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革命分子路翎的两面手法

　　<吴雪>

　　全国解放以后，胡风反革命集团，就伪装革命，妄想长期潜伏下去，运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办法，“打进”我们的“肝脏”，采取“挖心战”术，来瓦解我们革命队伍，以图美蒋反动政权复辟。这个反革命集团头子胡风，就到处钻空子，一面“窥测方向”，“磨”他的“剑”，一面为他的党羽安插活动的地盘。

　　这时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正是刚成立不久，极需要剧本上演。胡风抓到这个时机，就连忙把他的骨干分子路翎打入剧院来；企图首先把我们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变成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据点。胡风当时认为剧院对他们“是一个适宜的地方”。由於党的领导，群众的觉悟，特别是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光辉照耀之下，敌人的原形逐渐暴露，阴谋没有得逞；但是那时我们的政治警惕性不高，没有嗅出这批反革命分子的血腥气，於是路翎就荫蔽和伪装得十分巧妙地混入了剧院。

　　在路翎未到剧院之前，不知从哪儿冒上来那么一股空气，出现了许多口碑：“路翎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有希望的作家”。路翎来了以后，他又故意在人前表现出“老实朴素”，“刻苦用功”的样子，老是装起一付“沉默寡言”，“谦虚微笑”的面孔。一时，我们为敌人所放出的种种烟幕所蒙蔽，在团结和帮助“青年作家”的善意之下，决定了排演路翎的剧本“人民万岁”即“迎着明天”。这个剧本的两个主人公，一个是流氓，一个是妓女，实际上是一部污蔑工人阶级、歌颂盲动主义和自发性的斗争的反动剧本。经过几度讨论之后，问题暴露得更明显，后来就决定停排了。

　　我们也曾想过，为什么路翎要把流氓和妓女作为工人阶级的典型来描写？为什么把工人都写成是变态的、歇斯底里的人物？胡风还到处吹嘘路翎是“最了解工人的作家”。路翎也公然以这样的所谓理论来抗拒我们对他的批评，说什么：“不要把工人了解得太概念，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不同，就是与苏联工人阶级也不同。中国工人阶级是被农民解放的。中国根本没有血统的工人，尤其是上海的工人，他们多是来自农村，本身即带有浓厚的、自私自利的封建意识。他们做工赚钱，为了回家置地；又因为生活在上海，所以蒙上了资产阶级的流氓意识与殖民地的奴性。”多么恶毒的污蔑啊！看来好像很有分析的样子，这与托洛茨基匪徒污蔑中国共产党是农民党的论调，不是如出一辙吗？但我们当时并没有从理论上去揭露和驳斥他，只觉这个人的思想问题极为严重，得慢慢教育，就放过去了。可怎么也料想不到，就是这个“有希望的作家”，在一九四七年将人民城市的解放说为“陷落”；就是这个“有才华的青年”，在南京解放时，宣称要用“坚实的，更好的工作”来“迎接苦难”。这样一个仇恨人民，坚决拥护反革命政权的家伙，自然要竭尽一切力量，来污蔑给他们带上了“枷”的工人阶级。

　　“人民万岁”停排以后，路翎接着就拿出第二个剧本“英雄母亲”，自称是“正面歌颂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反映当时上海反轰炸斗争的”。我们又为他这种虚伪的宣传所欺骗了，实际上他是借歌颂英雄，配合政治斗争做他的幌子，仍然偷偷贩运他们那臭名远扬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理论，和歌颂个人主义的私货。他描写这样一个女工，糊里糊涂就加入了共产党，又毫无群众基础，组织上却定要她当工会副主席兼护厂纠查队队长，还兼管合作社的帐目。她的丈夫是大革命时开城迎接过革命的老工人，可现在是个对革命失望的落后分子，经常打击他老婆；党也不帮助她，唯一的一个儿子，就在这次护厂斗争中牺牲了。她就这样单人独马，用胡风的话说应是“在血肉的挣扎中”，据说成长起来了，成为了英雄。今天看来，连“英雄母亲”这个名字都是一种讽刺。但当时我们并没有完全看出这些问题来，只觉得这剧情节不够真实，主人翁感情不够健康。只要作者能接受意见，愿意进行修改，我们是决心争取这个剧本上演的。於是我们组织了排演组，准备深入工厂，取得工人的帮助，一面体验生活，一面进行排演。这种做法，凡是一个要求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都无不欢迎的，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但路翎不然，因为一切丑恶的事，都是不能用阳光来照的。别有用心的人，自然会知道他的反动剧本，在工人锐敏的眼光下是会照出原形来的。但他又不敢公开反对，只好“联络”和他串通一气的几个主要演员，采取各种手段，暗中组织抗拒，企图蒙混群众，使他的反动剧本原封不动地上演。如到上海，他们这批人就提出种种藉口，不愿住进工厂去。这时胡风也正住在上海，对剧本的排演，表现了极大的关心。我们只知道路翎和胡风是“密友”，因而对胡风的积极并没有戒心；却没想到，反革命分子把这两个剧本的上演，认为是他们“使命太大”的反革命工作之一的。就在请我们吃饭的时候，胡风又唱起他“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的滥调，和发出：“工人也是人，人都有共通点，如果认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就是那样难於接近，这本身就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的谬论，企图阻挠和动摇我们下厂的决心，然而他并没有达到目的。

　　从上海回来，全剧人员即到天津国棉二厂，针对着绝大部分都是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具体情况，我们明确提出体验生活，改造思想，修改剧本，准备排演的方针。路翎知道阻挠不成，便采取各种抵抗的办法，如传播他的反动理论，积极地“拉拢人”，企图让人们不要深入到车间和工人中去。

　　初下工厂，人们都认为路翎“最有下厂经验”，都向他请教，提出怎样体验生活，怎样才能把体验生活与艺术创造结合起来等问题。他就在青年演员中散布：“体验生活的关键，主要看你是不是善於吸收，有吸收能力的人，只要几天就找到了东西，没有吸收能力的人，就是呆上几年也没有用。”这样就转移了部分原本思想上对体验生活就有怀疑的人们的改造思想的要求，都去考虑自己有没有“才能”，会不会“吸收”去了。刚到厂里，为了了解情况，我们请负责同志为我们作报告，并同劳动模范座谈。路翎就在背后散布：“还是多读读剧本吧！成天开会、座谈、听报告，积极是积极，但那不是艺术，这样就创造出艺术形象来了？”这样又把一些人从实际中引开了。如此等等谬论，再经过和他串通一气的几个人的辗转传播，造成一些人的思想混乱，纷纷提出；“我怎么也下不到生活里去！”这时我们又提出必须深入车间，参加生产，投入运动中，同工人交朋友。同志们都纷纷下到车间，帮助工人记帐，写大字报，作宣传鼓动工作，学习“接头”，“落纱”，“织布”，当下手，同工人打成一片。这时路翎和同他串通一气的几个人，抗拒的情绪是十分明显的；可表面上还是藉口说是身体太累，受不了，总是没精打采。他们有时到车间晃一下就走了，工人送了他们个外号叫“见回”（就是一见机器就回去，这是敌伪时监视工人的工头的名字）；成天关在小楼上喝茶、看书，工人又讽刺他们是“高干”（高级干部之意）；或则就是趁没人时跑到俱乐部下象棋，打克郎球，可以“蘑菇”半天。路翎还在下面散布这样的理论：“在会议上，在车间，谁不表现积极呀！这是假象。你到工人家里去看，喝了二两酒，骂老婆，打孩子，发发牢骚，烧香化纸，那才是最真实的，带本质意义的东西。”此时，厂里正接受织“军布”（支援抗美援朝）的任务，提出消灭次布的口号。为了鼓励工人们的生产热情，我们参加了送大红花的工作——给每一个生产小组画一朵大红花。每人占一个花办，谁出次布就记一黑点，花就不好看了。谁都喜欢自己组是一朵漂亮完整的大红花。并且谁得了大红花，我们就敲锣打鼓地送到组上，有时还当场即兴地演唱几句。这样，有不少组都达到完全消灭次布。全厂次布事件大减，工人们高兴异常；我们的同志们也废寝忘食地连夜赶画大红花。路翎等人这时却到处溜逛，有时应付着画两笔；同时在旁边冷言冷语地说：“真是，这样就学习到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啦？无聊！”

　　同工人们交了朋友，我们的同志们也深入到工人们的家庭里去，可我们看到的也是一片新的气象。他们最喜欢同我们谈解放前后的变化：从前咱们的生活是猪狗不如，现在孩子们也都上了学，能吃上能穿上啦。有的工人的住房，还是没收从前压迫他们的特务或工贼的逆产。工人们下工后，不是忙着开会，就是忙着上夜校，他们对今天充满着爱，对未来充满着向往。就是家属们也在忙着和平签名和清查反革命（因当时工厂正在镇压反革命，和发起和平签名运动）。可是路翎却又在同志们中间散布：“这都是表面现象，就是到了工人家里，也要善於去了解工人生活的另一面，每一个人都有他感情的阴暗面的。”还说：“你们不要只到那些劳动模范、积极分子家里，你到那些落后分子家里去看看吧！”路翎自己就是专门去接近个别落后的工人，甚至专上那有问题的人家里去串门子。有一次在工厂负责同志向我们作报告的会了，他竟公开地问：“你们厂落后分子有多少？”这是多么恶毒的破坏！可当时只当他政治上幼稚而已。工厂方面，也曾对他这些行动，向我们提出过怀疑；我们也想不通他为什么专门找碴儿，只认为他不过是有严重的思想毛病。可怎么也没想到，这就是他挂着“作家”的招牌，借着“收集材料”的名义来向我们进攻的一种手段。

　　为了研究剧本，帮助“作者”，车间的工人干部、劳动模范、积极分子，开了多次座谈会，提出许多宝贵的带原则性的意见，总的是“工厂不像工厂，工人也不像工人”。工人出身的作家大吕同志并善意地向路翎建议：“你不懂得我们的甘苦。如果你能来认真干干活儿，你的剧本就写好了。”当场路翎只是笑笑地说：“你们的意见都很对。你们也不见得就很了解工人吧！”事后就大肆污蔑和谩骂，说大吕不是工人：“他从前就在报屁股上写过文章，他不过是个旧知识分子。”“这些干部他们哪里懂得工人。”最可恶的是他攻击我们一位手被机器压伤、有些残废的工厂总支委员柳向日同志说：“一只胳膊摆来摆去，老是摆起一副教训工人的面孔，工厂交给这些人能干出什么来？”你看他对进步的工人，对共产党，怀着多深的仇恨啊！

　　剧本经过八个月时间，“作者”完全按照胡风密信的指示，坚决拒绝修改，我们只好停排了。路翎当面还装着很受感动的样子，并说：“几个月来我学习了很多。你们的意见，在理论上我是同意的，只是还不能通过作者的感情去接受它。这大概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吧！”可是背后却大骂剧院领导同志和导演是“不学无术”，群众都是“应声虫”，并趁势又作他们“拉拢人”的活动。路翎和与他串通一气的几个人，经常到胡风那里去发牢骚，胡风就说他人成立一个剧团，并说请我们剧院的某人某人作主要演员。

　　最近经过群众的揭发，暴露出路翎在两年中间，对剧院的破坏活动，也是十分猖獗的。他利用各种机会，巧妙地反对党的文艺思想领导。经常在群众中散布：“政治不是艺术”，“只有把戏演好，写出作品来才是真的”，以这种片面的观点，来鼓励大家抗拒思想改造，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有意抹煞一切进步作品，说“方珍珠”是相声；“龙须沟”浅薄；“在新事物的面前”是概念化的典型。在“尤利乌斯·伏契克”上演时，他在背后向某演员说：“你们干脆一个人背一块‘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标语牌子，到台上去游行好了。”就这样来污蔑说我们的文艺界为概念化、公式化所统治，把“真正的现实主义”闷死了。文艺整风运动中，大家都热烈地讨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路翎在小组会上是一言不发的，休息时他突然提出：“梅兰芳演‘霸王别姬’是什么方向？他的戏，从前资本家看，地主商人看，现在工人也看。”他就这样利用一部分同志对民族遗产缺乏明确的认识，企图使他们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发生怀疑。同时一会儿又故意引导大家争论梅兰芳先生的演技呀，一会儿又讲许多非常庸俗的笑话呀，就把这个严肃的讨论完全破坏了。

　　在“三反”“五反”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期中，路翎秘密地和胡风保持密切联系，接受指示，利用当时领导带头复查的空子，一反他在会上很少发言的惯例，不惜捏造事实向领导大肆进攻，并在会后向群众散布：“看吧，这就是我们的领导！”他抓住个别党员的缺点，来污蔑整个的党：“别看他们讲得漂亮，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实际上他们还不是在那里争名夺利。”在非党员面前说，“他们党员都是宗派！”又说：“他们党员中也有‘当权派’与‘非当权派’。”他以恶毒的诽谤与破坏，造成同志们对剧院的党和剧院的领导有了很深的成见，增加了我们工作的许多困难，这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当“人民日报”提出了对“文艺报”的批评，胡风认为是他们“打开了”一个“缺口”，大肆向党进攻的时候，路翎也装着自己是一个“被压抑的新生力量”，颠倒是非，造谣中伤，非常露骨地向党的文艺领导进攻。当时虽然揭穿了他的谎话，但毕竟没有完全识破他们的诡计。这个反革命分子，一面准备反扑，一面还到剧院来活动，布置同他串通一气的人，在文联来调查事实的时候，出面为他作证。当我们发起了对胡风的批判的时候，路翎一看风头不对，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装做万分诚恳的样子在剧协的座谈会上，作了假检讨，企图再欺骗人。可就在这个时候，他还跑到剧院来，偷偷指示某演员，写信给上海的一个胡风分子，要他也赶快进行假检讨。直到“人民日报”公布了三批材料以后，才把这个所谓“诚实的青年”，“有才华的作家”的两面派的反革命凶恶面孔，彻头彻尾地暴露出来。

　　我们太“不善於辨别在特殊情况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了，胡风分子路翎的罪恶事件，对我们是一次异常深刻的教训！

　　来源：《北京日报》 1955年7月1日