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翎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反革命活动

　　<李家兴>

　　1950年，在胡风的活动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路翎，打入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他们企图通过路翎，在话剧界建立据点，扩充实力，进行反革命活动。进剧院后，路翎一面通过他创作的剧本，作为展开“挖心战”的武器，一面又耍弄两面派的伎俩，挑拨离间，攻击领导，给剧院工作制造困难。

## 剧本后面的阴谋

　　路翎写的“人民万岁”中，被当作工人阶级的典型人物来歌颂的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妓女，一个是流氓，他们的感情是变态的，神经质的。剧本把解放前夕上海工人的斗争，完全写成自发性的蛮干，看不见党的领导。在“英雄母亲”中，路翎又把党和工会的负责人写成不干实际工作，光说空话的人物。一个人孤军作战的“英雄母亲”，女工周引弟又是充满“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剧本写的是解放后工人的生活，但调子非常阴暗。根据最近揭露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当时，胡风曾给路翎密信，指示路翎积极争取这两个剧上演，并说：“两剧的使命太大了。”可见，剧本的严重错误，绝不是什么创作思想问题。作者有意识的歪曲工人阶级，取消党的领导，歌颂自发性的斗争，企图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剧本是胡风集团向革命进攻的武器。

　　“人民万岁”经过讨论后，一致认为有原则的缺点，希望作者修改，没有排演。在排演“英雄母亲”前，剧院领导上决定全体演员、设计者都下厂，共同体验生活，帮助作者修改剧本。

　　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路翎又别有用心地进行破坏活动。剧院领导提出下去的任务是：“体验生活，改造思想”。路翎却劝青年同志钻研剧本。他说：“下去要看你会不会吸收，不会吸收的下去三年也没有用，会吸收的只要二天就行了。”言下之意是：只要有技术，有办法就行，思想改造管什么用。路翎和他通同一气的几个主要演员，公然抗拒改造思想，说那里都有生活，何必一定要下厂。到上海后，他们不肯搬到工厂里去住，白天到厂里去看看，晚上住在最漂亮的大旅馆里。当时解放还不久，演员中很多没经过思想改造，领导上也不便一定要他们都搬到工厂中去住。结果，这次体验生活失败了。

　　第二次，剧院到天津去体验生活。路翎和他通同一气的几个主要演员又继续散布和实践他们轻视体验生活的理论。他们住在一座小楼上，成天挑三拣四，嫌当地的水脏，不好喝，要剧务专门为他们过河打水。别的同志到车间帮忙干活，他们却在俱乐部打克郎球，聊闲天。偶然到车间去，也是转一转就走。工人们讽刺地称他们为“小楼上的高干”，又把他们和解放前工厂中的职员相比，称他们为“见回”。意思是“看看机器，回头就走”。

　　演员们为工人的生产热情所鼓舞，兴奋地谈着工人阶级崇高的品质，路翎却冷笑着说：在会上，在公开场合谁不会说漂亮话，这是靠不住的。你们应该到工人家中去和他们喝酒，那他们就会把什么都谈出来了。和老婆吵嘴，打孩子这才是他们最本质的生活。甚至在工人的斗争故事面前，他依旧怀着恶意的冷笑。天津工人王老五谈到他在解放前怎样被敌人灌辣椒水，坐电椅，有一次，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模模糊糊地看见敌人正在打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他立刻就忘掉自己，扑到孩子身上，让敌人打他。这是工阶级伟大的阶级友爱的表现。但是，路翎听到后，却不以为然地笑笑说：人谁不把自己讲得漂亮些?演员们听了都非常气愤。路翎又在会上公开诬蔑工人，他说：你们对工人的理解太概念。中国的工人和苏联不同。中国没有血统工人，他们是从农村来的，被农民解放的。他们做工的目的是回家买田置产。他们很复杂，自私心理很严重。剧院的领导、演员等向他解释解放后工人的新品质。他说他写的是上海的工人，上海工人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重，有流氓意识，上海的工人就是流氓。路翎并有意识地搜集某些工人的材料，进行人身攻击。工人作家大吕批评他的剧本，他说大吕不是纯粹的工人，是专在报屁股上写文章的，是旧知识分子。说为演员们爱戴的、当时天津棉纺二厂的党总支委员柳向日，成天板着面孔，这儿跑，那儿跑，只会教训人，靠这种人能搞出什么来。他到工厂去专找落后工人谈，一个演员和有斗争经验的老工人交朋友，路翎说这个人不行，故意叫他找一个政治上不开展的，使演员和真正的先进工人隔离。

　　剧院的工作人员深入生活后，思想水平都提高了。他们普遍怀疑路翎剧本的真实性，并提出了修改剧本的积极意见。但是，路翎却始终顽固地拒绝修改。为了帮助路翎，领导上要他下车间去体验生活，写一个剧本反映工人织军布的热情。只用了二天，独幕剧就写成了，又是一个歪曲工人形象的剧本。剧中的工人织军布时发牢骚说：当兵的还要穿好布。厂中展开和平签名运动，工人们认为耽误生产，不愿签名。

　　路翎为什么不愿深入到工厂中去?除了由於他仇恨工人的阶级本能外，他还怕工人识破剧本的阴谋。果然，剧本一拿到工人中去，问题就暴露了。工人看了“英雄母亲”，摇摇头说：“这不是我们，和我们一点也不像。”他们说：像周引弟这样的人，让她担任这样重要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担任了，党不去帮助她，让她一个人撞更不可能。周引弟的感情也不正常，老是叫苦叫难。工人还尖锐地指出，环境也不像工厂，看不见别的工人干些什么。一个工人说：我不知道路翎是不是在工厂里呆过，如果呆过，恐怕也没和工人一起干过活，他不了解我们工人的甘苦。

　　“织军布”写出来后，剧院在工厂中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工人认为剧本不真实，在厂里，大家都争着织军布，技术不好的，没有被批准织军布，还急得哭。绝没有人说当兵的还配穿好布，这是有意诬蔑工人。工人又说：“你看我们工厂里五百个工人，如果有四百五十个响应了和平签名运动，你就该写那四百五十个。其余五十个不签名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最普遍的，是不了解和平签名的意义。当他们了解后，甚至会激动得流着泪赶来签名。你写工人怕耽误生产，不肯签名，完全违反事实。”工人进一步揭发路翎的阴谋：我们搜集的材料他不要，他写出来的工人，却这样又哭又闹，乱七八糟。

　　导演帮助路翎分析创作思想时，谈到如何写工人牵涉到作者的立场问题，谈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受路翎影响的某演员顿时气得拍桌子大骂：“我看我们还是别讨论剧本，来讨论讨论路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吧!”“我们没有福气到延安去，也没有福气读什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这是路翎平日在下面煽动的结果，但他自己，这时却非常阴险地，冷冷地一言不发。

　　今天看来，一切都很明白，路翎的问题正是反革命问题。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时，他却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并决心在解放后“坚实的”，“更好的”从事反革命“工作”。他的剧本露骨地表现出他对革命，对党，对工人阶级的仇恨，并阴险地企图挑拨党和工人及工人和军人之间的关系。他在体验生活中的活动，正是胡风“五把刀子”的理论的一种实践，是反对知识分子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反动行为。

## 卑鄙的两面派手段

　　和一切胡风分子一样，路翎也惯於使用两面派手段。他表面上装得很和蔼，生活很朴实，会议上很少讲话。但是却爱和思想落后的人接近，隐蔽地进行“争取人”，“联络人”的工作。在会上如果发言，总是把锋芒指向党，指向领导，言外有意，别有用心。

　　为了争取路翎的戏在剧院上演，胡风曾把剧院院长、当时正在排他的戏的吴雪同志捧为中国新剧场的创造者，颂扬剧院如何有胆识，有前途。而当剧院决定不上演路翎的戏时，他们就骂吴雪同志“王八蛋”，不学无术，在背后散布种种流言。胡风在中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故意借着批评“文艺报”错误的机会，为路翎的剧本作翻案文章。路翎也在会上和胡风一唱一和，故意捏造事实，颠倒是非。说他的剧本没能演出，是由於文艺界领导上闹小宗派，压制新生力量。

　　1952年，“三反”运动中，路翎假冒积极，会上发言最多，并在下面拉拢落后，造谣生事，攻击领导。因为路翎算盘打得好，被吸收参加检查组工作，他借此机会专找领导同志的岔子。发现某同志有些错误行为，路翎就大肆宣扬，说：“你们看领导上是怎样培养干部的，培养出这种人来了。”领导同志作了检讨，他就在下面加以扩大，说：这就是所谓领导同志。并歪曲事实，说在上海体验生活住旅馆，不住工厂是吴雪同志的主张，简直是浪费。查账时，他故意要找办公室主任的岔子，想藉此更进一步煽动群众对抗领导。由於剧院党的正确的领导，运动未被破坏。路翎找岔子找不到，在检查组中其他人正忙着的时候，他却突然不参加了。

　　在剧院排戏时，路翎也一贯进行破坏活动，挑拨领导和群众、党和非党之间的关系。说党员和党员之间的联系是闹宗派，以“你不是党员，就吃不开”来刺激非党同志。1950年，剧院排老舍先生的“方珍珠”时，路翎说老舍先生“投机”，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宣称这那里算剧本，只能算相声。在排演“方珍珠”的同时，剧院领导同志正集中精力搞“保尔·柯察金”，路翎乘机对“方珍珠”的导演和主要演员说：“他们是大老婆生的，我们是姨太太生的”。进行挑拨，使导演情绪大受影响。排“在新事物面前”时，路翎又写了攻击文章，并煽动某主要演员，在作者杜印同志来剧院帮助排演时，大发脾气。剧院演出“尤利乌斯·伏契克”时，路翎轻蔑地一笑，说：你们演得这个样子，还不如别演，每人身上挂块牌子，写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在台上走走就行了。一面他又离间演员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在演出时，不能很自然地进行交流。

　　路翎经常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散布各种最卑鄙无耻的流言，如某人和某人争夺领导权，某人被某人收买等，全是信口雌黄，无中生有，他企图使别人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也是黑暗的，最纯洁的只有他自己。但是，在党和人民面前，任何反革命分子的阴谋都是藏不住的。过去还有人以为路翎是什么“诚恳的青年”，“有才华的作家”，现在事实很清楚地证明：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他的创作，言论和行动都是把箭头指向党，指向革命，指向人民的。我们要彻底揭穿他们的阴谋，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决不许他们再乱说乱动。

　　来源：《光明日报》1955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