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明君的罪行

　　<冬季>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胡风分子费明君，一贯地站在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从思想上，政治上，来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的。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四年级同学中，有一部分同学是院系调整时从江苏师范学院（即原东吴大学）调来的，於是，他就利用这一情况，在同学们中间划了几派，他说：同学中有很多派别，东吴大学的是一派，师大本校的是一派，团员是一派，非团员同学又是一派；在同学中又划什么现代文学派，古典文学派，外国文学派等，在东吴大学调来的同学面前还说：东吴大学来的好，肯买书，师大的同学不好，装穷，书都不买。有一次，原东吴大学调来的一位同学问他：“我同群众的关系怎么总是搞得不好！”胡风分子费明君就趁机挑拨地对他说：“这很简单，因为你是东吴来的，你又不是团员，当然……。”敌人是最怕我们团结一致的，所以，他们无时无刻，都在破坏我们的团结。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胡风分子费明君是怎样地运用他们的传统策略，来挑拨离间，制造宗派的。当这一步目的被他达到后，他就要进一步了，也就是说，为了进行他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就必须要“争取”和“联络”一部分人。他拉拢青年的办法，就是利用青年政治上的幼稚和存在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他对一个同学说：“你是将来的郭沫若。”他对另外一个同学又说：“你的俄罗斯文学很好，有前途，可以当助教。”在另一个时间，他又对这一个同学说：“你英文很好，你应该搞翻译工作，一翻就是几千万稿费……。”大家知道，师范学校是培养人民教师的，学校也经常以热爱人民教师的专业思想来教育学生，但，胡风分子费明君，却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来对抗热爱人民教师的专业思想，同时，也达到他“争取人”“联络人”的目的。结果，这两位同学，也就对他印象“好”起来了，也被“邀请”而经常到费的家里去，并且，他为了“写作”，通过这两位同学来收集师大一切“坏”的情况，通过他们来调查：班上哪些同学是团员，哪些是非团员，哪些表现怎样等等。给胡风做情报工作。

　　他在教师中也是如此。总是打击一部分人，拉拢和联络一部分人，有一位从英文组合并后调去中文系担任资料工作和外国文学教学的女教师对资料工作不安心，他就抓住了这一点，就进行“工作”了。首先，利用他自己教研组长的职务上的便利，替她安排了半天在资料室工作，半天在教研室工作，接着，又对她说；“以后你可以完全脱离资料室工作。”於是，这个人非常感激他，就开始接近费明君了，同时，他也把她看作是“朋友”了。费明君对另外一个未在中文系担任课的教师周先生说：“希望你以后能开本系的课”，并要周先生把讲稿写好后给他看。因为，他是“马列主义”者，观点上不会有问题的。这里，他又找到了认为开外系的课是“低”一级的错误思想，而进行他“争取”人的工作了。

　　去年底，党委书记作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报告，可是，他听了以后说的话，完全同美蒋的立场和口气是一样的。他说：“我觉得充满了火药气。”他在苏联马林科夫同志的辞职时又制造了一些从“美国之音”听来的谣言。

　　亚非会议召开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都莫不为这样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的会议而欢欣鼓舞。可是，胡风分子费明君又怎么样说呢？他污蔑地说：亚非会议是“阿飞会议”。

　　他对党的领导干部，也正同其他胡风分子一样，抱着敌对的态度，他很早就骂冯雪峰为“雪峰老爷”。报上发表了何其芳同志批评胡风的文章后，有人看了，感到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就问他，何其芳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说：“一只破袜子”，他用下流的话说：“脱下来，何其臭也！”他同样地，也谩骂师大的党员校长和党委书记。

　　他在课堂上讲的一套，课堂外又是一套，如有一次，下课以后，他对一个同学说：“我刚才讲的同我心里想的是不一致的，如‘士敏土’性的关系很混乱，上课时是不能讲的。”同时，他还借此机会对这个同学说：“他自己在日本留学时，课堂上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只有在课外，在教师家里才能学到东西。”因此，他表示：希望这位同学常到他家去，因为，这样才可以向他“学”到东西。

　　他否定苏联文学的办法是恶毒的，他在课堂上散布说：俄罗斯文学成就很大，比苏联文学好得多，又说苏联文学“公式”化。有的同学问他，那么高尔基的作品呢！他回答说：高尔基前期作品较好，后期作品就不好，但是，他又在另外场合回答同学时说：高尔基的“母”也没有什么道理，他还曾向同学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是一部好作品。

　　那么，是不是他就真正的尊重和喜爱俄罗斯文学呢，不，事实是这样。他一向是看不起普希金的。他说谢德林的作品之所以好，是由於他写的是琐琐碎碎的真事。他对托尔斯泰又怎样呢！有位教师同他谈组托尔斯泰的作品应批判地接受时，他就对中文系的这位教师说：“是的，幸亏他死得早，如果活到十月革命以后，那也一定不会像现在那样地尊敬他了。”接着，他还说：“非但托尔斯泰，即使是鲁迅，如果还活着，也不会这样捧他了。”这样，他不但污蔑了苏联和中国人民，同时，也否定了托尔斯泰和鲁迅。

　　而对托派的理论，他却颇为热中，有一次，在课堂上讲文艺理论时，把托洛茨基的理论也并列地介绍了进去，不加以批判。课后，有的同学问他托派理论为什么没有批判，他不敢正面答覆，含糊地过去了。

　　同时，有时同学到他家去玩时，他就介绍胡风分子张禹写作的“文艺的任务及其他”，并称他为“很有才能”的人。并介绍了罗洛的“春天来了”及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等书籍，扩大他们的影响。

　　很早以前，他就在托派胡秋原的神州国光社做编辑，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八一三”上海沦陷后，他又当了日本“皇军”的翻译，做着日军的忠实走狗，他的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分子，正是同类相聚，气味相投。解放后又混进了齐鲁大学，在那里搞臭了，就溜到上海来，通过胡风集团的关系钻进震旦。后来院系调整，他就成为胡风打入华东师大“开辟工作”的“台柱”，而且身兼胡风的出版机构“泥土社”的编辑，是胡风手下的一员大将。

　　在去年阴历年底，他就拿了一本铅印的小册子，到一位教师家里去，给别人看其中的一项，即胡风要党取消对各种文艺报刊的领导这一项，并说：胡风的意见书要印出来让大家讨论。说完后嘱咐别人说：“先不要讲”。有人问他：“是否作家协会的文件”，他说不是的。过了一个多星期后，果然，发表出来了。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揭发的第一批材料后，他说：“这些是解放前的事，为什么解放以后没有什么材料呢？”在这以前，会有人问他，是否认识胡风，他说：“现在不通讯，晓是晓得我在这里面的。”事隔不几天，“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材料，他自己也看到形势不对，也就开始替自己掩护而退却了。他散布说：“我幸亏是个性强，当时没有走进胡风小集团，幸而与贾植芳不对，被挤出泥土社。”事实上，第一批材料公布后，他还到泥土社去过，也有泥土社的人来找过他，通过消息。在这以前，他还准备把泥土社的人介绍到师大来教书呢。在参加了文艺界干部大会以后，回来就大嚷“毛发悚然”，又装糊涂地说什么“我平时喜欢乱说，如果那一个和我开开玩笑（意思是说那一个检举他的反动言论的话）就糟了。”

　　别的教师对他进行帮助，劝他交代清楚，他抗拒说：胡风问题不谈。而当别的先生问他别的胡风分子活动时，他就无赖地说：“我知道别人有什么问题，难道我和别人来往，还要打听别人的祖宗十八代么？”

　　当大家已经发现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时，他就说：“每一个运动里总要找一个对象。”又说什么是“民盟的同志跟他过不去”。想以此来迷惑别人的视线，转移目标。但是，人民早已掌握了材料，人民的眼睛已经亮起来了，胡风分子费明君是逃不出人民的巨掌的。

　　来源：《文艺月报》1955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