上去了！

　　（六）胡风把他所说的封建主义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看成是一种永远摆脱不了的罪恶的魔影，看成是一种宿命论的存在；就是在新社会，这创伤还是要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的。用他的话说：“当明天性的诸因素取得了主导地位，进入了作为它们的物质基础的实际运动过程即实践斗争，得到了压倒的胜利以后，和昨天性的诸因素底变化一起，这明天性的诸因素就质量都起了变化，变成了昨天性的，同时，又得到了由原来那些明天性的诸因素（原来那些昨天性的诸因素也不会全部撤退）演变出来的和由实践的物质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的明天性的诸因素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二五页）从这段符咒似的文字看来，不但在旧社会，而且在新社会，任何光辉灿烂的人格，是永远不会出现的；社会制度的改变，生活条件的改变，共产主义的思想威力，人民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在胡风眼里都是看不见的。

　　“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言之，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生活改变而改变的，——这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深思才可了解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二七页）但是唯心论者胡风却无法了解这一点。

　　（七）对於人民思想上的封建主义的恶影响（奇怪！他不肯说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恶影响），胡风说：“在科学分析上用‘缺点’去指明，但在创作实践上一定要当作‘创伤’去感受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二○页）那么，根据胡风的“学说”，作家在人民身上所感受到的，当然只能是满目的创伤，即满身的缺点。因为按照胡风的公式，就算人民还有一点优点吧，这优点还是以封建主义安命精神为内容的，就是说，看起来是优点，实际上还是缺点。就算是优点吧，外面又是用一层一层的缺点包围起来的。而且“每一个人民底内容都是这样一片浩漫的大洋”。那么，在人民身上还能看到什么优点呢？如果有优点，那也是永远和缺点分不开的，胡风坚持说：“世界上没有只有阳面没有阴面的事物，抛弃了阴面，阳面也一定要成为乌有。”（“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二二页，重点是我加的——光年）这是对待人民的虚无主义观点，是最腐朽的所谓光明对黑暗“一半对一半”的论调。

　　（八）问题是，按照胡风的“学说”，作家对创伤的感受、对缺点的描写，不是按照党性的原则，按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把它看成是敌对阶级的恶影响，看成是思想上的敌人而加以鞭笞；相反，倒是兴致勃勃地去欣赏它，悲天悯人地去同情它，甚至当作歌颂的对象来描写它。从这个荒谬的思想出发，胡风就把鲁迅带着严峻的批判精神所创造的阿Q的形象，说成是被作家歌颂的英雄人物，并且放肆地诬蔑作家，说是：“这个跪在地上画圆圈的阿Q，同时也正是作家鲁迅自己”；而且“这正是庄严的精神斗争！”“在这个力点上面，封建主义旧中国底万钧重量，压到了阿Q底身上，也就是说压到了作家鲁迅底身上”（“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一九页）。为了宣传自己反动的“学说”和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竟然不惜把鲁迅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做出这样的颠倒和歪曲，在先驱者的身上涂上污泥，这真是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了！

　　（九）根据胡风的“理论”，势必把描写黑暗、描写痛苦，当作文艺的主要任务，说什么“在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人民里面去担受那带着血痕和泪痕的人生，寻求支配历史命运的潜在力量”，从这里出发，胡风和胡风派的人们，就把高尔基所竭力反对的、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人间苦”、“受虐狂”、“人在本性上是暴君”、“喜欢作虐待者”、“非常喜欢受苦”这一套反动观念接受过来，奉为至宝了。高尔基说得好：“他①是在人底野兽的、动物的本能里找到了真理，而且找到了它并不是为着驳斥，而是为着辩护。”（高尔基：“苏联的文学”中译本，新文艺出版社版，第三二页）而胡风和胡风派的人们，正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庄严性”的最狂热的歌颂者和辩护人。

　　注①：指杜思妥也夫斯基。

　　（十）胡风创造了他的精神奴役创伤的“学说”，当作他的反动的世界观和唯心主义创作方法的核心，当作反对他心目中的“主观、公式主义”的武器；实际上，胡风是以“封建主义的安命精神—→奴隶似地屈辱劳动—→封建主义的精神奴役创伤”的公式为基础，又创造了一个“反映人民的负担、觉醒、潜力、愿望、和夺取生路”的新公式，要求在一切作家和作品身上硬套。他把这个公式看成是现实主义的唯一条件，凡是合乎这个公式的，就是好的，现实主义的；凡是不合乎这个公式的，就是“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都要受到他的排斥和攻击。胡风抽掉了阶级的人、具体的人的千变万化的活的内容，把人的心灵活动一律简化为“负担、觉醒、潜力、愿望、和夺取生路”的死硬的公式。胡风以为依靠他的公式就可以写出历史的复杂性，人的心灵和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实际上这只能造成千篇一律的歪曲。胡风的诗，路翎的某些小说和剧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胡风把他制造出来的精神生活的唯心公式，说成是构成了“每一个人民的内容”，从这里创造出“从一粒砂里看世界”、“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典型”的荒谬理论。人们看到，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在这里受到了最狂暴的践踏！

　　由此可见，胡风的关於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学说”，是彻头彻尾地反人民的、反历史的、反现实的、反艺术的。

　　更荒唐的是：这个“学说”竟然引申出对於“疯狂性”、“痉挛性”的歌颂！胡风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如果说人底生存方式就是一种道路，如果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也还有道路，那么，这一类的疯狂也是一种道路，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仅有的道路，虽然是不能算做道路的悲惨的道路。”（“为了明天”一五至一六页）

　　听听看，疯狂竟然是“一种道路”，而且是“仅有的道路”！

　　这个“学说”，被胡风派的论客们发展了，并且在路翎的小说和剧本中实践了。一位论客在一篇为路翎的描写疯狂心理的小说辩护的文章里慨叹地说：“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斗争如此尖锐，压迫如此沉重，一般人又有多少能够保持了精神的健康，精神底平衡和完整？”（怀潮：“论艺术与政治”，载“蚂蚁小集”之四“中国的肺脏”）——在他们看来，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精神病患者，都是狂人！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从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引论”中抄来的。

　　这些狂人的呓语，竟然说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字里可以找到根据的。根据在哪里呢？胡风告诉我们，在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上，就曾提倡过描写“痉挛性”的，胡风征引的是这样一段文字：“劳动阶级对於压迫着自己的环境的革命的反拨，劳动阶级想获得自己底人的权利的痉孪性的（Convulsive）意识的或半意识的企图，都是历史底一部分，能够在现实主义底领域里面要求席位。”胡风接着解释说：“这是连痉孪性的半意识的企图都可以要的！”如果人们“身在封建性和殖民地性的重压把无数农民逼疯了的社会里面，不肯承认这个疯狂正是社会压迫底典型性的结果”（“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二四页），就是说，不把疯狂性当成典型性而予以“席位”，在胡风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了。

　　关於恩格斯这段文字，我从手头四种不同的中文译本中，都没有找出“痉挛性”的字样。在通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译本中，恩格斯这里的一整段文字是这样的：

　　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显得是消极的群众，不能够帮助自己，甚至不企图帮助自己。想从使人愚昧的贫困下摆脱出来的一切企图都是从外面、从上面来的……。但是，假如说在一八○○乃至一八一○年，即圣西门与欧文的时代，这是正确的描写，那末，在一八八七年，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参加五十年光景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斗争的荣誉，而且一直被“解放工人阶级应当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这个原则指导着的时候，这样的描写就不是正确的了。工人阶级对於压迫他们的环境的革命的反抗，他们恢复自己的人的地位的紧张的企图——不论是半自觉或自觉的——都是属於历史的，因而可以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二○至二一页）

　　在这段文字里，恩格斯批评小说作者，在工人阶级已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时候，却把工人群众描写得过於消极了，恩格斯认为，这样描写是不正确的，应当描写工人阶级的积极的反抗。在这封信的末尾，恩格斯期望这位作者在另一部作品里，着重描写工人阶级的积极方面。

　　但是胡风把这段文字经过改制之后，竟用来当成为自发性辩护、为精神奴役的创伤辩护，为痉挛性、疯狂性辩护——总之是为对工人的消极的描写辩护的理论根据了。经过改制，恰恰把恩格斯的原意变成了它的反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字的任意曲解，已成了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惯技；问题还不仅在“痉挛性”的字样上。

　　至於胡风把痉挛性、疯狂性和典型性混同起来，那不过是表现他对现实主义原则和典型原则的敌视，是无需多说的了。

　　 五五，三，一六。

　　来源：《文艺报》1955年第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