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剥掉反革命分子方然的伪装

　　<亦成>

　　方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里的一个谋士，也是这个集团里长期埋伏在浙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骨干分子。如果说别的胡风分子大都是以“文艺工作”为幌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那末方然最近几年来的反革命活动却主要地是伪装为“职业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分子”的身份出现的。原因是为了“不都浮在文化圈子里面”，以便“组成散兵线”，从各个方面来破坏革命事业。虽然，他有时也写文章，或者借讲座、座谈的机会大事宣传反动思想，为其他胡风分子的反动著作辩护，对党的文艺领导进行恶毒的攻击，但采取的方式已不像过去有着国民党反动政权做靠山时那样明目张胆了，而是以“谈谈”或“偶然写点作家研究”的名义，借题发挥，含沙射影，运用“打伤了人又使人看不出伤痕”的办法进行的。即使有“内行人”看出了他的用意，也叫你“拿他没有办法”。几年来，当这个反革命集团还没有被揭发出来以前，好些天真的年青同志曾被他的“渊博”吓倒；好些同志由於缺乏警惕，被他的“积极的，无‘距离’的态度”以及“文质彬彬”的外表迷惑了。现在，让我们剥掉他的伪装，先来看一看他过去的一部分丑恶的历史吧。

　　还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他就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伪装“追随革命”，混在年青的学生中，潜入抗日民主圣地的延安。像阿垅一样，在延安只潜伏了几个月，很快地回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宣扬“延安有军阀统治”，所以他“回到自由的天地里来”。就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他承袭着胡风主编的“希望”的传统，创办了“呼吸”。在这里，他发表了“论生存”、“文化风貌录”、“主观与真实”等反动文章，大事宣传主观唯心论，并张牙舞爪地将矛头指向延安，指向党的文艺领导、和隐蔽在国统区里的党员作家和非党的革命作家，替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证据和线索。他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自由地反共反了六七年，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不久，当重庆国民党反动派大批逮捕爱国青年时，由於一个小小的误会，把他逮捕了。那些和他一道被捕的爱国青年有的被枪杀了，有的被送进了集中营，可是方然仅仅在司令部里呆了二十天光景，由於他的主子胡风的“担保”，和他一个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里任高级参议的伯伯——朱镜匀的“活动”，方然竟能自由地坐着飞机飞到南京。方然被“关在”重庆警备司令部里的日子中，除做了最无耻、最卑鄙的勾当外，还写了一则侮蔑共产党、侮蔑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启事登在伪“中央日报”上。

　　一九四七年，方然回到他自己的故乡安庆，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行将迫近”“这个小城”了，也就是方然把它叫做“万恶的共产党搅动他的故乡”，反革命分子感到末日来临，而“纷乱至极”的时候，他“跑反”到了上海，后来又到了杭州。一到杭州，他就立刻得到一个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当过集团军副司令和三十九军军长、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姑父刘尚志的“帮忙”，创办了“安徽中学”，并得到国民党青年部部长大特务头子陈雪屏的支持，给这个中学写了对联，胡风也就将反革命分子阿垅、冀汸、罗洛……安插在这个中学里，建立起这个“据点”，方然自任校长。第二年，胡风在去香港前便亲自到这里来，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发展，确定了“新的任务”：一边由阿垅和警察局“联系”，一边由方然将一手培养起来的胡风分子派去混在别的革命青年中间，到游击区去“参军”。

　　这个由方然“苦心经营”起来的“学校”，在一九五一年大快人心的镇反运动一开始，除了发现董事长是个大反动军官外，又发现了有看管过叶挺将军的宪兵官；发现了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以及在南京解放前夕化装逃至杭州的国民党的骨干分子。向来以“革命作家”自居的方然，办了这样一所所谓“进步”的“中学”，怎么会隐藏着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呢？这难道还需要再解释吗？

　　那末，像方然这样一个罪恶昭彰的反革命分子，究竟怎样隐藏下来并且钻到革命的内部而又窃取了重要的职位呢？原来当全国大陆即将解放，杭州刚刚成为人民的天下不久，远在北京的胡风，一边写信给彭柏山，要彭柏山“找他们去工作”；一边又向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提名方然、冀汸、阿垅……等几个主要骨干分子为大会代表；一边又通过“旧关系”和混在党内的胡风分子给方然写证明材料。胡风既替方然有计划、有组织地伪造了历史证明的材料，又抬高他的身价，於是，这只凶恶的狼也就被打扮成善良的羊了。正像胡风在事后写信给方然时说的，“既有信证明，那你的事大概就绪了”。反革命分子既已伪装成革命者，胡风也就要他“尽快参加实际工作”，打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但是方然深知一个满身都是罪恶的反革命分子要在革命队伍内隐藏下来，并且窃取重要职位来从事破坏活动，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於是，便玩起两面手法，来欺骗周围的群众，特别是蒙蔽领导。他时而以“教育界的名流”和“老作家”的身份出现，时而以“社会活动分子”的面貌出现。谈话、写文章必连篇累牍地引用马列主义和中外文豪的著作，并痛骂那些“在战斗中”的“妥协”“投降”“变节”“出卖”者、“个人主义者”……表示自己是个非凡的人物，以骗取大家对他的重视和信任，窃取了省文联筹委会常务委员、杭州市文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以及后来文联编审部部长的职位。在一九五○年五月间，他借庆祝杭州解放一周年的机会，却写了一篇宣扬自己的“进步”，并介绍自己过去的“光荣历史”的“纪念”文章。说自己在“解放以前，四、五年来，教书、读书、写作；参加青年斗争、亡命、坐牢、失业、穷困；在这些生活里面带来了些什么思想呢？——‘冰霜气节，肝胆文章’”；说自己“在这一年中认识了‘个人主义’这个无孔不入的坏东西”，“认识了‘实事求是’的伟大真理”，“认识了毛主席‘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的光辉指示”，又“认识了‘团结改造’的伟大意义”。说得这样漂亮动听，又装得这样“坦白忠诚”，而过去的历史又是这样的“光荣”，谁还能不相信他是革命的呢？可是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几天，他和反革命分子头目胡风，在北京经过了几次密谈后回到杭州，对他的“知好朋友”说，“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胜利的，我的信仰，是永远不会动摇了。”全国人民和成千万的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胜利，仅仅还只有一年的时间，他们就希望我们覆灭，希望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希望他们的反革命“事业一定胜利。”看他们的用心是多么恶毒！

　　方然知道要破坏党，最好就是钻到党内来，於是，他便又通过了“旧关系”，找到一个腐化堕落、蜕化变节的分子周力行（当时尚未发觉），用毛线衫，派克水笔向他进行贿赂，“同时提上了入党申请书”。有了这样的“介绍人”，方然终於顺利地达到目的，钻到党内来了。就在这同时，他又设法钻进了民主党派里去。这样，他也就有了和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负责干部、以及政府首长接触的机会。然后，又在他的周围的群众中炫耀一下自己，让群众知道他是“上层”的“民主人士”，又在民主人士中间，用“我们党对你们民主人士”的党员口气和大家说话，以骗得民主人士对他的尊重和信任。就这样，方然成了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可以大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了。当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开始，人民政府在“安徽中学”里发现了那批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时候，由於那些反革命分子对他存有特殊的希望，竟没有牵连到他。而方然呢，一边写文章大叫“人民的日子万岁”；一边却将暗藏的武器毁掉，投进河里。事后，又装腔作势地要一个工友冒着严寒的天气下到河里去打捞，来欺骗人民政府。

　　方然还摸熟了所谓“运动的规律”，每当一个政治运动的开始，他就会装做诚诚恳恳的样子，带头进行“自觉的思想检查”，可是背地里却告诉他的“朋友们”说，“检讨、批评，只要狠狠打自己的耳光就行了”，“对着墙壁撞头，愈响愈好。”将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传授给他人，要他们也像他一样的来欺骗党。在一九五二年，他参加了“五反”运动，在党的面前说自己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一次极深刻的教育”，但背地里呢，却对那些在“三反”中犯过错误的同志说，“伴君如伴虎”，“您怎么和上级的关系搞不好呢？”企图挑拨这些人和党的关系，使他们永远怀恨党。同年的冬天，他的主子胡风的反动理论受到了批判，并且提到了这个反革命集团，方然公开对人说，“自己早已不搞文艺工作。早已转行了。”企图分散大家的注意，暗地里却散放谣言，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作根本修改了”，“何其芳、林默涵的批评根本就是宗派斗争的老问题。”并且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光辉的著作加以污蔑，文中凡谈到“阶级立场”、“工农兵方向”、“党性”、“作家思想改造”的地方都给打上问号。

　　这个鬼计多端，阴险恶毒的反革命分子，当去年大特务头子胡风策划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立刻响应胡风“一齐攻上去”的号召，写了个报告给中央宣传部陆部长，为胡风辩护，并诬蔑党的文艺领导；同时又向胡风献策，叫他“把斗争的步骤分为两步：第一步，要争取‘创作自由’‘出版自由’‘争论自由’；第二步，要争取改组刊物和出版机构。”以便彻底取消党的领导。同时又组织胡风认为“起配合作用的战役”的、关於对“这里没有冬天”的批评的反批评，又和其他胡风分子一道策划向华东党的文艺领导开火……。

　　几年来，反革命分子方然除了玩弄这样的两面手法欺骗领导，蒙蔽群众，进行破坏活动外，还善於运用他的“好客的习惯”邀请朋友们到他家里“聚餐”、“谈文艺问题”、“帮助解决婚姻对象”，从中“物色对象”，“建立友谊”以扩大反革命的组织。当他一发现你对党不满，他立刻就给你以“安慰和温暖”，“帮助”你解决困难；当他一发现了你有严重的个人名利思想，并且拿文章向他请教时，他立刻就会夸奖你一番，说你的作品是“天才的光辉”，使你飘飘然。但当这些经过他赞扬的文章后来被报纸、杂志退了回来，他就乘机向你挑拨，说“文艺领导上存在着宗派统治”，如果你的作品发表后受到了批评，他就会引鲁迅的话，说批评家们“抡起板斧排头砍去”，“在嫩苗的地方驰马”，“打击新生力量”。然后将胡风的理论介绍给你，向你灌输反党、反人民的毒汁。就这样，好些人被一步步拖下了水，终於变成了这个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分子。方然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引诱、胁迫一些“年青貌美又对他敬仰”的女学生和女同志，来满足自己的兽欲，这种无耻的行为，实在举不胜举。

　　方然的罪恶当然不仅这些。直到胡风的反动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批判，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被逐步揭发出来，并且一再点了方然的名时，他还想继续运用无耻的两面手法，假惺惺地写了一篇“批评胡风兼检讨自己”的文章，送给他一贯认为“不懂文艺的领导”来审查，还装得那样“谦虚”，在电话里连连向大家“请教！”，像其他胡风分子一样，他的文章完全根据主子胡风所规定的范围，重复着别人已经批评过的东西，把几个名词搬弄了一番，企图再一次欺骗领导和群众，蒙混过关。但是全国人民再也不容许他们继续玩弄欺骗手段了。胡风这个反革命集团在全国人民的揭发下，终於现出了狰狞丑恶的原形，终於挽救不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

　　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浙江的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方然、冀汸之类的反革命分子在这里“播下了种子”，发展了组织，反动的思想影响也很深很广，因此，我们必须团结在党的周围，提高警惕，为彻底粉碎其反革命集团的组织，和彻底肃清其反动的思想影响而斗争到底。

　　来源：《文艺月报》1955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