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露胡风分子张禹(王思翔)的反革命罪行

　　<朱子程、范平、郑志>

　　我们要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重要分子张禹(王思翔)的罪行。张禹以两面派手法，伪装革命，潜藏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张禹断章取义、别有用心地摘录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笔记本就有二十几本。这些笔记本一方面是用来伪装做革命者的，另一方面也是作为进攻党、污蔑党的领导的“资本”。张禹写起文章来就利用这些笔记本，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张禹以“非党布尔什维克”自居，以“一贯进步的革命干部”的姿态出现，并窃取了台盟的重要职位，干了很多坏事，严重地危害了人民革命事业。

　　如所周知，“泥土社”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根据地。一九五○年张禹在台盟工作时即与违法投机出版商胡风分子许史华等人组织“泥土社”，建立起反革命活动的据点。张禹就是这个出版社编辑部的实际负责人和“理论”审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这个出版社出版的首恶分子胡风的“剑、文艺、人民”“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以及其他很多胡风分子的著作，都是经张禹校阅的。张禹本人也曾由“泥土社”出版了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台湾二月革命记”和极力反对党对文艺战线领导的“文艺的任务及其他”等书。在全国展开对胡风反动思想批判的时候，张禹还恬不知耻地说：“过去泥土社版的胡风著作卖不出，这一次竟一销而空，泥土社还发了一笔洋财!”可见，张禹对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根据地——“泥土社”的事业是如何忠心耿耿。

　　张禹在文艺界也同样以两面派的手段，干了许多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反革命罪恶勾当。

　　一九五一年“文艺报”发起关於“赶任务”问题的讨论。其实，这不单纯是文艺工作者应否赶任务的问题，而是文艺工作者要不要为当前迫切的主要的政治任务去服务的问题。张禹即乘隙向党进攻，以反对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反对某些作品的粗糙为藉口，极力反对“赶任务”，就是反对文艺为政治任务服务，说“赶任务”是“毫无责任感的，堕落的，为人民文学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当时，魏金枝同志以鲁迅先生为例，说明文艺工作者应为当前主要的政治任务服务。张禹即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所谓“再论”“赶任务””，除对魏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外，并污蔑党在文艺战线上的思想领导是“建立在左倾机械论基础上的……反现实主义文艺理论”。

　　“武训传”批判运动开始后，胡风反革命集团便乘机活跃起来。他们以最阴险的两面派的手段，带着拥护党的领导和号召的假面具出现，抓住某些藉口，夸大某些工作上的缺点，对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干部进行了猖狂进攻，企图以此达到攻击党、反对党对文艺战线的领导的卑鄙目的。当时，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罗洛、耿庸都参加了这次进攻。张禹在“读夏衍同志关於“武训传”问题的检讨以后”一文中，以拥护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左”的面目出现，极力攻击上海市文化局及党的文艺工作领导同志。张禹用胡风集团所惯用的流氓口气谩骂党的领导干部和文艺领导机关是“误将砒霜当白糖发卖的人和公司”，张禹在这篇文章中又极力维护罗洛、耿庸等在反对“人人有责”的(46)藉口下，企图削弱思想改造运动的意义和搞乱这个运动的阴谋，认为开展普遍的批判和学习运动是不“真诚”的，是使文化工作者中的“严重思想混乱获得了分摊的安慰”。现在已经可以看清楚：他们攻击文艺界的几个领导人不过是藉口，这批反革命分子是继承了吴王刘濞的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的衣钵的，他们所进攻的目标就是党和党对文艺战线的领导。当时这篇文章曾投了几个报刊，均被退回，最后由於一个文艺刊物缺乏警惕，把它发表了。可见，为了达到其攻击党、反对党对文艺战线的领导的反革命目的，张禹是“再接再厉”，“一不做，二不休”的。

　　张禹曾在“文艺的任务及其他”这本反动小册子中假惺惺地把自己比成“京剧中的丑角”，并说：“在过去，在反动派的重压下”，“曾经利用一切可能”“不择手段的”，“用插科打诨的方式发泄一下自己的积郁，表现对敌人勇敢斗争的志气(!)”。试问过去张禹反对过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吗?不，这是骗局。只在有时小骂几句以作幌子，实际上就是所谓“小骂大帮忙”。如当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候，也正是这个张禹在报上大呼“国家至上”(即蒋介石的统治至上)的时候。人们从上面一系列的事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解放后，张禹是如何“利用一切可能”，利用文艺界展开思想批判运动，来“发泄”他对党的“积郁”，坚决攻击党的领导。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张禹的确是表现了“对敌人勇敢斗争的志气”的，在“论“赶任务””时如此，在批判“武训传”时如此，在胡风反革命集团全面进攻时更是如此；就是在胡风布置从“进攻转变为退却”的时候，张禹还利用安徽日报不了解他的反动底细，骗得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他的“略论胡风的“哲学根据””，企图藉此蒙混过关，把自己隐蔽起来，以便继续从事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张禹是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斗争策略的。他看到“大势已去”便“躺下装死”，说什么：“现在我什么都不知道，人家说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从东边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反正都不知道。”张禹所坚决反对的敌人，并非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张禹为什么这样坚决地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反对中国共产党呢?原来这个自称为“非党布尔什维克”的是一个别有来历的人物。张禹原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是国民党伪中央军校毕业的反动军官，曾任国民党第三战区伪“阵中日报”编辑主任、台湾伪“和平日报”(它的前身就是臭名昭著的“扫荡报”)主笔、温州伪“浙瓯日报”主笔。张禹是以“文化人”的姿态出现的狡猾异常的反革命分子。

　　张禹是胡风的忠实走狗。对於这样一个反革命分子，我们决不能让他“滑过去”，我们要他彻底交代自己所干的反革命活动的全部事实。正如人民日报编者所指出：“现在，已到了彻底弄清胡风这一批反革命黑帮的面目的时候了，中国人民再也不容许他们继续玩弄欺骗手段”！同时我们坚决要求党和政府对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分别依法予以惩处!

　　来源：《解放日报》1955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