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革命分子牛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阴谋活动

　　<洁圣>

　　一九五三年四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牛汉，混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现代文学）编辑室，并担任了青年团的书记，这是一个混入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他伪装积极工作，背地里却进行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企图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逐步夺取“地盘”，窃取与推翻党对这个国家文学出版机关的领导。由於党的领导有一定的警觉，他的阴谋并未完全得逞。但是，也毕竟给这个革命的文艺阵地造成了一些损害。应该指出，牛汉与其他胡风反革命分子一样，他的反革命活动是十分狡猾与阴险的，揭露他们的罪行，提高我们的警惕，正是我们今天的任务。

　　牛汉进社后的第一件事，也是胡风秘密指示他的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处心积虑、用尽心机地将胡风及其集团分子的书稿，偷运进来予以出版。对待这些稿子，牛汉是一贯推崇备至的，在他的审阅意见中，总是强调胡风集团分子的作品的优点，不惜用一切好的字眼来夸张其辞，向领导上进行蒙混，骗取通过出版。首先，他为他的头子胡风捧场：“老诗人，有他自己的风格，诗的气势应该说是较为宏大的。”在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的审阅意见中，牛汉作了恬不知耻的令人作呕的吹捧，他狂热地仇视过去书刊上对这首诗的正确的批评，把何其芳同志在“西苑集”中对这首诗的批评，说成是“机械要求任何一个作者都去按照一般革命史实去抒发”，又寻衅似地说黄药眠同志的意见也是错误的。他提出对胡风的批评“不要从其中的一些片断去挑剔，去过严的指摘”，并且恫吓地带着要挟的口吻说：“要不然，谁还敢写自己的真情实感？”然后就无耻地对“时间开始了”加以吹捧：“我感到，这首长诗，我们许多人对它还不够热诚”，“就诗的内容来说，我觉得还有气魄”，“这样规模的颂诗解放以来还未看到过”，“在目前中国来说，还有它一定的代表性，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牛汉这么吹捧这首臭诗，决不是偶然的，如胡风自己所供认的，在这首诗的“第四节中有猛烈的射击”（给绿原信，见第二批材料），所谓“猛烈的射击”就是疯狂的诽谤革命与诽谤人民，牛汉所说的“有它一定的代表性”，也正是“代表”了这批反革命的情绪。

　　对另一胡风分子芦甸写的“浪涛中的人们”，牛汉根据胡风指示，不仅在审阅意见中尽力吹嘘，以达到出版目的，还为了引起领导上对这部稿子的重视，故意说成好像是无名作家的来稿，并经某作家特别推荐的。出版以后，又受胡风指使，写文章推荐。社内别的同志发现这书有问题，他就尽力掩盖过去。

　　他为了掩饰自己与胡风集团分子的关系，曾经故意当着社的领导大骂胡风。当胡风分子徐放与出版社纠缠，表示出书太慢时，他也装作对徐放不耐烦，表面发一顿脾气，暗地里却又十分关心。牛汉就是这样，用这种卑鄙的手法，在短短二年中，胡风集团通过他“偷运”进了徐放、鲁藜和牛汉自己的诗集，替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国家文学出版机关内打“缺口”。但是，由於领导上对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早已有一定的警惕，他的“偷运”计划不能全部实现。对这，他是怀恨在心的，在遇到机会的时候，他就向出版社的领导猛然进攻。一九五四年出版社在讨论选题计划时，谈到整理“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的选题，牛汉就公开提出要出版“胡风杂文集”，当时领导就严加拒绝，向他指出胡风的杂文多是文艺论文，错误很多，不能列入选题计划，他不同意，回到编辑室大骂领导：“不出版胡风杂文，那是领导上搞宗派主义。”

　　牛汉对反革命分子书籍的出版抱着如此的热情，但对革命的作家与作品却竭尽污蔑与谩骂，他特别仇恨那些政治性较强和密切配合政治斗争的作品。对领导上强调作品的政治倾向问题，故意歪曲说成是“把政治和文艺机械分开，是机械唯物论”。他还坚决反对出版田间的小说，当领导上最后决定出版时，他就讽刺说：“这是庸俗的人情主义，只要名作家就行，只要政治就行。”他攻击何其芳同志的“西苑集”，说里面“没有一篇好文章”。诬蔑黄药眠同志译的“伊萨柯夫斯基诗选”，说翻译得好像“黄色歌曲”。他把一些进步的作家与作品，如茅盾的小说都说得一文不值，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例如，对黄药眠同志就进行过人身攻击，说他很“空”，“没有料”。对於袁水拍同志，也表示仇恨。在编“抗美援朝诗选”的时候，有人向他提出选一些袁水拍的诗，他轻蔑地说，袁水拍的诗只有些政治意义，诗的价值很少，收在诗选里不庄重。他极力反对有政治意义的作品，抗美援朝的小说“突破临津江”，他曾不止一次的进行过污蔑。他对党与非党的进步作家和作品，抱着极端的蔑视与刻骨的仇恨。

　　牛汉与一切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一样，在许多地方使用了无耻的两面派手法。他为了煽惑编辑同志不安心工作，就经常有意宣传所谓“创作与编辑的矛盾”。他对一位爱好民间文学的同志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到民间文学研究会去多好！”向他百般地恭维和进行煽动。

　　牛汉利用“党员”的名义，经常在同志间进行挑拨、拉拢等阴谋活动，离间同志间感情，涣散同志们的战斗意志。例如有一位同志受到了领导批评，他就趁机拉拢，甜言蜜语，表示同情，自己发一通牢骚，企图“启发”对方的不满情绪。第一编辑室内的一个同志，在调整薪水时被评低了一级，他就趁机煽动，说：“你又未犯错误，降一级是不对的。”但当他未达到挑拨目的时，又转过头来向领导表示，说此人薪水太高，大家都有意见，等等。

　　胡风分子牛汉还有一个一贯的伎俩，就是打击领导，破坏领导威信。他常常在群众中散布：“我们工作要揣摩领导意图”，仿佛感到一种强烈的屈辱，这样来煽动不满情绪。去年年终，出版社总结工作，牛汉就认为时机已到，他利用出版社工作上的某些弱点和某些同志的不正确的思想，企图混水摸鱼，他歪曲事实地把出版社的某些个别的缺点说成是严重的、系统的，向社的领导进行猛烈的进攻，这是与胡风上书三十万言，向党中央抛掷“集束手榴弹”的攻势是密切呼应的。他首先借“外面的意见”、“作家的意见”作幌子，极尽捏造、歪曲之能事，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宗派主义”，是“官办私营”；他叫嚣着要开作家座谈会，以便他乘机来破坏我们与作家之间的团结，当时领导上因明确了是内部检查工作，拒绝了他的建议，他於是大为不满，在群众中散布领导上不重视作家意见，就是不民主，“衙门作风”，於是继续叫嚣，大肆攻击社的领导，说领导上对老作家、权威作家“百般顺从”，但是“对某些作家遗忘了”，遗忘了谁呢，那自然是胡风集团。他说：“出版社对老作家是宁滥无缺”，他把胡风集团说成是“新作家”，说“对新作家那是宁缺毋滥”；他当时对不出版路翎、绿原等作品是极为不满的，他因此说：“给新作家出一本书似乎就是恩典”。这些，和那个时候胡风在中国文联和作家协会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叫嚣是一模一样的。

　　他并进一步利用某些同志的不满情绪，在上下左右、党内党外、社内社外，挑拨作家与编辑的关系，挑拨领导与干部间的关系，故意制造混乱，煽动反对社、反对领导的空气。他在作家面前说：“我们编辑地位是无所谓的，甚至不要编辑也可以出书”，在编辑面前则说：“尊重作家，也要尊重编辑”。这样来离间关系。对社的领导，他狂热地煽动不满情绪，他在群众中污蔑“社内是一片邪气歪风”，“领导上有个人专权倾向”，领导上稿子批下来说出版，就要出版，他恶意的说这等於“圣旨”，“是愚民政策”，又说，社内几个领导，都是家长作风，又造谣说，他们是不团结的……，就这样，他肆意污蔑，破坏领导威信。又说，党、团、工会是行政附属品，并说“谁乖乖地靠近领导，就信任谁”，“对干部最好不要创造性，最好没有主人翁感觉”，还污蔑校对科实行定质定量的工作方法为“管制”等等，以此来煽动群众对领导的对立情绪。

　　在制造不满空气以后，他就进入组织活动。他终於欺骗了一部分人来共同签名，要求撤换领导总结工作的领导小组。说原来的领导小组“不孚众望”，由於社的领导警觉不高，把他吸收入了领导小组。他钻进以后，又是两面三刀，播弄是非，人前人后，变幻无常，原来领导小组上已取得一致的意见，他到另一个场合又完全推翻，例如当时有过一些错误的意见，要加以批驳，原来是一致的，但在另一个场合，他又不主张批驳，他藉口打击面太广。党内批评了他的意见后，他又以另一种姿态来反对，有意强调总结报告的自我批评精神差，肯定群众的意见少，以此来实现其不要批驳错误意见的阴谋。但这个阴谋并未得逞，我们把党的意见贯彻了。但是，他并没有甘心，於是他纠缠到一些人事问题上来，他在这些同志面前说：“我对领导甲没有意见，主要我是对领导乙有意见”，在另一些同志面前又说；“我对领导乙一点意见也没有，对领导甲我情绪很大”。但是在正式会议上，他又装腔作势，没有意见，暗地里的锋芒，却始终对着领导。在群众中他常常散布：“某人要搞某人”，“这次检查，专搞某人”，“某人排挤某人”，对同志间的正常关系，正常谈话，说成是“拉拢”，这样来捏造是非，制造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牛汉在进行上述攻击领导、策划反领导的活动中，是与胡风的活动的步调完全一致的。当时社内某同志去访问胡风时，胡风十分清楚社里的情况，装出十分“客观”的面貌，要社内“检查权威思想，名人思想，对新生力量的态度”，并说：“编辑同志应自由发表意见，否则编辑同志一定很苦闷”，“对干部是否有不平等待遇”等，而所有这些话都与牛汉在社内的活动是一致的。胡风在三十万字的意见书里攻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话，又原封不动地是牛汉平时在社内散布的论调。事实告诉我们，牛汉是忠实地执行胡风的指示，在出版社内部做破坏工作的。

　　在对胡风反动的文艺思想批判展开的前夕，牛汉的态度是十分嚣张的，当社的领导有一次在会议上批判到胡风思想时，他愤愤地说：“不顾统一战线，这是错误的”。在检查“文艺报”工作的会上，胡风向党大肆进攻，牛汉回来向一编室传达时，热烈地为胡风喝采，并说：“袁水拍代表党发言，给人印象很坏，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会议变质了，本来是批评‘文艺报’的，现在变成批评胡风了。”他又为路翎辩护，说：“我很同情路翎的遭遇，很多同志都同情路翎的遭遇。”事后他又告诉别人：“让他们（指党的文艺工作者）去说吧”，对党流露出了极大的愤恨。

　　当时领导上还没有发现他的问题，曾要他写文批驳胡风在三十万言中对我社的污蔑，他於是在群众面前装腔作势的说：“我参加战斗了”，但这是胡风分子的一种伪装，越是心虚，越要卖弄。结果，文章虽写了，但写得不好，没有用，这点，就如阮章竞同志所说的，这正是受胡风的指示，要故意写得教我们不能用，这种阴谋诡计，现在还不明显吗？

　　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尾巴毕竟在人民面前露出来了，运动越来越深入，那时候的牛汉的策略，就如胡风所指示的一样，实行退却。牛汉一面故作镇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面就鬼混，领导上叫他彻底检查胡风思想，他藉故请假三天，鬼混一阵，过去了。三月里，他为了要躲避风头，掩盖自己的反革命罪行，要求下去“体验生活”，去石景山钢铁厂躲了二十多天。但斗争更深入了，於是他作了假检讨，表示十分“诚恳”的样子，来掩饰自己，企图蒙混过去。但是。是狼总是狼，当胡风反革命阴谋逐渐揭露出来的时候，这个胡风的忠实走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终於逃不出人民的巨掌，显出了他的原形。我们今后一定继续百倍地提高警惕，认清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狡猾的面目，肃消一切反革命分子，保卫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

　　来源：《新观察》1955年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